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再没有声音。
祁同伟补了一句:
“请转告县里。项目可以重新申报,事实不能重新改写。”
电话挂断后,陆亦云看着他。
“他们可能会把压力转到赵省长那里。”
“已经转了。”
祁同伟指了指桌边刚送来的内部简报。
简报显示,过去两天,三个地市的主要负责人先后向省政府主要领导汇报项目审批困难。
措辞都很克制,却反复提到一句话。
“全省项目不能因为个别历史问题停摆。”
与此同时,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即将调离的消息,也在省政府内部传开。
政法系统几名干部私下议论。
“祁省长现在太强势了,要是换个业务口,未必不是另一条路。”
“这次查得太硬,得罪的人多了。”
“调不调,不是我们说了算。”
祁同伟听到这些话时,只把一份材料交给公安厅办公室。
“人事消息没有正式文件前,不议论。正式文件下来后,按组织安排执行。”
他没有解释,也没有追问消息来源。
但当晚,省纪委办公厅收到了一份新的监督台账。
台账首页只有一行字:
“重点项目审核期间,所有请托行为与项目审查结果同步留痕,任何人不得以撤回、改名、换主体方式消除既有事实。”
田国富看完后,没有批示,只让工作人员把台账存入专项监督档案。
赵立春办公室内,保密电话连续响了四次。
第一次,来自金山县。
第二次,来自吕州市。
第三次,来自一名退休干部的秘书。
第四次,电话那头的人没有再谈项目细节,只反复强调一句话:
“祁同伟这样查下去,迟早把全省都查得无法动弹。”
赵立春放下电话,看向桌面上越来越厚的请托名单,沉声道:
“那就让他在党组会上解释,什么叫全省大局。”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前,省委办公厅的一份材料已经摆到了几名副省长和厅局负责人的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