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伟一夜没睡。
天还没亮他就睁着眼睛,听车轮咣当、咣当地碾过铁轨接缝,一声一声,像是有人在替他数着还剩多少里路。从山东泰安到上海,整整十九个小时。
硬座上坐得屁股发麻,他还是每隔一阵就伸手去摸一摸怀里那个帆布包。
包里装的东西不多:一套换洗衣裳、一双新买的解放鞋、母亲缝的蓝布枕套,还有半袋子炒得发香的地瓜干。
枕套上绣了四个字:好好念书,针脚歪歪扭扭,是母亲借了邻居家的顶针,在煤油灯底下熬了三个晚上绣的。
他把手伸进包里,摸到那层布,指腹在纸上一寸一寸地擦过去,忽然鼻子发酸。
窗外的天由黑转灰,再由灰转出一层淡青。
一九七七年二月,江南的冷和山东不一样。
山东的冷是刀,刮在脸上生疼,进屋烤烤火就活了。
上海的冷是水,慢慢渗进棉袄里,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戴伟把军大衣的领子往上翻了翻,还是冷,可心里是热的,热得他坐不住。
前面就是上海了。有人在车厢里说了一句。
整节车厢
地一下醒过来。有人爬起来扒窗户,有人手忙脚乱地捆行李,有人对着小镜子抹头发。
戴伟也站起来,膝盖
地响了一声。
他的喉咙发紧。他不是没出过远门的人,他当过公社的报道员,跟着拖拉机去过县城,跟着地委的车去过地区。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是去复旦。
火车进站,汽笛拉得又长又尖。
人潮从车厢里涌出去,又被站台上的人潮顶回来。
戴伟背着包,被人推着往前走,脚底下的解放鞋踩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啪嗒、啪嗒。
他从来没听过这么密的脚步声。几千个人同时走路,那声音像下大雨。
接新生的车停在外头。戴伟刚把脚踩到车门踏板上,还没来得及往下看——咚!咚!咚!锣鼓声劈头盖脸砸过来。
那声音不是敲出来的,是泼出来的。
一面大鼓,两面铜锣,还有几副小镲,敲得人耳朵嗡嗡响,胸口发麻。
戴伟一愣,脚就停在半空。紧接着哗啦啦一群人扑上来,伸手就抢他背上的包。
同学!同学!哪儿的?行李给我,我给你扛!中文系的吧?中文系在这边!路上累不累?饿不饿?
戴伟被七八只手同时按着,愣是没敢动。
他后来一直记得那个瞬间:那些脸,一张一张全凑在他眼前,红扑扑的,冒着热气,笑起来连眼角的细纹都在抖。那种红不是晒出来的,是血往上涌的红,是高兴得憋不住的红。他一路憋着的那口气,地散了。
他被裹着往前走。锣鼓在前头开路,人在旁边挤。
我们的学校——一个梳麻花辫的女生拖着长腔喊,欢迎新同学——后头一群人跟着哈哈大笑。
戴伟只能偷眼打量。
校园里到处是红横幅。热烈欢迎工农兵学员入学,一条一条挂在梧桐树杈上,风一吹,横幅鼓起来,像一串红色的帆。
满地都是蓝灰卡其布的中山装,上衣四个口袋,扣子一直系到最上面那颗。
女生大多是齐耳短发,或者两条麻花辫,辫梢上扎着素色的橡皮筋。
没有一件花衣裳,没有一条裙子。可就是这样,戴伟忽然觉得,这地方比过年还热闹。
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他早上还在火车上,心里凉得像块冻土。
这会儿,校园里那些笑脸、那些敲不完的锣鼓、那些同学同学的喊声,把他心里那个空落落的大窟窿,一点一点填上了。异乡,也不过是远在异地的新家。
戴伟笑了。他自己都没发现自己在笑。
后来他才慢慢明白,为什么这一届的接新生,搞得这么泼天。
那是上海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