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按照当时一刀切式的工资计算办法,工资级别只看工作年限。”
对孔昊这么清楚,吴楚之是一点儿也不奇怪。
因为,这是当初他们父母面临的选择。
五六十年代,每家每户都是有好几个孩子的,一个设计院家属区大院里,通常有数百个同年龄段的孩子。
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子承父业的继续做工程师。
在当初的年代……
能吃饱饭才是第一位的。
所以,不少人都去做了工人,也有不少人去当了兵。
那会儿,想做工人,还得托关系。
在座的也是经历了那个脑力劳动如猪狗的年代,自然也心理了然。
甚至,没有那一阵的春风到来,他们这群人也没法坐在现在的位置上来进行高谈阔论。
说到底,作为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他们也是这次知识分子崛起的受益者。
“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生意人的腰包都逐渐鼓起来,个体户、万元户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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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知识分子除了每月领取微薄的工资,没有任何能够创造财富的机会。
‘教授卖烧饼’,‘医生摆地摊’的现象成为人们争相谈论的客观事实。
曾有人算过一笔账:1985年,一个茶叶蛋的成本为015元,市场售价为040元,一天只要卖出100个茶叶蛋,每月至少有750元收入。
而从事导弹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月薪最多不过400元。
‘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
这是80年代初社会流传相当普遍的一句大白话。
这句大白话,相当形象地描述了那个时代体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高于脑力劳动者的脑体倒挂现象。
而‘脑体倒挂’这样的现象,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
孔昊说罢,看了看会议室里众人的神色,见大家饶有兴致的在听,也放松了下来,越说越流利,
“当时,在国家的大力引导,拥有丰富科学知识的科技人才、拥有先进管理知识的管理人才逐渐成为香饽饽,人才战略也成为各级政府必抓的重要工作。
从90年代开始,全国家庭的年收入在快速的增长,但其中教授、医生、会计师、律师、工程师等传统的知识分子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社会平均数。
到了90年代末,当全国年平均收入增加到近万元的关口时,上述五个行业的平均年收入已突破10万关口。
当然这是个平均数,而非中位数,但是相对普通人而言,他们的收入是普通人的几倍以上。”
孔昊望着会议室里的众人,再也没有紧张。
毕竟这些东西,是他的亲身经历。
也曾经是锦城七中的社会实践调研课题。
当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让教育界最为触动的,并不是韩寒的《杯中窥人》。
而是另一篇文章,《来自沈庄的报告》。
这篇文章,促成了一次教育的探索乃至后续的改革。
中学教育不再崇尚讨论‘白马非马’、‘濠梁之辩’,而是除了课堂学习外,中学生需关注社会现实,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思考。
“当家庭的收入处于一个贫穷的阶段时,为数不多的收入,将被用来维持生计,投入教育的成本将会大打折扣。
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产家庭的教育资金相对来说比较充足。虽然算不上特别富裕,达不到学生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程度。
但他们对于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也远高于普通人,计算机这样的重要未来生产力工具,成为了他们满足基本家电配置后的首选。
于是在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家庭计算机销量在经济下行的大趋势里依然保持着快速的增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