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账完成后的第二天,原始检测报告被替换。
三天后,五名死者家属签下所谓劳务纠纷补助协议。
七天后,事故调查结论正式出炉。
“马振东没有拿到一分钱。”
田国富开口。
“他的银行卡、配偶账户、子女账户,没有发现异常资金。”
“事故之后,他被撤职,背了处分。两年后查出重病,连治疗费都是亲属凑的。”
“真正拿钱的人,却在替他写认罪书。”
会议室里只剩翻页声。
祁同伟调出第四组材料。
项目验收表、资金拨付单、专家意见替换记录、伤员转移命令,按照时间排列在同一条线上。
施工单位提出停工。
指挥部要求赶工。
检测机构报出不合格。
专家意见被抽走。
事故发生后,调查组瞒报伤亡。
赔偿款通过关联企业支付。
最后,再由审批、验收、调查三套程序共同盖章。
每一步,都有人签字。
每一层,都有人受益。
“基层有责任,可以查。”
祁同伟合上文件夹。
“马振东是否存在违规操作,也可以继续核实。”
“但谁想用一个已经去世的施工负责人,替审批的人、拿钱的人、改报告的人、压伤亡的人一次性结账,我不同意。”
一名副秘书长低声说道:“祁省长,追责总要有边界。”
“当然有。”
祁同伟拿起钢笔,在责任链上划出四道线。
“现场操作,查直接责任。”
“违规赶工,查管理责任。”
“报告造假,查审批和验收责任。”
“利益输送,查违纪违法责任。”
“谁签字,谁说明。”
“谁收钱,谁交代。”
“谁打招呼,谁承担。”
他看向众人。
“这就是边界。”
“不是职务低的人负责,职务高的人尊重历史。”
“更不是活人坐在台上谈大局,死人躺在地下背全责。”
几名干部同时低下头。
陈建明终于放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