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二年二月,南唐的搬家队伍浩浩荡荡地从金陵出发,往洪州(现南昌)去了。
说是“浩浩荡荡”,其实更像一场大型逃难。李璟坐在车驾里,脸色不太好看。他刚跟后周打了几仗,输得干干净净,江北十四州全没了,帝号也去了,如今只叫“江南国主”。金陵就在长江边上,后周的战船要是顺流而下,早上出发,下午就能到他宫门口。李璟越想越睡不着,一拍大腿:搬。
群臣的反应很一致:不想搬。
“陛下,金陵是根本之地,六朝皆都于此,岂可轻弃?”有人这么说。
“洪州僻陋,宫府未备,迁都恐动摇人心。”有人这么说。
李璟听不进去。他需要一个离长江远一点的地方,远到后周的马蹄声传不过来,远到他晚上能合眼。满朝文武里,站出来支持他的只有一个人——枢密使唐镐。
唐镐大概是这样说的:“陛下圣明。金陵太靠前了,洪州在上游,有回旋余地。况且南昌府新修宫城,长春殿也快完工了,去了就能住。”
这话听起来很体面。李璟很满意,升洪州为南昌府,定为南都,大兴土木。皇城照着金陵的样子修,长春殿是核心工程。修城的劳役一茬接一茬,民间的怨气也一茬接一茬,但李璟顾不上了。他只想搬。
到了二月,真搬了。文武百官、宫眷、仪仗、文书、细软,乌泱泱往南走。李璟把太子李从嘉留在金陵监国,自己带着大队人马进了南昌城。
然后他傻眼了。
南昌城比想象中小得多。宫城是修了,可除了宫城,几乎没有能安顿人的地方。三省六部的衙门挤在民房里,官员们上班像赶集,你踩我的袍角,我碰你的笏板。中书省和门下省挨着,两边的属吏说话稍微大点声,对面就能接茬。六部更热闹,据说吏部的人去户部借张纸,要侧着身子从两个人中间挤过去,回来的时候纸皱了,人瘦了。
“宫府营廨,皆不能容。”史书上这七个字,写尽了当时的狼狈。
住的问题更麻烦。跟着来的官员家眷,有挤在客栈里的,有租民宅的,有干脆在衙门的廊下搭铺的。南昌的春天湿气重,被子能拧出水,北边来的官员们一边打喷嚏一边互相安慰:“忍忍,忍忍,陛下说了,这是权宜之计。”
权宜了不到两个月,群臣开始集体思归。“日夕思归”——白天想,晚上也想。想金陵的宅子,想金陵的菜,想金陵的秦淮河,甚至想金陵那个让人提心吊胆的长江前线。有人私下嘀咕:“后周打过来,好歹是死在自家屋里。在这儿,死都不知道往哪儿摆。”
李璟自己也快崩溃了。他以为搬到一个清静地方能喘口气,结果清静是清静了,清静得连上朝都没个好地方。他坐在长春殿里,看着底下挤成一团的臣子,再想想金陵的宫殿和城墙,一股火往上顶。
《南唐书》记了一笔很生动的细节:李璟“悔怒不已”。悔到什么程度?有人跟他说,当初都是唐镐撺掇的。李璟咬着牙说了一句:“欲诛始谋者。”想把当初出主意迁都的人杀了。
唐镐听说了。
这位枢密使当初在朝堂上力排众议,是唯一站在李璟这边的人。如今群臣怨声载道,皇帝要找人背锅,第一个就是他。唐镐没有上书辩解,也没有去找李璟哭诉,他“惭惧”——又羞又怕,然后“发疾卒”。病了,死了。
一个赞成搬家的人,被搬家的后果吓死了。
李璟大概也没有真的下旨杀他。唐镐死在了李璟的怒气前面。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但南昌的日子还得过,而且越过越短。从二月搬进来,到六月,李璟在南昌待了不到四个月。这四个月里他病了,病得越来越重。六月,崩于长春殿,四十六岁。
临死前,他留下一道遗令,写得明明白白:“留葬南都之西山,累土数尺为坟。”就埋在南昌西郊,坟头堆几尺土就行。最后还加了一句狠话——“违吾言,非忠臣孝子。”
这话表面上是交代后事从简,底下还有一层:他不想回金陵了。一个活着的时候从金陵跑出来的人,死了也不想回去。金陵有他丢掉的江北,有他去掉的帝号,有他不想面对的一切。埋在南昌西郊的几尺土下面,好歹是自己的选择。
可他儿子不干。
李从嘉在金陵监国,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也接到了那道遗令。他的反应很干脆:不遵。
