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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胡兰成与范秀美在远山僻野中**的时候，张爱玲却在上海公寓里提心吊胆。

举国检举讨伐汉奸，苏青也被抓捕了一回，李香兰则演出一幕“捉放曹”，她无法不起兔死狐悲之叹。报纸上含沙射影地指责她是“海上文妖”，“汉奸之妾”，说她在《杂志》、《天地》、《古今》、《新中国报》这些汉奸报刊上发表作品，还参加亲日活动。年末上海大时代书社出版的《女汉奸丑史》，更是明明白白把她和李香兰、陈璧君（汪精卫之妻）、莫国康（与陈公博有染）、佘爱珍（汪伪特务头子吴四宝之妻，后与胡兰成结合）相提并论，咒骂“无耻之尤张爱玲愿为汉奸妾”。

口水大战于她不是第一次，却是最严重的一次——在“文非”之外，更加添了政治的色彩，总是骇人的。

她已经不可以再写字，写了，也没处发表。

潘柳黛在《退职夫人自传》中，曾提到重庆人办的报纸上编了整版的“扫妖特辑”，并且抗议：“我固然是沦陷区活过来的老百姓，然而我在沦陷时活得那么悲苦，可怜，我是苟延残喘的挣扎着活到现在；而现在，就连苟延残喘也不让我活了。我真想对谁去控诉，假若我有祸国殃民的罪行，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到有司去检举我，假若我没有祸国殃民的罪行，那么就应该停止了无聊的谩骂，使我还能凭我的能力生存下去。那些唱高调的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是因为他们还不至于‘饿死’，所以才乐得冠冕堂皇唱这种高调。”

——这段话，也可以代表张爱玲的处境与心声。

她第一次想到了离开。

去哪里？最先涌上的念头自然是去找胡兰成，同他在一起，再不分开。他逃亡，她也跟他一起逃亡；他受苦，她也跟他一起受苦；就是他遇难死了，她也要跟他一起赴死。

一九四六年二月，爱玲跋山涉水，过诸暨，走丽水，竟在这乱世中不远千里地往温州寻夫来了。出发前一天，她去钱庄卖金子，不禁想起她的母亲。

这并不是她第一次出远门，却是第一次要自己筹资远行，而筹措的方式，如此老套——仍然是靠典当。她真不愧是她母亲的女儿。

换了钱，买了毡鞋、牙膏、饼干、奶粉、冻疮药——她脚上的冻疮发了，且在感冒，却仍然义无反顾地出发了。

一路火车、货车、独轮车、船，她的脸被太阳晒塌了皮，大腿也磨破了。却仍不畏辛苦，只是想着他，忧着他，不知道他过得好不好，瘦了还是胖了，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她躺在异乡的**思念着他，想象重逢的悲喜，心里只有他，没有自己。后来她在游记《异乡记》里详细地写下了这段旅行，并借主人公之口写出自己的心事：

“我把嘴合在枕头上，问着：‘拉尼，你就在不远么？我是不是离你近了些呢，拉尼？’我是一直线地向着他，像火箭射出去，在黑夜里奔向月亮；可是黑夜这样长，半路上简直不知道是不是已经上了路。

我又抬起头来细看电灯下的小房间——这地方是他也到过的么？能不能在空气里体会到……但是——就光是这样的黯淡！”

她一直线地向着他，像在黑夜里奔向月亮。然而再也没想到，会在见到那弯瘦得可怜黯淡无光的下弦月的同时，竟也看到了月亮旁边的小星星——范秀美，她丈夫的新欢！中等身材，三十几岁，朴素的旗袍上穿件深色绒线衫，一张淡白的静静窥伺的脸。

她全明白了。

在她为了他受牵连，蒙被不白、柔肠寸断的时候，他却辜负她，欺骗她，背信弃义，停妻再娶！好像听到一声炸裂，她的心仿佛突然被什么敲碎了，山崩地裂般坍塌下来，刹时间摧为齑粉。

而他毫不顾惜，还要粗声粗气地吼她：“你来这里做什么？还不快回去！”眼中是这样地冷，冷得令人发抖。早春二月，河里的水也化了。可是他的眼神，却仍然结冰。

这自私的人，任何时候先想到的都是自己，他只知道他自己还在受苦中，他可不管爱玲为他受了多少委屈辛酸，他甚至暗自埋怨她的来访叫他不安——为什么不老老实实呆在上海呢？倘若他翻得了身，自会去寻她；倘若这辈子便这样凋落了，也留给她一个傲岸的背影。他不愿意自己的失意落在她眼中，更不愿意她目睹他的龌龊薄情。

他以恐怕有人查房为由，将她独自安置在旅馆中，自己却仍是回到范秀美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