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热病爆发后的第三个月,若拉·陆斯恩失去了与组织的一切联系。
她的脸逐渐从斯嘉丽的明媚张扬退缩成属于她自己的平静冷淡。好在这张脸并不是美国人熟悉的──一路搭顺风车,也能抵达洛杉矶。
进入市区是下午四点,阳光从西边斜射进来,把道路两旁车辆里每个人的脸切成两半──一半亮着,一半在阴影里。若拉靠窗坐着,看着那些棕榈树从低空掠过,像一排排枯瘦的手指,指着天空。
洛杉矶还在。这是她想到的第一件事。
航站楼里人很少。电视屏幕上滚动播放新闻:国民警卫队驻守在圣莫尼卡海滩,尸体袋库存告急,疾控中心的发言人在电视台的摄像头前大放阙词,说,“一切尽在掌控”。免税店关了大半,剩下的几家也没人光顾。若拉拖着行李箱走过空旷的机场通道到达大厅,高跟鞋的鞋跟敲在地砖上,一声一声,像是倒计时。
三个月前,她和伦敦彻底失去联系。伊斯坦布尔的线人死了,加密频道静默了,所有预设的应急方案都启动了,但没有人出现。她不知道是自己被放弃了,还是伦敦已经被红热病烧成了灰。她的通讯手表,身份,连带着作为特工的一切永远丢在了拉斐特某个废弃实验室距离地面几十英尺深的地下。
若拉眨了眨眼睛,在她被组织精心培养安排的、确定的、不需要思考意义的人生中第一次出现了迷茫──她要做什么?
这太哲学了,若拉心想,她才不是一个因为思考就能够崩溃的圣人呢。即使不知道要做什么,也有朴素的活法。第欧根尼尚且可以在木桶里享受阳光,她又有什么理由不在好莱坞的公寓里快乐呢?
出租车驶上405的时候,她摇下车窗。风从太平洋吹过来,咸的,湿的,混着别的东西──焚烧的气味,消毒水的气味,还有某种更深的、正在腐烂的甜腥。
若拉知道那是血,因为她见过血的味道。她的灵魂渴望血,但她必须克制,像是对抗一个如影随形的怪物一样。她低下头,重重地喘息了一下,像是在赶走一只烦人的苍蝇:不,不可以。
迷乱的、像是过电一样让她痉挛的渴望的幻觉像潮水一样一波一波涌来,又一波一波无可奈何地褪去。等她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她知道自己又成功了一次──她成功战胜了自己的贪婪的欲望,她做了正确的事情,这不需要理由。
两个月前,第一例红热病在圣费尔南多谷被发现。感染者先是高烧,然后在四十八小时内失去意识,最后身体里的水分被抽干,只剩一具干瘪的躯壳。一开始人们普遍以为是新型病毒,直到一部分幸存者从高烧中醒来,眼睛变成红色,身体像树干一样被一条条肌肉缠绕覆盖,修长有力,能做出一些“人”不该做到的事。
他们还是“人”吗?没有人说的清楚。这又是一个哲学问题,人究竟应该如何定义?是灵长类哺乳动物的一种,还是情感上能够独立思考的生命?该用什么样的数据指标才能量化普通人和被异化的“人”的区别呢──如果我们暂且把它们当作“人”的话?
洛杉矶的夜晚从此不再黑暗。那些觉醒者不需要睡眠,他们在街头游荡,眼睛在暗处发着幽暗的光,像一群被诅咒的恶魔,又像是一群被上帝祝福的圣徒。
出租车停在西好莱坞一栋老公寓楼前。若拉付了钱,提着箱子走进去。沿着楼梯一直向上,来到三楼C室。门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纸条:斯嘉丽·萨特。
她用钥匙打开门,像是一个演出散场后仍然要走上舞台,履行一个不需要她的约定,走进那个属于情报特工若拉·陆斯恩的生活。
这间公寓是几个月前组织为若拉的脱身准备的──一个从新奥尔良搬来的寡妇,丈夫死于红热病爆发之前的某场“意外”,留下一笔不多不少的保险金。证件是真的,照片是若拉自己的,连邻居偶尔能在附近看见的一个沉默寡言的女人也是组织派人扮演的。
若拉把行李箱打开,开始慢条斯理地布置,就像以往每一次任务那样有条不紊。枪藏在床垫下,现金分三处,证件放在随手能拿到的地方。做完这些,若拉终于没有事情可以做了,终于没有什么可以来消磨她的时间了,所以她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街道。
日落大道上的人比往常少。那些曾经挤满游客和追梦人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些神情警惕的本地人,和一些神情更加警惕的外地人。街角的便利店门口排着长队,人们等着买面包和水,脸上的表情和任何时代排队的人都没有区别──那种既绝望又认命的、知道一切都会更糟的表情。
远处传来一声枪响。若拉对于枪响习以为常,连眼睛也没有眨。三秒后,第二声,第三声,砰、砰。然后是警笛声,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
红热病之下,这座城市展现出比任何专家预言末日到来时都要强的适应能力。秩序没有崩坏,政府没有垮,物价没有飞涨,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努力不给国家添乱,好好活着。
习惯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市民们已经习惯了枪声,习惯了警笛,习惯了每天早上醒来,不去看电视机上的遇难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