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着,嘴角露出甜美的笑容来,仿佛已经吃到了松子糖。
那是把松子仁舂成粉,再搀入冰糖屑做成的糖。他真是喜欢,仿佛生活的甜蜜全都浓缩在那里,落实在那里。小时候,为着他体弱多病,得扣着吃,人们曾经尝试在松子糖里加了黄连汁喂给他,使他断念,他大哭,把只拳头完全塞在嘴里去,仍然要。于是他们又在拳头上搽了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要想吃到香甜的松子糖,便要同时接受奇苦的黄连汁,这是他自小接受到的关于人生真味的最直接的教育。
然而这么多年来,他仍是不改初衷。
“我想吃松子糖。”他再一次声明,很认真地声明。
“那你去找张干要好了。”小煐终于不耐烦了,扔下弟弟,自己去阳台上找父亲。
父亲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眼直视,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也许是在想象未来,也许是在面向死亡——因为打了过度的吗啡针,他已经离死很近了,才只三十二岁,可是竟有了暮气沉沉的况味。
小煐站在阳台门口,试探地叫一声:“二叔。”
因为大伯父没有女儿,她从小在口头上被过继给了大伯,所以一直喊自己的亲生父母做“二叔”、“二婶”。她弟弟很羡慕她可以有这么特殊的称谓,于是她又跟着弟弟喊伯父母“大爷”、“大妈”,并不叫“爸爸”、“妈妈”。这仿佛是一个预言——她的字典里没有“爸爸”“妈妈”,所以注定了一辈子不能体味正常的天伦之爱。
被喊作“二叔”的张廷重缓缓地回过头,看见女儿,僵滞的脸上显露出一丝欢喜,问:“做什么?你弟弟呢?”
“他饿了,找张干要吃的去了。”小煐凑近一些,“二叔在看什么?”
张廷重摇摇头,却反问:“你想妈妈吗?”
“不知道。”小煐老老实实地回答。在她心目中,“妈妈”或者说“二婶”像一个符号多过像一个人,是高贵神秘而又遥不可及的,是每年家人要她拍了照片远寄重洋的接收人,也是逢年过节常常往中国邮寄礼物的投递人——因为父亲娶了姨太太,又抽上鸦片,她借口小姑子出国留学需要女伴监护,一同去了英国。一去四年。从那时起,人们便在等她回来,把等待当作生命中的第一件大事,来上海后,更是每天从早到晚谈论最多的话题便是“太太要回来了”。她隐隐地欢喜,可是想到那位高贵而辽远的母亲真地要回来,要活生生地站在她面前,不是一张照片,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又多少有点奇怪而不自在。
小煐问父亲:“二婶是不是真的就要回来了?”
“她回来,也可能还是会走的。”父亲答非所问,又叹了一口气,不知是对自己还是对妻子叹气。
是他写了一封又一封的信去求妻子回来的,直到他答应戒烟,又撵走了姨太太,她才终于肯答应。他当然高兴,可是多少也会觉得挫败,而且他对自己以后是不是真的可以戒掉烟瘾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鸦片是好东西,任凭再大的烦恼再多的痛苦,一个烟泡滚几滚,自然百病全消,万虑齐除。家势一代不如一代,世道一时不如一时,景况一年比一年更不如意——若再没了鸦片,还能叫日子吗?
每个人都有些戒不掉的嗜好吧?人总得有个念心儿,才会觉得活着的好。他的瘾是鸦片,小煐的是书,子静是松子糖,妻子黄逸梵呢?大概是上学吧。
说起来逸梵真是旧时代意义上标准的大家闺秀,还从小缠足呢。像张家这样曾经显赫的大家族在民国后也都不讲究那些了,妹妹张茂渊也是一双天足,逸梵却是三寸金莲。但就是这样一个娴静的淑女,竟然一双小脚跨洋越海,跑到英国留学去了,听说和茂渊两个跑到阿尔卑斯山滑雪,还滑得不赖呢——就这样子一天天地飞远,从他的身边飞离了去,从他的家庭飞离了去,他们渐渐活在两个世界里。
记得当年结婚的时候,他们都还只有十九岁,金童玉女,一对璧人。男的风流潇洒,女的清秀恬美,又都是名门后裔,旗鼓相当,端的惹人艳羡。那时候花前月下,他们都曾庆幸自己得到了传说中的金玉良缘,远远好过他们的祖辈。
——张廷重的父亲是前清名将张佩纶,母亲是李鸿章的小女儿李菊耦,他们俩年龄相差了整整十八岁,而且都不算长寿。张茂渊就曾很不孝地非议过自己的姥爷,说:“这老爷爷也真是——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比她大二十来岁的做填房,一个嫁给比她小六岁的,一辈子都嫌她老。”
——黄逸梵的背景没有张廷重那么辉煌阔大,然而也是名门闺秀——清末南京长江水师提督黄军门的女儿。她母亲是农家女,嫁与将门之子作妾,平等自由那是谈不到的,而且也是短寿,夫妻两个都只活到二十几岁,孩子由嫡母带大。
按说这样背景相近、年龄相仿的两个人结为夫妻,那是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了。事实上,新婚时他们的确也曾快乐,也曾恩爱,也曾甜蜜和美过,然而后来,究竟是怎么走到如今这一步的呢?
大抵是从他吸鸦片、捧戏子、养姨太太开始的。
张廷重再叹了一口气,眼睛微微眯起,看得更加深远了。
这一次,他望见的是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