“调查清楚?”
王桂英打断他,手指重重地敲了敲桌子:“沈书记,难道冯娟被强奸不是事实吗?犯罪嫌疑人张启明已经承认了自己的行为,证据链也完整,为什么还要纠结那些细节?难道非要等到受害者被二次伤害,你们才肯判决吗?”
会议室里的记者们开始交头接耳,有的甚至小声议论起来。
沈青云的眉头皱得更紧了,王桂英故意回避案件的疑点,只强调强奸事实,就是想把舆论引向政法系统不保护女性,这背后的用意,恐怕和林东峰早上对法院的所谓“调研”脱不了干系。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穿着白色外套的女记者举起手来。
“沈书记,我有疑问。”
女记者没等其他人说话,便就直接站了起来,手里的录音笔举到嘴边,对沈青云说道:“刚才王主席说的很对,冯娟女士作为受害者,已经承受了巨大的身心伤害,现在她只是要求合理的赔偿,为什么司法机关还要斟酌?难道在你们眼里,女性受害者的诉求就这么不值一提吗?”
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像是在为冯娟鸣不平,旁边几个记者也跟着点头,甚至有人拿出纸巾擦了擦眼角,营造出一种感同身受的氛围。
沈青云看着这一幕,心里反而冷静了下来。
这种刻意煽情的场面,更像是提前排练好的,目的就是用情绪绑架事实。
或者说,如今的这些媒体记者们,最擅长的就是这一套。
“这位记者同志,请你先冷静一下。”
沈青云的声音依旧平稳,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看着对方缓缓说道:“首先,我要纠正你一个错误:犯罪嫌疑人张启明已经因为强奸罪,在三个月之前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这个判决早就生效了,不存在拖延的问题。现在法院正在处理的,是冯娟女士提起的民事诉讼,也就是她向张启明和其公司索赔两千万以及股份的诉求。这是两个不同的案件,不能混为一谈。”
他拿起案卷复印件,翻到民事诉讼诉求那一页,这才说道:“冯娟提出的两千万赔偿,包括精神损害赔偿、误工赔偿、后续治疗赔偿等,但根据《民法典》和相关司法解释,精神损害赔偿的最高标准是五十万,她提出的两千万远远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范围。而且,她要求的公司股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为张启明的公司是股份制企业,股份不属于个人财产,不能作为赔偿标的,法院需要时间核实这些诉求的合法性,这不是斟酌,而是依法办事。”
那个女记者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沈青云会把法律条款和案件细节记得这么清楚,她张了张嘴,随即又问道:“那案件里的疑点是什么?难道冯娟说的不是实话吗?你们是不是在偏袒犯罪嫌疑人?”
“我们没有偏袒任何人。”
沈青云的眼神变得锐利起来,一字一句的说道:“所谓的疑点,是客观存在的证据。比如,酒店监控显示,冯娟在被张启明抱着进入酒店时,双手是主动环绕着张启明的脖子,而且没有任何挣扎的痕迹。再比如,案件的关键证据,隔壁住客录的两分钟语音,里面只有冯娟同志的哭声,没有张启明的声音,也没有挣扎的声响,这些细节都需要和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才能还原完整的事实。”
他看向在场的所有记者,语气严肃的说道:“各位记者同志,你们是舆论的监督者,也是事实的传播者。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仅仅因为冯娟是女性受害者,就忽略案件中的客观疑点,忽略法律的规定,一味地支持她的所有诉求,这真的是在保护妇女权益吗?用性别作为甄别对错的唯一标准,用情绪代替事实,这不仅是对司法公正的不尊重,更是对其他真正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女性的不负责任,因为这种做法,会让妇女权益保护变成一种口号,一种用来绑架司法的工具。”
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刚才还在交头接耳的记者们,此刻都低着头,有的在快速记录,有的则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王桂英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她没想到沈青云会这么直接地戳破性别牌的本质,甚至还反过来质问记者的职业操守。
“沈书记,话不是这么说的。”
王桂英咳嗽了一声,试图挽回局面:“妇联的职责就是保护妇女权益,冯娟同志作为受害者,不管她的诉求有没有法律依据,我们都应该支持她,毕竟她是弱者,难道我们不该站在弱者这边吗?”
“弱者需要保护,但不是无原则的纵容。”
沈青云看着王桂英,眼神里没有丝毫退让:“王桂英同志,妇联应该关注的,是那些真正处于弱势地位、没有能力维护自己权益的妇女同志,比如被家庭暴力的农村妇女、被拖欠工资的女农民工、被性侵的未成年少女。而冯娟,她有稳定的工作,有律师团队,甚至还能频繁接受媒体采访、准备直播带货。她不是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她只是想通过舆论,获得超出法律范围的利益。妇联如果连这一点都分不清,那才是真正的失职。”
王桂英被说得哑口无言,手指紧紧攥着文件夹的边缘,指节泛白,却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会议室里的相机快门声停了,记者们看沈青云的眼神也从变了。
这位政法委书记没有回避问题,没有打官腔,而是用事实和法律说话,既坚守了原则,又没有否定妇女权益保护的重要性。
这跟她们最开始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