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她从来就不是“自己人”。
美国?太遥远了,隔着大西洋,远得像是另一个世界。苏联呢?或许可以想办法向东逃,她的俄语还算流利,日常交流不成问题。可之后呢?
苏联人会信她吗?一个德国女人从西方叛逃而来,等待她的只会是无穷无尽的审讯,也许一年,也许两年,也许永远。
又或者冻毙在某个西伯利亚的劳改营里。
她孤身一人,在这片密林里踽踽独行,像一只被遗弃的野猫,一直都是这样,从来都是。
绿眸女人停下脚步,重重靠在一棵云杉树上,闭上眼睛,试图让混乱的思绪平静下来。
可眼前不受控地闪过很多画面来,不是任务,也不是这些年的厮杀与伪装。而是另一件事,另一个“战场”,另一个男人。
他死在她怀里。“替我活着。”他说。
伊尔莎猛地睁开眼,后背死死抵着树皮,眉头紧锁,呼吸急促。
八年前的柏林,米特区。
那间小小的公寓。窗台上养着红色的天竺葵,开得热烈如火。阳光柔和地洒进来,花瓣上闪着光。一个男人站在窗前,侧过头对她笑。
这是伊尔莎记忆里最温暖的画面。
每一次濒临绝境,在她闭上眼准备就此放弃时,这个画面总会浮上来。
她认识他那年才十九岁,刚从护理学校毕业;他二十二岁。
她是米特区医院的实习护士,他是内科的住院医。第一次相遇在急诊室,她手忙脚乱地递错了器械,明明要的是剪刀却递了镊子。在她反应过来时,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等着挨训。
他没生气,只是笑了笑:“没关系,慢慢来。”
那笑容太过温柔,温柔得她后来每次想起来,都像有把钝刀在心脏上割。
他叫丹尼尔·戈德斯坦,犹太人。出生在柏林赫赫有名的医生世家,祖父是夏利特终身教授,父亲是柏林最有名的心外科医生,他本人也是医学院的优等生。这些头衔,她都是后来才知道。
可她不知道这些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他了。知道之后,更喜欢了。
因为他从没把这些光环当回事。他眼里只有病人,脏兮兮的流浪汉被送进急诊室,别的人都绕道走,只有他蹲身过去检查。“在死神面前,国王和流浪汉都是平等的。”
她信这句话,也信他,他们在一起了。
十年恋爱,吵过架,红过脸,分过手又和好,第十个纪念日那天,他求婚了,在他们租的那间小公寓里,捧着刻有iap;d字样的铂金戒指,单膝跪地。
“伊尔莎,”他声音有点颤,脸也有点红,“等明年我升了主治,我们就结婚,好吗?”
她笑着点头,泪水却先落下来。
她从小就没了父母,他就是她的亲人,她的家,她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落脚处,后来她总忍不住想,如果时间能停在那一天该多好。
停在窗台的天竺葵前,停在她点头说“好”的那一刻。可时间从不会为任何人停留。
纳粹上台了,街上挂满了卐字旗。
一开始只是小事。医院里的雅利安同事开始用疏离的眼光看他,病人开始拒绝犹太医生的接诊,他的门诊量越来越少,排班总被挤到凌晨。
从被禁止做主刀,到不允许进手术室,他被调去处理那些最脏最累的活,可他什么都没说。
那时,他们家的犹太朋友纷纷买船票准备逃往美国,而他父亲说,“只要勤勤恳恳,不犯法,不惹事,他们找不到理由为难我们。”
他依旧每天照常上班,照常看病,照常回家陪她。晚上拥她入眠时,还是那么温柔。
可后来事情越来越严重。
叁月,纽伦堡法案的补充条款出台,他们全家被迫戴上黄色大卫星袖标。
他父亲选帝侯大街的诊所被砸毁,第二天,他的行医执照被吊销,叁十年的行医经验,救过的人命,发表过的论文,一夜之间全部作废。
他的妹妹不能再去上学了。十四岁的女孩子,每天蜷在扶手椅里,望着窗外发呆,有时候她会问:“伊尔莎姐姐,我以后能做什么?”她不知该怎么答。
他的母亲出门买菜,被邻居的孩子扔石头。回来时,头发上还沾着泥点,却还强撑着笑容:“孩子们闹着玩呢。”
再后来,他父母位于夏洛滕堡区的宅邸被没收,那些传承四代的家具,那些他父亲收藏了一辈子的医学典籍,全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