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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附录（第5页）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俄直集贤院。先是，馆阁之命屡下，安石屡辞；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合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自是不复辞官矣。

有少年得斗鹑，其侪求之不与，恃与之昵辄持去，少年追杀之。开封当此人死，安石驳曰：“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携以去，是盗也；追而杀之，是捕盗也，虽死当勿论。”遂劾府司失人。府官不伏，事下审刑、大理，皆以府断为是。诏放安石罪，当诣合门谢。安石言：“我无罪。”不肯谢。御史举奏之，置不问。时有诏舍人院无得申请除改文字，安石争之曰：“审如是，则舍人不得复行其职，而一听大臣所为，自非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为陛下守法；而强者则挟上旨以造令，谏官、御史无敢逆其意者，臣实惧焉。”语皆侵执政，由是益与之忤。以母忧去，终英宗世，召不起。

安石本楚士，未知名于中朝，以韩、吕二族为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与韩绛、绛弟维及吕公著交，三人更称扬之，名始盛。神宗在颍邸，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

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卨；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卨、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尔。”帝曰：“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卨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登州妇人恶其夫寝陋，夜以刃斮之，伤而不死。狱上，朝议皆当之死，安石独援律辨证之，为合从谋杀伤减二等论。帝从安石说，且著为令。二年二月，拜参知政事。上谓曰：“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安石对曰：“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但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为经术不可施于世务尔。”上问：“然则卿所施设以何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为然。于是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命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之。安石令其党吕惠卿任其事。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

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免役之法，据家赀高下，各令出钱雇人充役，下至单丁、女户，本来无役者，亦一概输钱，谓之助役钱。市易之法，听人赊贷县官财货，以田宅或金帛为抵当，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保马之法，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其直，使自市，岁一阅其肥瘠，死病者补偿。方田之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当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岁以九月，令、佐分地计量，验地土肥瘠，定其色号，分为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税数。又有免行钱者，约京师百物诸行利入厚薄，皆令纳钱，与免行户祗应。自是四方争言农田水利，古陂废堰，悉务兴复。又令民封状增价以买坊场，又增茶盐之额，又设措置河北籴便司，广积粮谷于临流州县，以备馈运。由是赋敛愈重，而天下骚然矣。

御史中丞吕诲论安石过失十事，帝为出诲，安石荐吕公著代之。韩琦谏疏至，帝感悟，欲从之，安石求去。司马光答诏，有“士夫沸腾，黎民**”之语，安石怒，抗章自辨，帝为巽辞谢，令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帝留之。安石入谢，因为上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权者与物相为重轻，虽千钧之物，所加损不过铢两而移。今奸人欲败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为。于是陛下与流俗之权适争轻重之时，加铢两之力，则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权，已归于流俗矣，此所以纷纷也。”上以为然。安石乃视事，琦说不得行。

安石与光素厚，光援朋友责善之义，三诒书反复劝之，安石不乐。帝用光副枢密，光辞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寝。公著虽为所引，亦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顗、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继去。骤用秀州推官李定为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苏颂封还词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论定不孝，皆罢逐。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惠卿遭丧去，安石未知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亚于惠卿。三年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春，京东、河北有烈风之异，民大恐。帝批付中书，令省事安静以应天变，放遣两路募夫，责监司、郡守不以上闻者。安石执不下。

开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断腕者，知府韩维言之，帝问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尚或纷然惊异；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惷愚为人所惑动者，岂应为此遂不敢一有所为邪？”帝曰：“民言合而听之则胜，亦不可不畏也。”

东明民或遮宰相马诉助役钱，安石白帝曰：“知县贾蕃乃范仲淹之壻，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当知其情伪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纵之使妄经省台，鸣鼓邀驾，恃众侥幸，则非所以为政。”其强辩背理率类此。

帝用韩维为中丞，安石憾曩言，指为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维辞而止。欧阳修乞致仕，冯京请留之，安石曰：“修附丽韩琦，以琦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留之安用？”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谓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鲧。灵台郎尤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黥隶英州。唐垧本以安石引荐为谏官，因请对极论其罪，谪死。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致华岳山崩。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阏其奏，出彦博守魏。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

礼官议正太庙太祖东向之位，安石独定议还僖祖于祧庙，议者合争之，弗得。上元夕，从驾乘马入宣德门，卫士诃止之，策其马。安石怒，上章请逮治。御史蔡确言：“宿卫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马非其处，所应诃止。”帝卒为杖卫士，斥内侍，安石犹不平。王韶开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议，解所服玉带赐之。

七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帝曰：“此岂细事，朕所以恐惧者，正为人事之未修尔。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为谁，若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佾所为尔。”冯京曰：“臣亦闻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此言，臣未之闻也。”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侠又坐窜岭南。慈圣、宣仁二太后流涕谓帝曰：“安石乱天下。”帝亦疑之，遂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自礼部侍郎超九转为吏部尚书。

