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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与子相悦（第2页）

然而写文章，是把字写在白纸上，没有空气没有背景，所以往往变成自说自话。那么把谈过的记录下来怎样呢？记录下来也不过是瓜子壳，虽然撒得一地，可是瓜子仁已经吃掉了。然而又非写不可，好吧，就拿瓜子壳出来待客。”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一再说自己的作文受了张爱玲的影响，仿佛在吃张爱玲的唾沫水，从这篇“习作”中已可以看到端倪。

这是他刚认识张爱玲三个月写的文章，是在努力地学习“张爱玲的风气”，连立意也是张爱玲给的——因同月《万象》上载的张爱玲长篇小说《连环套》里，刚好有一句：“照片这东西不过是生命的碎壳；纷纷的岁月已过去，瓜子仁一粒粒咽了下去，滋味各人自己知道，留给大家看的惟有那满地狼藉的黑白的瓜子壳。”

胡兰成大概很为这句隽秀的比喻喝彩，遂延展开来，写了《瓜子壳》自娱，同时也是“曲曲表达”：他同她在一起，是“平静中有喜悦，亲切中有一点生疏，说的话恰如一树繁花”，他们之间，有“最深的理解和最高的和谐”。文中且说：“一次和一位朋友说：你的那一篇关于中国人的宗教文章我读了，不知怎的我的心只是往下沉，有一种淡淡的哀愁与深刻的不愉快。”——这“朋友”是谁，呼之欲出。

一面学习着张爱玲的技巧，另一面便对张爱玲的作品做出更深刻的评析——是对迅雨的回应，还是因“她的文章人人爱，好像看灯市，但我觉得他们总不起劲”，所以要闻鸡起舞，让众人明晓她的好？

《杂志》五、六月分期连载了胡兰成长达万言的评论文章《评张爱玲》，文中说：

“这故事（《倾城之恋》）结局是壮健的，作者刻画了柳原的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但终于否定了这些，说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自私的女人。’而有些读者却停留于对柳原与流苏的俏皮话的玩味与赞赏，并且看不出就在这种看似斗智的俏皮话中也有着真的人性，有着抑制着的烦恼，对于这样的读者，作者许是要感觉寂寞的吧!”

这里的“有些读者”倒有可能是“不很礼貌”地直指“迅雨”，因其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里批评《倾城之恋》不够深刻，所以他要替张爱玲“感觉寂寞”。他且在文章中又惊天动地地写道：

“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株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没一点病态……

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

她是个人主义的，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梭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明净的。”

这亦可看作是回应迅雨的“《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这一观点。

至于张爱玲本人，她以悲悯的眼神看待世人，而后妙笔生花，把一枝一叶都描勒得清楚剔透；然而她的人却是不染纤尘，对坊间评论向来不放心上，“报上杂志上凡有批评她的文章的，她都剪存，还有冒昧写信来崇拜她，她亦收存，虽然她也不听，也不答，也不作参考。”（胡兰成语）

对于迅雨的评论，胡兰成已经积极地替她在《杂志》上做了回复，以她的个性与为人，当不至于穷追猛打地自己还要再补一篇文章来对抗，弄得并肩上阵似的——如果她果真这么计较，也不会不关心“迅雨”是谁了。她与柯灵那么熟朋友，也没向柯灵打听过此人是谁，可知对这件事并未挂心。直到一九五二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再度赴港读书，结交了宋淇夫妇，才听宋淇说迅雨就是傅雷。然而知道了，也只是微觉惊讶，并没有当作一件大事。

——从这一点也可以推测，当年她那篇《自己的文章》并非冲着迅雨去的，所以也不觉得自己得罪了谁。

柯灵在一九七八年九月的《怀傅雷》和一九八四年的《遥寄张爱玲》中两次提到这件事，念念不忘，耿耿于怀，其实是有点过虑了。

“四十年代初，我和傅雷开始交往，冷不防就爆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冲突。那时我们祖国正处于艰苦的抗战年代，上海已经沦陷，用傅雷的话说，那是‘一个低气丈夫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他用化名给《万象》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论文，其中有一段话涉及到他和我都很尊敬的一位前辈作家（西按：即巴金）。傅雷在法国专攻的学科之一是艺术批评，这篇文章的重点就在于探讨文学创作的艺术技巧。这类问题，本来完全可以各抒己见，无关宏旨。但一则我以为他的意见未必允当，再则这位前辈远在重庆，而我又一向主张，在沦陷区的刊物上，为避免敌伪利用，不宜随便议论身在抗战前线的战友，哪怕这种议论无伤大雅也罢。鉴于傅雷的倔劲相当出名，我采取先斩后奏的权宜措施，发表时把他这一段文字删掉了。这惹得傅雷非常生气，提出要我在报刊上更正，并向他公开道歉。但我通过朋友向他作了恳切的解释，也就取得了谅解。”（柯灵《怀傅雷》）

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七八年，那时国内对“张爱玲”三个字还态度模棱，这使被“文革”吓怕了的柯灵在提起旧事时不但要着意避开张爱玲的名字，并且为了不让人看出痕迹来，连巴金的名字也隐去了，用“前辈”代替。由此可见柯灵为人的小心谨慎。

然而他在一九八四年，终于大起胆子，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了——

“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柯灵《遥寄张爱玲》）

不过，如果一定要说张爱玲有什么回应的话，那么我以为《传奇》的出版大概是多少含着些负气的意思的。因为傅雷曾在《论张爱玲的小说》结束语里写着：“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这两句话说得相当严重。而张爱玲在三个月后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书名就叫做《传奇》，四天之内全部销光。大概算是给迅雨的一个答复吧。

再则，就是一年后她将《倾城之恋》搬上舞台，并在公演前写了篇文章，有意无意地回复：

“《倾城之恋》因为是一年前写的，现在看看，看出许多毛病来，但也许不是一般的批评认为是毛病的地方……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会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极端的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易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