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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在香港（第2页）

宿舍里有个叫周妙儿的女孩子，父亲是巨富，买下整座离岛盖了别墅。她请全宿舍的同学去玩一天，要自租小轮船，来回每人摊派十几块船钱。张爱玲为了省这十几块钱，便向修女请求不去，然而修女追根问底要知道原因，她于是不得不解释，从父母离异、被迫出走说起，一直说到母亲送她进大学的苦楚，说得眼圈渐渐红起来，自觉十分羞窘。偏那修女也不能做主，又回去请示修道院长，最后闹得所有人都知道了。张爱玲大丢面子，无可争强，只有以加倍地发奋苦读来雪耻。

多年之后，张爱玲在《同学少年都不贱》和《小团圆》中，重复又重复地描写了这些同学的群像，可见这段生活给她的印象之深。

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同学中有一个是汪精卫的侄女，订着一份汪伪政府办的报纸，每天翻阅。有时也给张爱玲看，张爱玲笑着婉拒：“我从不看报纸，看也只是看电影广告。”

——如果那时候她也有兴趣读报，不知道那份报上是不是会有胡兰成的文章？

张爱玲不看中文报纸，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加强英语练习——她从入学第一天起便给自己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再用中文写字，连家信也是用英语，反正妈妈和姑姑的英语都是很好的，还可以顺便纠正她的语法错误。

求学三年里，只有过一次例外——就是为了参加《西风》征文比赛，写过一篇《我的天才梦》。

当时女生宿舍的规矩是每天在餐桌上分发邮件。张爱玲最喜欢收到姑姑的信，淑女化的蓝色字迹写在粉红色的拷贝纸边上，像一幅精致的印象派裱画。每每见了，真有种“见字如晤”的亲切。

这天同学蔡师昭一边分信一边念名字，念到张爱玲，她以为又是姑姑来信了，兴高采烈地拆开，却是《西风》的获奖通知，不由又惊又喜地“呀”了一声。蔡师昭看到她的样子，笑着问：“什么事这么开心？”

“你看。”她递过信去，巴不得有人同她分享快乐与荣誉。如果可能的话，她愿意与所有的人分享，可惜同学们都是华侨，多半不懂中文，就只有蔡师昭熟悉中文报刊。

蔡师昭是天津来的，二十出头，在同学中算是年龄大的，为人又稳重，家教很严——替她取名师昭，要她效法《女训》的班昭，显然守旧。因为比同学们年长几岁，比较善解人意，对张爱玲的处境很了解，深知得奖的意义对她有多么重大——还不止只是奖金的缘故。她替爱玲庆幸，也要替她在身边的阔小姐中撑面子，便把信传给别的女生看，一边解释《西风》是怎么样了不起的一本杂志，得这个奖有多么不容易。

爱玲十分感激，面子上做得淡然，心里却乐得飞飞的，巴不得刊了自己文章的杂志赶紧自己长翅膀飞过来。

然而等了许多日子，正式的通知单终于来了，却写着第十三名——非但不是头奖，二奖三奖也不是，仅仅是荣誉奖第三名。

蔡师昭还在等着进一步分享她的快乐，看到印有《西风》杂志社字样的信封，立即问：“奖金到了么？”

“不是头奖。”爱玲讪讪地笑着，把通知单给蔡师昭，声音低低的，头也低低的。

蔡师昭看了，含含糊糊地咕哝了一句：“怎么回事？”便不再说什么，也不便说什么；脸上没什么表情，是不知道该做何表情；她替张爱玲觉得难堪，于是张爱玲也就益发难堪了。

这件事，从此成了张爱玲心上的一块石头，压了大半辈子之久。

——也是因了这个缘故，她后来才会大声喊出“出名要趁早”那句话，因为成名太晚，快乐也来得不那么痛快。

她是深深地被《西风》获奖的这件事给伤着了。

“穷”已经像个红字般烙在额角，让她羞窘；这次征文获奖，原以为可以给自己挣点面子的，不想闹了个乌龙，更加郁闷。

幸好她不愧是写小说的天才，最擅揣摩别人心思，把这项本领用在猜考题上，无往不利。年底成绩放榜，她居然门门功课考第一。一个素以评分严厉出名的英国教授半是服气半是负气地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了，还从来没有给过这么高的分数呢。”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她得了笔不菲的奖学金，还有希望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总算扬眉吐气。

是我的总是我的！她在心里说，牛津，伦敦，我要来了！绕了一大截路，我终于还是要到英国去，这是我自己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