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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荆公都被这个关卡卡住了，何况乎其余！

所以，现在这个局面，才真让人恍兮惚兮，匪夷所思——因为，因为据王棣与陆宰刚刚一瞥的共识，至少在仓促之间，他们还真没在散人的信口胡诌中发现啥问题！

这这，这不对吧？

“……借鉴。”陆宰缓缓道：“敢问苏先生，借鉴的是什么高论呢？”

“就是一些关于实践的理论吧……怎么了呢？”

怎么了呢？什么“理论”，能够刚好补全新学的缺失，并且将整个体系推进到百年间无人可以企及的地步？——这样的东西，是可以轻描淡写，一句“怎么”一笔带过的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以武侠作比；当年林朝英点出王重阳武功的破绽，尽破全真心法；王重阳殚精竭虑，依旧无法弥补。直到华山论剑后得到《九阴真经》，读过数页恍然大悟，登即推陈出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么，即使身为路人，先前从未听过这部经书的名字，到此时也该能立刻醒悟，明白此书的境界更远超林、王乃至天下一切高手，以至于只要领悟得其中一星半点的影子，都可以脱胎换骨、迥然不同凡俗；大家为此经书拼死拼活，确实不算枉然。

同样的，如果真有什么“实践的理论”，可以仅凭一点浮光掠影的印象，就弥补王荆公苦思不得其解的根本疏漏，那么这个理论的水平，恐怕—

王陆二人固然不如荆公，但见识学问，自也非凡；所以稍一思索，自然明白这点差距的惊人之处，于是相顾无言，神色呆滞——他们虽然没有见过真经的全貌，但管窥蠡测，终于也瞥见了一点真经的影子；而仅这一点影子的效力，便足以让人大脑当机，根本反应不及！

不是，所谓“不学有术”，居然能有术成这样么？

如此愕然许久，王棣终于喃喃出声：

“……你只说是借鉴，那么有何出典呢？”

苏莫绞尽脑汁的想了一想，pass掉一堆一听就不像是有典故的说辞，小心翼翼开口：

“实事——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陆宰立刻道：“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汉书——汉书——”

汉书在儒家经典中的鄙视链地位，还是低了一点呐。

王棣稍一沉吟：

“《易经·系辞》云：‘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显诸仁，藏诸用’，嗯，显诸仁，藏诸用……”

——天地的大道隐藏在实际的运用之中，体会到了大道就能够得到智慧；只不过大家日日使用、日日熟悉，没有详加思考、探索，反而茫然不知；所以要在实践中反复体察，才能够“显诸仁”。

顶级高手就是顶级高手，这一段引用与“实事求是”的用意其实相差无几；但是简单的转换之后，却将鄙视链骤然提升到无以复加的地位——《汉书》不过是班固班大家的手笔；《易经·系辞》可是文王和孔子的著作！怎么，你胆敢违背这两位圣人？

有两位圣人作保，这什么“实践求知”的理论，在儒学上的靠山算是牢靠得不能再牢靠。苏莫心下佩服之至，又道：

“还请两位不吝告知，这套办法真能交代得过去么——交代不过去，我也没办法了！”

用新学缝上半本实践论，可以交代得过去么？这要都交代不过去，他真没辙了！

王棣：…………

除了震惊于天阶功法的一点影子之外，他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苏莫这种态度——没错，从理智上反复思虑，借鉴了那本奇特功法的只言片语之后，新学的根基貌似还真被补上了，荆公晚年的缺憾，貌似真有了一个完满的答案——可是，在如此关键、紧要，将来搞不好还能上回忆录的珍重时刻，你怎么能这样的随随便便、一掠而过，仿佛浑然无所谓呢？

——你这什么态度？！

说实话，对于一个纯粹、一生追求大道的儒生而言，后者的刺激恐怕更大于前者。所以小王学士非常之自然的无视了苏散人的无礼，直接询问陆宰：

“以此情形，师兄以为……”

师兄以为，这个说法可以过审吗？

陆宰，陆宰的嘴唇开合数次，终于有气，有气无力的开口：

“但凭做主。”

他自己实在没有在这一套找到什么明显的瑕疵，但又怕贸然过审，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比如说，让师门蒙羞，损害新学名誉什么的；所以目视王棣，也只能期期艾艾，言语迟疑。

两位师兄弟面面相觑，终于不约而同，彼此长叹了口气。

显然，他们都意识到了，如果说这套理论真找不到什么瑕疵，那么他们等于是完成了新学的最后半步，奠定了荆公升入圣贤的基础……可是，这样庄重、严肃、足以永垂不朽的伟大时刻，怎么会这样平平无奇的发生呢？足以与这个时刻相搭配的宏大气氛、庄重烘托，各色前情提要和铺垫呢？你这也太不符合常识了知不知道？！这种玩意儿就是写在小说里，也要被人骂草率的！

大概是这个感觉太过怪异，所以王棣自己也没法决断；如此对视片刻，还是只有摇摇头：

“再看看吧！”——

作者有话说：《宋朝历史研究》：王安石后数十年，其孙王棣著书立说，宣扬所谓荆公晚年的遗作，以“实践求知”弥补新学在方法论上的疏失；经此补全，新学终于臻至圆满，逻辑与方法论均无可挑剔，而立意更是迥然高拔，大大超出其余学说一个身位；所以后人评述，都认为这一次补缺实在有神仙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的奥妙——着此一笔，则境界全出，从此脱离传统儒学的窠臼，踏入了哲学新的时代。

实际上，后世对于荆公新学的发扬，都更多只注重于作为补丁的“实践理论”，而非新学中长篇大论的什么儒学论述；新兴的阶级也更痴迷于新学在方法论上重大的创新，对于旧有哲学体系几乎摧枯拉朽的破坏力；而并不怎么愿意理会学术性内容；这也是新学年深日久、逐渐变异，甚至被人称之为“实学”的缘故——关于实践的理论过于出色，以至于原本的学术论述反而无所谓了。

当然，正因为这种超凡脱俗、点石成金一样的“过于出色”，所以后世有大量人怀疑王棣宣称的所谓“王荆公晚年成果”的可信度；不过，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