吕惠卿服阕，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为参知政事，又乞召韩绛代己。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而惠卿实欲自得政，忌安石复来，因郑侠狱陷其弟安国，又起李士宁狱以倾安石。绛觉其意，密白帝请召之。八年二月，复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来。《三经义》成，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以子雱为龙图阁直学士。雱辞，惠卿劝帝允其请，由是嫌隙愈著。惠卿为蔡承禧所击，居家俟命。雱风御史中丞邓绾，复弹惠卿与知华亭县张若济为奸利事，置狱鞫之，惠卿出守陈。

十月，彗出东方，诏求直言，及询政事之未协于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晋武帝五年，彗出轸；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穷，上下傅会，岂无偶合。周公、召公，岂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国日久，则曰‘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宁’。其言夏、商多历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灶言火而验，欲禳之，国侨不听，则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侨终不听，郑亦不火。有如裨灶，未免妄诞，况今星工哉？所传占书，又世所禁，誊写讹误，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贤于中宗，周、召所言，则既阅而尽之矣，岂须愚瞽复有所陈。窃闻两宫以此为忧，望以臣等所言，力行开慰。”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帝曰：“岂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无邪？”安石不悦，退而属疾卧，帝慰勉起之。其党谋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进用之，则权轻，将有窥人间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从之。时出师安南，谍得其露布，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安石怒，自草敕牓诋之。

安石之再相也，屡谢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几务。上益厌之，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明年，改集禧观使，封舒国公。屡乞还将相印。元丰二年，复拜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换特进，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

元佑元年，卒，年六十六，赠太傅。绍圣中，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庙，列于颜、孟之次，追封舒王。钦宗时，杨时以为言，诏停之。高宗用赵鼎、吕聪问言，停宗庙配享，削其王封。

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

安石未贵时，名震京师，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蜀人苏洵独曰：“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作《辩奸论》以刺之，谓王衍、卢杞合为一人。

安石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傅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甚者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罢黜中外老成人几尽，多用门下儇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复相，岁余罢，终神宗世不复召，凡八年。子雱。

——《宋史》卷三二七

崇儒书院记

［明］邹元标

抚州，海内名郡也。其先多明德大儒，如王荆国、曾文定、陆文安伯仲、吴草庐、康斋诸先生者，醇学粹行，斯文岱宗，遐荒远裔，且私淑而俎豆之，矧其乡乎？先是，明水陈公以学为郡人士倡，曾祀象山、二吴于临汝已，旴江近溪罗公至，每讲禅刹，月余别去，诸绅继峰舒公、愚所陈公、儆默曾公、若士汤公后先议曰：“吾抚在宋，黄勉斋氏创有南湖书院以开来学，是时人材彬彬，家有弦诵，今吾等寄迹招提，谓先训何？”屡图恢复而议弗克就。顷，侍御督学怀鲁周公归，读礼暇时，集诸耆硕究心名理，学博李公惟本、布衣周子某、徐子吉甫告于公曰：“昔人谓工必有肆，书院吾儒之肆也。南湖淤塞，不可复矣。临汝稍远，东城闉下桥禅林方圮，其东隅隙地，背岘台而面青云，灵谷汝水，金堤百雉，回环左右几席间，迹左隅而宫之，庶几复还有宋遗风乎？”周公乃告邑明府吴公，吴公曰：“予以不谷牧兹土，常惧无以化诲诸人士，阐幽迪后，吾责也。”遂与周公捐金为倡，周公复首捐田，以助来学。郡刺史张公、司理程公，力赞其成，暨绅诸生咸乐从事，聚材鸠工，兴役于七月。其规制，临孔道为门，门东折而南为大门，直甬道而上，为堂后、为祠，甬道东西为号，舍悉南向，左为阁、为桥，江水如带，帆樯下上，面北为亭、为圃，池塘晻映，竹树蔽亏，顿还南湖伟观，颜曰“崇儒书院”’。夫以廿余年不克就者，不三月告成，则吴公与学使之所感人者深也。诸公将涓吉，祀诸先生于堂。徐子吉甫持明府吴公、侍御周公书，及学博李公所志书院颠末，走吉水谒邹子元标为记。元标怀古有志，目长足短，方执笔徘徊间，偶宿禅龛，松风谡谡，明月在天，忽梦肃刺迎一儒冠者，面古眉龎，曰吴康斋先生，予请曰：“伊、周事业，先生能否？”先生曰：“老矣，惟启沃主德，尚能效力一二。”心喜而觉，曰：“予方有事崇儒之委末，就神交名儒，岂无意乎？”谨为之记。记曰：

