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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任权之争（第1页）

叙任权之争

当年西法兰克与东法兰克分道扬镳，以西法兰克为基础，演变出了卡佩王朝以及随后的法兰西王国。而东法兰克则继承日耳曼人的祖产，慢慢演变出了一个德意志王国以及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

看上去，这是一个具有十分完美对称性的发展态势。

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法国很正常，因为当年的高卢几乎全境都是西罗马帝国的地盘，罗马人治下的高卢无论上层的礼仪典章，中层的行政传统，以至于下层老百姓的衣食起居，早在法兰克王国创朝早期，这个地方就已经具备了文明国家先发的各种必要元素。

反过来看德意志的诞生，法兰克王国草创时期，德意志地区还是一片荒蛮。大量的日耳曼先民还分布在一望无际的丛林之中，对这些人的同化、教化、文明化，毫无疑问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且不同于高卢地区人民，很容易就能够理解王权专制的概念，广大的德意志地区，还普遍存在着原始民主自由的思潮。老百姓并不认同一个虚无王国的概念，反而更加关注本部落的切身利益。

西法兰克和东法兰克的这种现实差别，从早期的语言分野上也很容易理解。西法兰克很快接受了当年罗马帝国的通俗拉丁语，在此基础上演变出了罗曼语，后来终于出现了法语；而德意志地区，则并不具备强推通俗拉丁语的基本条件，你让一群日耳曼文盲去学已经死掉的罗马帝国通用语，那无异于痴人说梦。也只能因地制宜，继续发展广大日耳曼部落的共同语，于是条顿语就诞生了。在条顿语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德语。

综合所有客观条件，注定中世纪德意志的封建化之路并不平坦。

我们前文曾经讲到，东法兰克王国演变为德意志王国，曾空前绝后地出现了一个奥托大帝。奥托大帝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他生前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不仅如此，为了避免他死后偌大的德意志王国崩盘，也为了他身后的奥托后人能够拥有一个长治久安、旱涝保收的根据地，奥托在生前，强化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将德意志国王赴罗马教廷加冕这件事，当作一个惯例固化下来。

其实，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互相利用。

对于德意志国王来说，奥托一世所征服的地盘多半都是臣服于暂时的武力，而实际上一群放飞自我的野蛮人，对于自由民主的向往，还远远大于让他们宣誓效忠一个封建政体的牵引力。所谓的春风化雨，教化人心，在那个时代无论奥托还是奥托的后人们，都还想不到任何比基督教更有效的方式。最后只能是求助于罗马教廷。

而对于罗马教廷来讲，宗教权力的上限莫过于为国王加冕，甚至还可以许一个空头的“罗马皇帝”称号。而宗教权力的下限，则是能够直接向广大的德意志蛮族部落渗透，从最根本上，是让这些蛮族们能够理解当时的普世价值观。两者的功能兼备，也就能够进而控制更多的德意志王国事务。到时候，不管是德意志广大蛮族兄弟，还是先文明起来的那些王公贵族，最后还是要让罗马教廷予取予求。

换个角度讲，当时的封建化和宗教化过程，在西法兰克只是属于常规操作；而对于东法兰克王国来讲，则需要活学活用。于是王权需要借助教权来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进行背书，对疆域内广大不服管教的刁民进行教化。而教权则需要借助王权来广布福音，并且获取现实利益。

在德意志王国内，早期王权与教权的结合，显然属于一拍即合。

我们知道，在英格兰，亨利二世因为大主教之死搞了一出负荆请罪，这种情人拌嘴似的相处方式，感情似乎反而越吵越牢固；在法兰西，后世的腓力四世硬杠罗马教廷，弄到最后如同男人对女人大打出手，采取暴力手段把女人弄回家里，把女人改造成了只会生孩子干杂活的机器。

男女在一起的意义，显然不是吵架拌嘴，也不是包办婚姻。

从这个角度而言，德意志王国跟罗马教廷的婚姻看起来美妙极了。婚前双方父母见面，郎才女貌，比翼双飞，在亲友面前“秀恩爱”；此后明媒正娶，佳偶天成，举案齐眉，琴瑟和鸣。然而，无论何种领证结婚的故事后续，注定要经历难以言说的七年之痒。婚前你侬我侬的原始冲动，显然敌不过婚后历经岁月风霜，左手握右手带来的麻木感觉。而一旦两人心生罅隙，两人之间的问题，还不如那种吵架拌嘴的小情人，还不如那种男女双方一方天然强势天天棍棒伺候中的家庭暴力。

越是甜蜜的感情，越经不起情感危机。

德意志王国和罗马教廷的早期矛盾，集中体现在了叙任权之争（Iroversy）。

所谓叙任权之争，是指罗马教廷与世俗王权之间对于神职人员在本地国的任命问题。按照今天我们职场的概念来讲，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属地是在各个王国，但是神职人员的纵向业务领导却是罗马教廷。按照常规来讲，地方行政大员，对于纵向业务专业线的人事委派，应该行使的是否决权，而非任命权。举个例子来讲吧，某个市的市长属于本地行政领导，他有权管理本地的市公安局，但是纵向来看，省公安厅才是决定市公安局人事任命的上级权力机构。所以，叙任权之争，就有点类似于市长与省公安厅对于市公安局的人事任命权的争夺。

早期的婚姻生活十分和谐，于是罗马教廷对于本地神职人员的任命，也算是睁一眼闭一眼。大主教等角色，名义上是由罗马教廷指派，但实际上一般是由世俗王权来任命，只是事后提交罗马教廷报备而已。因此，世俗王权很多时候把任命本地神职人员，当成了一种福利，私相授受，甚至是卖官鬻爵。不仅是德意志，在其他诸侯国，也基本上大差不差。比如在英格兰，当时的英王亨利二世任命贝克特为大主教，原因恰好就是贝克特是他本人的多年好友，只是贝克特这个人后来并没有受亨利二世摆布，两人闹翻了而已。

但是德意志王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奥托大帝在位期间，已经强化了国王加冕为皇帝这个法定程序。所以，到了后来整个情况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也就是皇帝不仅影响教皇的人选，甚至还会直接参与任命教皇。而教皇本皇则又反过来给皇帝加冕。如此一来，奥托王朝一朝下来，德意志王国越来越像一个事实上政教合一的国家，而这个国家的第一人，就是世俗皇帝。

很显然，这种情况已经越来越脱离了罗马教廷最开始加冕罗马皇帝的初衷。

换言之，奥托王朝时代完成了“政教合一”的最初探索阶段。

以萨克森公国为核心的奥托王朝之后，以法兰克尼亚公国为基石的萨利安王朝建立。新建立的这个王朝，依然坚持王权对教权的绝对控制。于是，一场教权与王权的较量也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公元1073年，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Ⅶ）颁布了基督教宗教界著名的《教宗训令》（Dictatuspapae）。在这个训令第十二条中，石破天惊地出现了这样一行字“可以允许他（教皇）废除皇帝”。这件事情，显然已经把教权与王权的矛盾完全明面化，并且教权一方已经开始先发制人了。

王权一方，得到消息的是当时萨利安王朝的第三位国王亨利四世（HenryIV）。亨利四世此时此刻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实施同萨克森的内战。权衡利弊之下，亨利四世果断选择了暂时隐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