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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苏青偷偷向她打听内幕，听说女主角是罗兰时，也长吁一口气，说：“这最合适不过了。”

第一次看到罗兰排戏，她穿着一件蓝布罩袍，怯怯的身材，红削的腮颊，眉梢高吊，幽咽的眼，微风振箫样的声音，完全是流苏。张爱玲看着，不由得惊动，一路想：如果早一点看到她，小说原可以写得更好一些的。

在第一幕第三场相亲归来那一场戏里，白流苏挨身低头地往门里一溜，导演说：“不要板着脸……也不要不板着脸。你知道我的意思……”罗兰立即领会了：“得意？”再来时，还是低着头，掩在人身后奔了进来，可是有一种极难表现的闪烁的昂扬。走到幕后，罗兰夸张地摇头晃脑地一笑，说：“得意！我得意！”大家也都笑了。

张爱玲看着，十分鼓舞，回到家立即写了《写〈倾城之恋〉的老实话》和《罗兰观感》，坦白地表达自己的心愿：

“因为是我第一次的尝试，极力求其平稳，总希望它顺当的演出，能够接近许多人。”“罗兰演得实在是好——将来大家一定会哄然赞好的，所以我想，我说好还得赶快说，抢在人家头里。”“我希望《倾城之恋》的观众不拿它当个遥远的传奇，它是你贴身的人和事。”

而苏青也紧接着写了《读〈倾城之恋〉》，诚心诚意地评价：

“我知道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求归宿的心态总比求爱情的心来得更切，这次柳原娶了她，她总算可以安心的了，所以，虽然知道‘取悦于柳原是太吃力的事’，但她还是‘笑吟吟’的。作者把这些平凡的故事，平凡的人物描写得如此动人，便是不平凡的笔法，料想改编为剧本后也仍旧是很动人的。”

“尤其要紧的，这篇文章里充满了苍凉，抑郁而哀切的情调，我希望在戏剧演出时仍不会失掉它，而且更加强。这是一个懦怯的女儿，给家人逼急了才干出来的一件冒险的爱情故事，她不会燃起火把泄尽自己胸中的热情，只会跟着生命的胡琴咿咿哑哑如泣如诉的响着，使人倍觉凄凉，然而也更会激起观众的怜爱之心。”

张爱玲与苏青并称沪上最红的女作家，这样并肩联手大张旗鼓地炒作，自然引人关注。戏未上演，上海的宣传媒体已经纷纷开动，各种报道连篇累牍，有撰诗预祝演出成功的，有钻营报道花边新闻的，造足声势。

到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首演这天，上海新光大戏院的门票一早售罄，接连几天的戏票也都预售一空。

这晚天气奇寒，滴水成冰，戏院里更是森冷彻骨，观众们都是裹着大衣不敢脱，然而热情却依然高涨，掌声如雷。

著名报人、诗人、影人陈蝶衣和导演桑弧是在首演当晚就看了的，都是一边看一边赞，桑弧从这时便有了合作之心；而陈蝶衣则写了篇文章盛赞演出的精彩，并风趣地称自己“回家的时候因踏在冰块上面摔了一跤，然而这冷与跌并没有冷掉或跌掉我对于《倾城之恋》的好印象。”

一时报上好评如潮，白文、霜叶、司马斌、董乐山、童开、无忌、左采、金长风等都纷纷撰文作评，各抒己见。

沙岑评价：“导演对于剧的处理，位置的安排，表现得非常风趣，小动作尤佳。至于音乐，毫无成绩可言，音乐的目的，是强调剧情，使剧情上不容易表达处，藉音乐之力可以表达出来。装置和灯光都很佳，装置的四景，都有很好的成绩。”

应贲则说：“从小说里我们对白家有一个破落却仍不失大家风范的印象。而现成的装置却只能显出中人之家。”

