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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徽下的誓言上（第4页）

两人都拿出了自己手里的“证据”——两张泛黄的纸，纸边都已经卷了毛，据说是当年分地时的地契。我接过来看了看，上面的字迹模糊不清，墨迹都有些洇开了，而且边界描述得也很笼统，什么“东至老槐树，西至小河沿”，几十年过去，老槐树早没了，小河沿也改了道，根本没法作为确切的依据。

我按照惯例，拿出卷尺，在两人的监督下测量了一番，卷尺的刻度在阳光下有些刺眼。又比对了一下村里的土地台账，台账也是手抄的，字迹潦草，数字后面的单位都有些模糊。最后给出了一个我认为公正合理的处理意见：“以现有墙体为界，刘老大把柴火垛挪回自己家那边，李老五也不能再往刘老大地界这边扩建。”

可没想到，这个意见遭到了两人的一致反对。

“不行！这墙是他当年偷偷往外挪了半尺才修成的，凭啥以墙为界？”刘老大梗着脖子喊道，唾沫星子差点喷到我脸上，“我爹在世的时候就说过，这墙根底下埋着界石，不信咱们挖开看看！”

李老五也跟着嚷嚷：“就是！这地界儿本来就该以老榆树为准，他那墙就是违建！周警官，你可不能偏听偏信啊！”他的声音里带着委屈，仿佛受了天大的冤枉。

围观的村民也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的说刘家占了便宜，有的说李家不讲理，还有人翻出了两家以前的旧账，场面一时有些混乱。我皱着眉头，感觉这事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就像一团乱麻，找不到线头。调解陷入了僵局，我站在中间，被两边的唾沫星子夹攻，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晚上回到所里，我把自己闷在值班室里，眉头紧锁。桌上的搪瓷缸子已经空了，缸底沉着几片干枯的茶叶，我却浑然不觉，脑子里反复回放着白天的场景，琢磨着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我说的不够清楚？还是他们故意找茬？

“遇到难题了？”

门口传来赵华甫的声音，我抬头一看，赵所长端着一个热气腾腾的搪瓷缸子走了进来，里面飘着一股葱花面的香味，还有荷包蛋的油香，馋得我肚子“咕咕”叫了起来。

“赵所，您还没休息啊？”我站起身，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脸上带着疲惫。

赵华甫把搪瓷缸子放在我面前：“刚泡了碗面，看你灯还亮着，就过来看看。是刘家沟那宅基地的事吧？”他对所里的大小事都了如指掌，像是有千里眼顺风耳。

我点点头，把白天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语气里满是苦恼：“我觉得我给出的意见挺公正的，可他们就是不接受，我实在想不通问题出在哪儿。”我拿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面汤，暖流顺着喉咙滑下去，稍微缓解了心里的烦躁。

赵华甫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椅子发出“吱呀”一声轻响。他拿起桌上的案卷翻了翻，案卷上是我白天做的记录，字迹有些潦草。然后放下案卷，看着我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明森啊，农村的宅基地纠纷，往往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背后可能藏着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你只看眼前的地界，不了解他们的根儿，怎么能调解好呢？”

我愣了一下：“根儿？什么根儿？”像是突然被点了一下，又有些摸不着头脑。

“就是这两户人家的老底子。”赵华甫喝了一口面汤，咂咂嘴，继续说道，“你去问问村里的老人，这两户人家祖上是什么关系，以前有没有因为地界红过脸，有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把这些弄清楚了，问题才能找到症结所在。就像看病，得找到病根儿才能对症下药。”

听了赵华甫的话，我像是被点醒了一样，眼前豁然开朗，心里的那团乱麻仿佛被理出了一个头。我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对啊！我怎么没想到呢！光顾着看地契、量尺寸了，忘了这背后还有人情世故。”自己太注重法理，却忽略了乡土社会里最看重的人情往来。

赵华甫笑了笑：“年轻人，有冲劲是好的，但别忘了，咱们处理的是人的事，不是机器零件。得懂人心，知人情，才能把事办在点子上。”他的话像是春雨，润物细无声，却让我受益匪浅。

第二天一早，我没有直接去找刘老大和李老五，而是先去了刘家沟村的老支书家。老支书已经七十多岁了，头发胡子全白了，但精神头很好，腰板挺得笔直，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他家院子里种着几棵桃树，桃花开得正艳，粉嘟嘟的，煞是好看。老支书对村里的事了如指掌，谁家的鸡下了几个蛋，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学，他都门儿清。

看到我上门，老支书热情地把我拉进屋里，屋里陈设简单，一张八仙桌，几条长凳，墙上挂着几张泛黄的老照片。他泡上了一杯自家炒的茶叶，茶叶在开水里翻滚，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周警官，是为刘老大和李老五的事来吧？”老支书开门见山问道，眼神里带着了然。

