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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赞美一个印度女子写的句子，‘秋是一个歌，桂花蒸的夜，像在厨里吹的箫调。’想到这样的夜，没有月亮也是美的，暗香浮动，你试用你意象的手，轻轻也可以摸得出的。”

这个“朋友”，便是胡兰成了；这片草地，便是他躺在藤椅上第一次看《封锁》的地方；而这个“印度女子”，便是炎樱（炎樱是伊斯兰卡人，但胡兰成一直错记成印度人，后来张爱玲在《对照记》里特意点明，似有澄清的意味）；那句“秋是桂花蒸的夜”，便是张爱玲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的题记，便登在《苦竹》杂志上。

沈启无且赞美炎樱设计的《苦竹》封面，说：“我喜欢这样的画，有木板画的趣味，这不是贫血的中国画家所能画得出的。苦竹两个字也写得好，似隶篆而又非隶篆，放在这里，就如同生成的竹枝竹叶子似的，换了别的字，绝没有这样的一致调和。”

他是胡兰成的朋友，也是同事，常常听到胡兰成赞美张爱玲。一个阴雨天，两人站在廊下，听到巷里有鼓吹，胡兰成想起旧时胡村人家娶亲的吹打来，渐渐聊到《金瓶梅》里的婚嫁，胡兰成说：“这两天闲来无事，我又看了一遍《金瓶梅》，觉得写的欠好，读了只有壅塞的忧伤，没有启发。”

于是沈启无说了些明朝万历天启年间的事来助兴。聊到投机处，胡兰成便又提起张爱玲来，说她如果在这里，一定另有绝高见地。又说：“《金瓶梅》里的人物，正如阴雨天换下没有洗的绸缎衣裳，有浓浓的人体的气味，然而人已经不在这儿了，也有熠熠的光辉，捏一捏还是柔滑的，可是龌龊。就像张爱玲在《谈跳舞》里说的：‘龌龊永远是由于闭塞，由于局部的死。’是这样的烂熟。”说过了，才觉出这一个绝妙的比喻十足是张爱玲的风格，不禁越想越得意，只说还不尽兴，于是提笔记下来。又逼沈启无也来写一写张爱玲。

沈启无遂写道：

“张爱玲，兰成说她的文章背景阔大，才华深厚，要占有一个时代的，也将在一切时代里存在。这话我并不以为是过誉，看她文章的发展，是有着多方面的，正如兰成说的，‘青春能长在，自由能长在，才华能长在的’。生活对于她，不是一个故事，而是生命的渲染。没有故事，文章也写得很美。因为有人生作底子，所以不是空虚的浮华。她不像西洋厌世派，只写了感觉，在他们的手下，词藻只做成‘感觉的盛筵’。而她，把感觉写绘成感情，几乎没有一样感觉不可以写出来的，没有一样感觉不是感情的。她走进一切的生命里去，一切有情无情在她的作品里也‘各正性命’，得到一个完全的安静。所以，她的文章是温暖的，有庄严的华丽，也有悲哀，但不是惨伤的凄厉，所谓‘众生有情’，对人间是有着广大的爱悦的。”

“一个人有着广大的慈悲，在时代的面前，没有所谓屈服，他可以低眉，可以俯首，伟大的爱是活在别人的生命里，伟大的艺术也是不灭的，永生的，不像一枝芦苇轻易在暴风雨里就被摧折的。

所以，‘让生命来到你这里’这句话，还是很可意味的一句话。”（沈启无《南来随笔》）

“让生命来到你这里”是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里引用过的话。这本书，是他陪胡兰成在南京建国书店买的。只是看了序，已经被惊动了。只觉每一篇都有异彩绽放，“仿佛天生的一树繁花异果，而这些花果，又都是从人间的温厚情感里洗炼出来的。她不是六朝人的空气，却有六朝人的华瞻。”

在关于张爱玲的评论文章里，这其实也是相当不错的一篇，然而由于沈启无的身份问题，文章很少被人提及。

胡兰成一向惜才爱才，他之追求张爱玲，后人多以为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然而他第一次看见她的文章是在南京，彼时刚刚出狱，未必知道她的文名；而他与她的交往，亦努力瞒过世人的耳目，又有什么名誉可钓呢？

且他并非是只对女作家这样热情，有诗人路易士，原名路逾，又名纪弦的，曾出版《纪弦回忆录》，其中有这样一段：

“一九四二年秋，我曾去南京看过胡兰成。散文家胡兰成大我几岁，是个‘绍兴师爷’型的文人……我的作品，他说他曾读过不少，居然能够当着一群朋友的面，背诵我的名作《脱袜吟》、《傍晚的家》和《在地球上散步》，一字不差。这一点，很是令人高兴……他知道我很穷，家累又重，离港返沪，已身无分文了，于是使用适当方法，给我以经济上的支援，而且，尽可能地不使我丢面子——例如暗中通知各报刊给我以特高的稿费；逢年过节，和我夫妇的生日，他都会派人送来一份厚礼，除了蛋糕，还有个红包哩。”

——这个例子，大概充分可以形容胡兰成的为人，仗义疏财，且心细如发。他是真的爱才。沈启无，是他重才怜才的另一个例子。

沈启无原为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原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一九四四年三月周作人发表“破门”声明后，被逐出师门，也被排挤出文化圈，于是投奔了胡兰成。胡兰成管吃管住，并于当年秋天邀请他同赴武汉沦陷区接手《大楚报》，胡兰成任社长，沈启无任副社长。

这情形，颇有点像多年之后的朱西宁供养胡兰成。

罗君强《伪廷幽影录》回忆说：“胡（兰成）曾受池田支持，主编谋略性刊物《苦竹》月刊。以后应日本人之聘，在汉口任华文《大楚报》社长，得到日本驻武汉‘吕’部队参谋人员的同意，发表拥蒋媾和、日军撤退的谋略文章。并公开讲演，从事鼓吹，使陈公博、周佛海为之头痛。”

这里没有提到汪精卫，因为他已经死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

此时主战的东条英机已经下台，日本方面有人希望胡兰成组织一个政府，池田看中了华中地区，于是资助胡兰成在武汉办《大楚报》，同时着手筹办一个政治军事学校，培植党羽。

然而胡兰成居然还是一如既往的素人无情，童言无忌，首日社论即是告日本人，说日本人的傲慢其实渺小，要他们明白这里是在中华民国的地面上，而且战争形势对日本已临到了天命不可儿戏；又在武汉发动“人民和平运动”，以“撤军、和平、统一”为口号，宣称不要蒋、不要汪、不要日本，要中国人自己说了算，并亲自在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说，惹得当地日本宪兵要出动来袭击《大楚报》——这便是罗君强所说的“公开讲演、从事鼓吹”。

胡兰成竟是天生成的反骨，他办《柳州日报》时因宣称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的气运相结合，以致两广兵变后被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监禁三十三天；他给汪精卫做宣传次长的时候发表文章说汪政府必散，又被关了四十八天；给李士群做幕僚，差点惹来杀身之祸；如今身受日本人“隆恩”，却又发动万人演讲来抗日。想来“为之头痛”的应当不只是陈公博、周佛海，当还有日本人吧。

《大楚报》在长江航运断绝的情况下，发行量最高时竟达一万四千份——可见当时抗日情绪之激昂，亦可见胡兰成审时度势之准确。抛开“动机”与“立场”不言，胡兰成，总是一个才子。

是才子，更是浪子，因为就在这种漫天炮火、日理万机之际，他居然还有心思谈情说爱，节外生枝，又在与张爱玲新婚不久，勾搭上了汉阳县医院的护士、17岁的周训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