左采也说：“至于舞台装置，第一幕与第四幕都很好，尤其第四幕确已够得上是一个‘洋派’家庭的住宅，色彩也非常优美。第二幕是柳原给流苏开的旅馆房间，却不够华丽，是应该再考究一些的，至少衣橱是要的，也用得着。至于灯光和音乐的配曲，则没有太大的毛病。”

汉学大师柳存仁（柳雨生）的看法则是：“以香港为背景的几幕几场，我就觉得都微有缺憾。到过浅水湾、浅水湾饭店、香港，以及看过原著的人，都想像那饭店并不是这个样子。即以家具装潢来说，也缺乏一种宽厚的瑰丽之感。”他是蒙张爱玲赠了十七号夜场戏票的，可是急于先睹为快，十六日夜就迫不及待地自己掏腰包买票入场了。

然而这所有的人，包括张爱玲自己，对于罗兰的演技却是一致好评的。让今天的我实在好奇得心痒难搔，巴不得可以亲眼看一下罗兰是怎样再现那白流苏的清冷与伶俐的。

在当时上海剧本奇缺，话剧不景气的前提下，《倾城之恋》竟然连演八十场，场场爆满，不可不谓是一个“传奇”！然而这一幕，却未能以文字的形式留在中国话剧近代史上，未免让人有“掩耳盗铃”、“一叶障目”之叹。

众多评论文章中最特别的，是冷漠淡然的张茂渊也一改不闻不问、各不相关的态度，署名“张爱姑”，凑热闹地以流苏和柳原的口吻写了一篇文章，这大概也是最让爱玲高兴的事了——

“流苏的话：人人都以为这《倾城之恋》说的就是我。所有的亲戚朋友们看见了我都带着会心的微笑，好象到了在这里源源本本发现了我的秘密。其实刚巧那时候在香港结婚的，我想也不止我一个人。而且我们结婚就是结婚了，哪儿有小说里那些罗罗嗦嗦，不清不楚的事情？根本两个人背地里说的话，第三个人怎么会晓得？而且认识我的人应该知道，我哪里有流苏那样的口才？她那些俏皮话我哪里说得上来？

柳原的话：我太太看了《倾城之恋》，非常生气，因为人家都说是描写她，她也就说是描写她。我说何苦呢，自找着生气，怎么见得就是编排你？我向来是不看小说的，后来也把《倾城之恋》仔仔细细看了一遍。不相干———怎么会是我们呢？———就算是吧，不也很罗曼蒂克，很好的么？反正没有关系。随便吧！”

张爱玲在剧院里感受到了空前的热烈与成功，然而回到家，却仍是孤清的。

大寒天气，屋子冷如冰窖，她第一次穿上皮袄，独自坐在火盆边，仍然觉得冷，冷得瑟瑟缩缩，偶尔碰到鼻尖，冰冰凉，像只流浪的小狗。拥有万千观众的掌声又如何？滚滚红尘，茫茫人海，她仍是孤独一个人。

火盆里的炭一点点燃尽了，黯淡下去——“每到红时便成灰”，像不像她自己？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何必问呢？她早已在文字里预言了自己与上海的将来，同时，她似乎从未渴望过平常人所谓“圆满的人生”，在她的小说里、散文里，处处是对“真心”的叹讶，带着悲天悯人的语调，评价那是一件多么稀罕难得的事情：

《金锁记》里，七巧在老时不无自傲地想，“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那一点真，是带着俯就之意，自欺欺人来凑数的；

《倾城之恋》里，柳原对白流苏“许诺”：“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这里的真，是以毁灭为代价，因为厌倦、疲惫、劫后余生，而照见的一点点本心。

她自己的爱情，也正是这样，见证了时代，也被时代所见证。

这是一九四四年末，“张爱玲”年，汤汤地流过了，《倾城之恋》话剧的成功，是她在上海最后的辉煌，此后虽然亦时有佳作，引起波澜，却总是褒贬参半，忧喜相随。

时代的车轮，渐渐把所有的暗香异艳都碾作齑粉，零落成泥，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