我点点头：“是啊，老支书，这事儿闹得挺大，我想向您了解点情况。您知道这两户人家祖上是什么关系吗？以前有没有什么过节？”我把茶杯捧在手里，感受着那份温热。

老支书叹了口气，呷了一口茶，慢慢打开了话匣子：“哎，说起来啊，这两家祖上还是亲兄弟呢。当年还是民国的时候，村里遭了场大旱灾，地里颗粒无收，饿殍遍地，树皮都被扒光了。刘老大的爷爷和李老五的爷爷是一母同胞的兄弟，为了多占一口粮，刘老大的爷爷偷偷把两家的界石往李老五爷爷那边挪了一尺，就为了多分到那一小块地里的几棵野菜。这事后来被发现了，两兄弟当场就翻了脸，在地里打了一架，从此结下了梁子。这么多年过去了，两家的后辈虽然没再提当年的事，但这心结一直没解开，总觉得对方占了自己家的便宜，一点小事就能吵起来。就像一根刺，扎在心里，时不时就疼一下。”

听了老支书的话，我这才明白，原来这宅基地纠纷的背后，还藏着这么一段陈年往事，难怪两人为了一尺半寸的地闹得这么凶，这哪里是争地，分明是在争一口气，争一个祖辈传下来的“理”。我心里有了主意，谢过老支书后，又分别去了刘老大和李老五家。

这一次，我没有提宅基地的事，而是拉着两人聊起了家常，聊起了他们的祖辈，聊起了当年那场旱灾的艰难岁月。

“刘大哥，我听老支书说，您爷爷当年可是个硬汉子，旱灾的时候，自己饿着肚子，还把省下的口粮分给了邻居家的孩子呢。”我笑着对刘老大说，语气里满是敬佩。他家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是个穿着粗布褂子的老人，眼神坚毅。

刘老大愣了一下，脸上露出一丝自豪，腰杆也挺直了些：“那是，我爷爷这辈子最讲义气，村里谁不佩服他。”说起爷爷，他的语气柔和了许多。

我又转头对李老五说：“李大哥，您爷爷也不容易啊，听说当年为了保护村里的井，跟抢水的土匪打了一架，腿都被打断了，硬是没让土匪得逞。”我看到他家院子里有一个石碾子，上面刻着模糊的花纹，想必有些年头了。

李老五的眼圈也红了，声音有些哽咽：“可不是嘛，我爷爷那条腿，到死都没好利索，走路一瘸一拐的。但他总说，井在，村子就在。”

聊着聊着，两人的语气都缓和了许多，脸上也露出了对祖辈的敬佩之情，眼神里少了之前的戾气，多了些温情。我看时机差不多了，才轻声说道：“其实啊，老支书还跟我说，您二位的爷爷当年可是亲兄弟，为了村里的人，都受过不少苦。要是他们泉下有知，看到你们现在为了一尺半寸的地界吵得脸红脖子粗，怕是要伤心啊。”

刘老大和李老五都沉默了，脸上露出了愧疚的神色，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衣角。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第三天，我又来到了刘家沟村，这次我请来了老支书。在老支书的见证下，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按照当年的界石位置，重新确定地界。但是，为了让两家能像祖辈那样和睦相处，我提议，两家各让出半尺地，修一条窄窄的公共通道，方便两家来往。以后谁家有个红白喜事，也好互相帮衬着。”我指着地上的一个小土堆，那里就是老支书说的界石所在地。

老支书在一旁点点头，手里拄着拐杖，轻轻敲了敲地面：“周警官说得对。都是一个祖宗下来的，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何必闹得跟仇人似的？这半尺地，让的不是地，是情分啊。想当年，你们爷爷那辈，还一起扛过枪，打过鬼子呢。”

刘老大看了看李老五，又看了看老支书，挠了挠头，脸上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笑容：“行，我听周警官和老支书的，让半尺就让半尺。其实想想，这些年吵来吵去，也挺累的。”

李老五也赶紧说：“我也让！以前是我太较真了，以后咱们还是好邻居。”他主动伸出手，脸上带着真诚的笑意。

刘老大也伸出手，两只曾经因为争吵而紧绷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周围的村民都鼓起了掌，孩子们也拍着小手，笑得天真烂漫。两人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儿地说谢谢，眼角的皱纹里都透着笑意。

“周警官，要不是你，我们俩怕是这辈子都解不开这个疙瘩了。”刘老大感慨地说，声音里满是真诚。

我笑着说：“都是乡里乡亲的，和睦相处比啥都强。以后有啥矛盾，先想想祖辈的情分，就啥都过去了。”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心里也像揣了个小火炉。

走在回所里的路上，春风拂面，带着麦苗的清香。我的心里暖洋洋的，他真切地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价值——不仅仅是解决一个纠纷，更是化解一份心结，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能够更和睦、更幸福地生活。我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也是我在入党申请书中写下的，要为人民服务的真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