或曰：“三陆孝友，二吴笃实，南丰有功六经，粹然无疵，独荆国史有遗议，何耶？”邹子曰：“荆公，儒而无欲者也，拜相之日，矢寒山以自老；罢相之后，托颓垣以终身。彷徨尘垢之外，逍遥无为之业。斯其人可得而磷淄耶？当时为诸人攻者，惟新法耳。新法之行，荆国固失之骤，新法之罢，君实亦失之激。急于罢者，若以为弊政不可一日有，而今一一以为良法，公固儒而有为者也。身未执政，天下誉之不加信，及既执政，天下毁之不加沮。彼其心视毁誉如浮霭之往来太虚，公又儒而自信者也。六先生享有令誉，如无瑕之玉，公犯众怒群猜，如百炼之金，其趣操何后先殊焉？且麟经绝响，是非无凭久矣，九原有作，执鞭吾所忻愿焉，子于公又奚疑？”

——《愿学集》卷五

书邵氏闻见录后

［清］李绂

《虞书》戒无稽之言，而《周礼·大司徒》以乡八刑纠万民，七曰造言之刑。造言必加之刑者，诚以其妄言无实，足以变乱是非，使当之者受祸，即在身后，亦蒙诟于无穷也。幸而其言出于浮薄小人，闻之者犹疑信相半，不幸而造言者谬附于清流，则虽贤人君子亦且信之，而受之者之诬，乃万世而不白，岂不酷哉？自唐人好为小说，宋、元益盛，钱氏之《私志》，魏泰之《笔录》，圣主贤臣，动遭污蔑，至《碧云騢》《焚椒录》而悖乱极矣。其若可信者，无过《邵氏闻见录》，由今观之，其游谈无根，诬枉而失实，与钱、魏诸人，固无以异也。邵氏所录最骇人听覩者，莫甚于记王元泽论新政一事，严君之前，贤者在座，乃囚首跣足，携妇人冠，矢口妄谈，欲斩韩、富，容貌辞气，痴妄丑恶，至于如是，使天下后世读之者恶元泽，因并恶荆公。余虽乡曲之私，亦且切齿而莫能以相恕也。顾尝思之，元泽以庶几之资，早穷经学，著书立说，未及弱冠以数万言，岂中无知识者？是荆公薨后，门祚衰落，苟非经明行修，虽私好者，安能举痴妄少年排公论而从祀孔庙？恐邵氏之说未可凭信。今岁销暑，余暇偶一翻阅，略为稽考时日，乃知《闻见录》盖无端造谤，绝无影向。举向时之切齿于元泽者，转而切齿于邵氏也。考荆公以熙宁二年二月参知政事，夏四月始行新法，八月以明道为条例司官，明年五月明道即以议论不合外转签书镇宁节度使判官，而元泽以治平四年丁未科登许安世榜进士第，明年戊申，即熙宁元年也，至二年，则元泽久已由进士授旌德尉，远宦江南，是明道与荆公议新政时，元泽并未在京，直至熙宁四年，召元泽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然后入京师，则明道外任已逾年矣，安得如邵氏所录与闻明道之议政哉？邵氏欲形容元泽丑劣，则诬为囚首跣足，欲实其囚首跣足，则以为是日盛暑，不知明道以八月任条例司，至次年五月即已外转，始深秋讫初夏，中间并无盛暑之日也。明道长元泽仅九岁，成进士仅早十年，盖兄事之列，而韩、富年辈则尤在荆公之前，论是时德望，亦非明道可比，邵氏乃谓明道正色言：“方与参政论国事，子弟不当预，姑退。”而雱即避去。是元泽敢言斩韩、富，独于年辈不甚远，又为其父属官之人，一斥而即去，抑何前倨而后恭耶？此皆情事所不然者。元泽既除中允、崇政殿说书，即预修《三经义》，书成，进天章阁待制，凡历五年，至熙宁九年迁学士，始以病辞。中允、说书、待制，皆侍从之官也，邵氏乃谓宰相子无带职者，神宗特命雱为从官，而雱已病，不能朝，皆妄说也。邵氏又曰，荆公在钟山，恍惚见雱荷枷杻如重囚，因施所居为寺，则鬼魅之妄说，尤不足辨。司马温公谓三代以前，何故并无一人误入地狱，见所谓十王者，伯温为温公通家子，独未之闻乎？吾不知伯温所闻于父师者，果何学也？今邵氏此说，编入正史，故不可不辨，无使元泽蒙恶声于后世，而稗官小说作伪之风滋长，重为人心风俗之害也。或曰：闻见录盖伯温没后，绍兴二年其子博所编，伯温不应作伪至此，或博之为之，盖是时天下方攻王氏，博欲藉此造言，希世而取宠，未可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