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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回到上海（第1页）

第六章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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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灵魂不知疲倦不舍昼夜地追着张爱玲的影子飞，从上海到香港，再从香港回上海，一直飞进重重迷雾里去——海上的雾太大了，不仅有海雾，还有硝烟。此时的上海已经沦陷，阴云弥漫。

这是一九四二年的五月，张爱玲回到了上海，炎樱跟她一起。

从香港到上海的船期正常是四天，她们却足足走了八天，绕了好大的弯子，还在基隆停了一夜。张爱玲没想到自己会看见祖父战败的地方，只见高高的天上悬着两座遥远的山峰，翠绿的山蒙着轻纱，一刀刀削下来，形状清峭，远望去像幅古中国的水墨山水画。

她在《易经》里写到自己回来时竟与梅兰芳同船，彼此擦肩而过，“他高个子，灰色西装纤尘不染，不知怎的却像是借来的。脸上没有血色，白净的方脸，一双杏眼，八字胡不齐不足，谦让似的侧身而行，仿佛唯恐被人碰到。还有三个日本人随行，顶巴结的模样。”——但因为只有这一处描写，别无旁证，也不知道是纪实，还是小说的杜撰。

由于战争，学业未能完成，那两个奖学金和“毕业后免费送到牛津大学读博士”的许诺也成了太阳下的彩虹，看着七彩夺目，却走不进去。

但无论如何，她终于是回来了，她是这样的热爱着上海。

“古人说：‘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谁知之者！’她并不是既富且贵了。只是年纪更长，更有自信，算不得什么，但是在这里什么都行，因为这里是家。她极爱活着这样平平淡淡的事，还有这片土地，给岁月滋养得肥沃，她自己的人生与她最熟悉的那些人的人生。这里人们的起起落落、爱恨轇轕是最浓烈的，给了人生与他处不一样的感觉。”——《易经》

从香港回来，爱玲对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白和胖。在香港，广东人都是又黑又瘦的，像糖醋排骨，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上海人却是粉蒸肉，饱满浑圆，肥白如瓠，简直随时可以上报纸做代乳粉的广告，每一个都是长不大的孩童。她不由微笑，把学业未完的烦恼暂时放到脑后。

上海不是个让人看的地方，而是个让人活的世界。打从小时候开始，这里就给了她一切的承诺，她拼了命地要回来，为了它冒生命的危险，这使得上海愈发亲切，血肉交融一样的亲。

仍旧住在爱丁顿公寓，只是从五楼搬到了六楼；仍旧是每夜枕着电车回家的声音睡觉，每早闻着咖啡馆的面包香起床；仍旧跟姑姑住在一起——和姑姑在一起，即使是租的房子，也是家，有种天荒地老的感觉。

一切都和离开前一样，连面临的问题也是一样——嫁人，抑或工作。不然，何以为生？

钱，仍是生活中头件大事，最磨挫人志气而不容回避的。

自从日本人进了租界，姑姑张茂渊在洋行里的工作就停薪留职了，一天三顿吃葱油饼，过得很省。为了省房租，把公寓分租给两个德国人，自己只留下一间房。如今爱玲投奔了来，就越发窘。

回来前张爱玲有过很多不切实际的设想，但这时候才觉得三年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其实派不上什么用场，如果要工作，仍然只好做女店员、女书记员，最好的也不过是做个女教员，或是女编辑员。

她考虑过或许可以靠卖画生活，那个白俄教师不是曾经出过五块钱想买她的画吗？等她成名以后，叫价可以再高些。又或者可以写文章，从前给《大美晚报》投稿，曾经获得过成功的。可是写什么好呢？自己最熟悉的好像便是电影，大学里最经常的记忆就是同炎樱两个到处去看电影，连战时也不放过。

也罢，就写电影吧。于是她开始拼命地写稿，用英文，写影评，投给《泰晤士报》，评的是《梅娘曲》、《桃李争春》、《万世流芳》、《新生》、《渔家女》、《自由魂》、《秋之歌》、《两代女性》、《万紫千红》、《回春曲》……

写这种小文章，简直不需要构思创意，只是随笔写来就好，那是她自小最喜欢的营生，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简直再轻松不过了。

天下最轻松最可爱的工作，莫过于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而还可以把它换成钱了。所以后来张爱玲在《童言无忌》里写着：“苦虽苦一点，我喜欢我的职业。”

而我在我书的扉页自我简介里往往写着：“生平三大嗜好：读书，写字，写字换钱。”屡被出版编辑骂为恶俗。

有天弟弟子静来看她，姐弟三年未见，见了，却也不觉得怎么亲热，仍是淡淡地招呼。在他，是觉得这个姐姐已然遥远，同自己不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甚至不在同一片天空下，三年不见，她好像更瘦了，也更高了，长发垂肩，衣着时髦，十分飘逸清雅；在她，则是因为觉得抱歉——当年母亲收留了她而拒绝了他，使她觉得仿佛欠了弟弟，面对他就仿佛面对债主，有种不知如何的拘泥和窘缩。

她沏了一壶红茶，切了块从楼下咖啡馆叫的五角星形蛋糕，同弟弟两个分着吃，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闲话。多半只是子静在说，她只是听着，心里风起云涌，表面上却只波澜不惊。

他说：“父亲还是老样子，抽烟片，抽得很凶，家里也很紧张，越来越紧。”

爱玲点着头，并不搭腔。

子静搭讪着问：“姑姑今年有四十岁了吧，还没打算？”

爱玲淡淡地笑笑，仍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