灵柩运回金陵的时候是七月。有司小心翼翼地提了个建议:先帝的棺椁,按礼制不宜再进大内正殿了,是不是在外面找个地方停放?李从嘉说不行。他坚持把灵柩抬进了正寝。那个他父亲仓皇离开的地方,那个他父亲到死都不愿再提起的地方,他把他父亲送回去了。
然后他即位,改名李煜。
李煜登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黑色幽默。
他是李璟第六子。按顺序,皇位离他挺远的。但他有一个哥哥,太子李弘冀。李弘冀是个狠角色,据说曾经毒死过自己的叔父,手段利落。而李煜呢,史书上说他“广颡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额头宽,脸颊丰满,牙齿重叠,一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在五代那个迷信的年代,“重瞳”是圣人的标志,舜和项羽都是重瞳。李弘冀看着弟弟这只眼睛,越看越不顺眼。
李煜很识趣。他给自己起了一串别号:钟隐、钟峰隐者、莲峰居士。意思很明白:哥,我对皇位没兴趣,我就想在山里写写词、画画竹子。他“覃思经籍”,一头扎进书堆里,不问政事。
然后李弘冀死了。死得挺突然。李煜前面的几个哥哥也早就没了。皇位像一件没人要的旧棉袄,转了一圈,落在了那个一直躲着它的人身上。
李煜在金陵即位的时候,他父亲刚死,灵柩还停在正寝里。他“居丧哀毁,几不胜”——哭得几乎撑不住。这里面有多少是丧父之痛,有多少是对自己莫名其妙当了国主的茫然,大概连他自己都分不清。他派人去宋朝上表,报告袭位,贡了金器两千两、银器两万两、纱罗缯彩三万匹,态度极其恭顺。宋朝那边回了一封诏书,从此不再叫他的名字,只称“国主”。
南唐的最后十几年,就这么开始了。一个不想当皇帝的人,坐在一个越来越小的国家的皇位上,写着他那些后来让无数人掉眼泪的词。
李焘说
李焘修《长编》到建隆二年,把李璟迁都、病逝、李煜即位这条线干干净净地串了下来。但他没有把“留葬西山”的遗令和“殡于正寝”的选择放在一起议论。这很像李焘的风格:事情摆在那里,因果自己会说话。一个父亲说“别把我送回去”,一个儿子偏要送回去。李焘只记事实,不写心理。可读的人很难不多想一层:李煜送回去的,到底是他父亲的灵柩,还是他自己对金陵那座城、那个位置的最后一点执念?至于唐镐之死,李焘也没有多费笔墨,只在“群臣日夕思归,景悔怒不已”后面轻轻带了一笔。一个赞成搬家的人,被搬家的后果吓死了——这种死法,放在整部《长编》里,都算得上一种格外沉默的讽刺。
作者说
读这段历史,最容易读出来的教训是“别瞎搬家”。但这太浅了。李璟迁都,怕的是后周;可后周并没有因为他搬了就不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搬到哪里,而在于搬的人自己已经不想打了。一个从战场上退下来的人,搬到哪里都觉得不安全。洪州不是金陵的替代品,洪州是一间避难所。避难所的特点是:你住进去的时候觉得终于安全了,住进去之后才发现,你只是换了一个地方不安全。
更有意思的是李煜。所有人都说他是“被迫”当皇帝的,哥哥死了,轮到他了,他没办法。可他即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父亲的灵柩硬生生抬回了金陵正寝。一个一直用“钟隐”这个名字躲事的人,在那一刻做了一件极其不“隐”的事。也许李煜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隐士。他躲的是李弘冀的刀,不是责任本身。刀没了,责任落下来,他接住了。只是接住之后,他花了十几年时间,在词里反复咀嚼这个“接住”的代价。南唐的悲剧,从李璟搬出金陵那天就写好了;但李煜的悲剧,是从他坚持把灵柩搬回去那天才真正开始的。
本章金句:逃跑的人选了个地方埋自己,没跑掉的人替他选了回家的路。
如果你是李煜,面对父亲“留葬西山”的遗令和金陵正寝里那张空着的灵床,你会遵命把父亲留在南昌,还是像他一样,不管遗令怎么写,先把人抬回去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