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谁关的?”
“一个男人。”阮捷抬起头,眼神里布满未散的恐惧,“他说他是殉道者。”
他咬牙似乎要说出更重要的内容,表情几次挣扎,像在压抑记忆深处那些无法承受的细节。
“除了我们五个,还有一个人……他说那人是地方贪官,叫‘付科长’。他把我们和那个付科长一起关进去,不给我们吃饭,灯一会儿亮一会儿灭,屋里全是化工废料的味道。三天后,他出现了。”
应泊坐在监控后面,身子一震。路从辜双臂交叉,眉头已皱紧。
“他说……要我们玩个游戏。”
阮捷说到这里,开始颤抖,声音已经哽咽:
“他说——只要我们之中有人能杀掉那个‘付科长’,那个人就能自由离开,但其他人都会死。”
“如果没人动手,五个人都能活……只要等到警方找到我们。”
民警慢慢把记录笔推近:“然后呢?”
阮捷脸色发白,声音像是从喉头硬生生拽出来的:
“我杀了他。”
沉默。
没有人说话。空气像被压进冰柜,连空气的震动都被凝固。
“为什么?”民警轻声问。
阮捷一时间无法回答。他的眼睛布满血丝,像经历一场长时间脱水的挣扎。他两手撑在腿上,呼吸急促,声音忽然拔高:
“你以为我们不想活吗?!”
“他手里有枪,一直盯着我们,我们不知道他藏在哪里……他说如果我们合力反抗,全体处决——我们五个人每天都在听付科长哭着求我们放他走,他说他有家有小孩,说他根本没贪,说那是栽赃——”
他眼神涣散:“可那人每天只放一次水和干粮,固定时间放,想吃饱就得抢,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断水断粮?”
“……第五天。”他忽然顿住,沉默了一阵才继续,“我动了手。那天凌晨,付科长体力透支,躺着睡着了,我拿了管道上的一截铁杆,把他……打死了。”
他说出这句话时声音极轻极细,却重得像铁水泼在地面上。
“第二天早上,我的房间门开了,地上放着新衣服,还有这封信。其他人……没等到警方。他说游戏结束,而我做了‘人类真实的选择’。”
“然后呢?”民警问。
“然后……放毒,其他人都被毒死了。”
应泊整个人僵住,脸色骤然苍白,额角的静脉突起。
路从辜没看他,只低声问向下属:“这地方,查得到吗?”
“已经锁定市郊那片废旧工业区,化工厂确实存在,但早在五年前就废弃封存。”
“去现场。”
路从辜已起身,转头看向应泊:“现在就出发。”
应泊站起身,却像是被什么牵住脚。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被玻璃隔开的年轻人——他脸上没有胜利者的快感,只有惊悸、悔意、沉沉的绝望。
他低头看着手中那封还未拆开的信,掌心已满是汗意,唇角发紧,嗓子像被灰尘糊住。良久,他像病人自己揭开尚未结痂的伤口,慢慢地,小心翼翼地,剥开封口。
纸张摩擦的声音极其微弱,却仿佛在耳边炸响。
信只有一页,字迹熟悉得刺眼,一如既往的工整、冷静、几乎近乎病态的克制。墨水浓淡适中,每一笔都像是刻上去的。
应泊的目光扫过开头那一行字:
“距离上次见面,应该过去整整二十一天。”
他深吸一口气,往下看,信中写道:
“我曾在旧书摊上翻过一本书,里面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个乡村法官,把一个偷面包的小孩吊死在村口,因为‘法律规定盗窃要偿命’。所有人都看到了,包括那个面包师,也包括那个孩子的母亲。孩子死后,村里治安大幅好转。”
“后来,人们问他:‘你就不怕别人说你残忍?’法官说:‘法律本就是冷的,正义本就是刀口舔血。你既然想让人信服,就不能怕沾血。’”
“我一开始也信这个,真的。但你看久了,就会发现,不是每个被吊死的都是小偷。有些人只是路过,有些人只是名字像,有些人只是……挡在‘法律’行走的路上。”
“而真正的盗贼,早就学会如何在法条之间跳舞,如何让‘正义’替他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