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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大宪章（第2页）

大宪章签订没过多久，无地王约翰就开始着手对其进行修改。

无地王约翰如此一抵制，也就恰好给了众多实力派贵族以动武的口实。所以，所谓的宪政也不是无缘无故就能实现的。宪政的存在只是为贵族动武和以下克上提供了一个合理合情合法的借口。

当然，对于国家与国家，贵族与贵族势力相对均衡分布的古代欧洲而言，以立法的形式圈定一个动粗的上限，这件事情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确实是要远远高于大一统概念深入人心的古代中国的。

动粗既然不可避免，那就索性大干一场。

大宪章签订的同一年，英格兰“第一次诸侯战争”（FirstBarons'War）爆发。对垒的双方，分别是以约翰为代表的“保王派”，以及英格兰实力派贵族所在的“大宪章派”。当然，我们前文曾经涉及过，此后“大宪章派”向海对岸的法国伸出了橄榄枝，法王腓力二世派出了后来继承卡佩王朝国王之位的路易八世，登陆英格兰。

路易八世的出现，让英格兰内部矛盾迅速复杂化。

路易八世一路顺利地进入伦敦，甚至自封为英格兰国王。然而，这个略显激进的做法，并没有得到罗马教廷的首肯。所以，路易八世当时的英格兰国王称号，也从来没有得到过欧洲正史的官方认可。如此一来，原本是英格兰内部宪政之争的第一次诸侯战争，掺杂进了外交因素、宗教因素乃至于民族感情因素。而且更加应景的是，第一次诸侯战争没有打完，无地王约翰就暴病而死。

原本大宪章派的矛头，针对的就是无地王约翰，无地王约翰一死，斗争的方向出现了摇摆。而且路易八世对英格兰王权的巧取豪夺，越来越让跟着大宪章派一起赤膊上阵的普通贵族感到困惑。

所以，无地王约翰死后，他九岁的儿子亨利登上王位，也就是后来的亨利三世（HenryⅢ）。亨利三世的出现让路易八世的处境变得愈发尴尬，因为大宪章派想要的无非就是权力，而一个九岁孩童登上英格兰王位，也就给了大宪章派对权力归属问题的最大想象空间。那么，英格兰贵族之间的大妥协，也就开始悄悄地酝酿。

最终，路易八世变成了那个里外不是人的角色。

明白了自己身份之尴尬的路易八世，灰溜溜地返回了法国本土。

与此同时，英格兰第一次诸侯战争落幕，英格兰贵族大和解，大宪章派被赋予战后组阁的权力，一直到年幼的亨利三世成年。各派共同宣誓拥立亨利三世，甚至，大宪章派还顺坡下驴，在《自由大宪章》的具体条文中，做出了有利于王权的一些修改。

至少在看上去，到此为止，宪政之争已经告一段落。

只不过，亨利三世的出现，只是暂时搁置争议，而问题本身并没有得到本质上的解决。

时间来到了公元1227年，也就是亨利三世登基之后的第十一年。大宪章派开始兑现当年的承诺，进行权力移交，还政于二十岁的亨利三世。

成年之后的亨利三世，除了在位年头更多，他几乎是他的父亲无地王约翰的一个翻版。军事上碌碌无为，仗打得不少，打赢的不多；政治上，亨利三世又被宪政派视为王权专制的代言人。

于是到了公元1258年，宪政派就像当年对待无地王约翰一样，胁迫亨利三世签订了一个《牛津条例》（ProvisionsofOxford）。《牛津条例》在《自由大宪章》的基础上，写入了每三年召开国会的条文。同时，由十五名大贵族组成“枢密院”（Privycil），掌握整个王国的最高权力。如此一来，王权被进一步限制，这个《牛津条例》也就成了后来英格兰议会的雏形。

于是，不可避免地，亨利三世走上了自己老爹约翰的老路。

公元1264年，“第二次诸侯战争”（Ses'War）爆发。对垒的双方，依然是保王派和宪政派。

唯一一点和无地王约翰不同的是，第二次诸侯战争以保王派的全面胜利告终。即便如此，两王连续在位期间，爆发的两次诸侯战争，也让民主宪政的概念在英格兰愈来愈深入人心。

此后，英格兰成为欧洲宪政先驱，而欧洲又成为世界宪政先驱。所有一切开始的地方，就在公元13世纪的金雀花王朝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