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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逸梵还在国外的时候，就一直写信催促女儿回到香港去读完大学，但是张爱玲回信说想继续写作。黄逸梵恨铁不成钢地骂她“井底之蛙”。这次回来，又旧话重提，劝她：“你不如回去把学业完成，也是找个由头离开这里。呆在上海，终不是长久之计。”

爱玲有些犹豫，低着头久久不语。“霁月难逢，彩云易散”。一生中，她与母亲相伴的年份几乎屈指可数，每一段，都是人生至为金贵的记忆，几乎不肯轻易启齿，怕人家偷听了去。

——在这一点上，她总比她的弟弟张子静幸运得多。

只可惜时间也太短了。有限清欢，无限辛酸。她好像命中注定无缘与至爱的人长相厮守。

与母亲再度相伴的日子，是爱玲在这段动**岁月里最大的安慰。然而现在母亲又要离开了，她的心里十分彷徨，比小时候犹甚。冰心在诗里写：“自然的风雨来了，鸟儿躲进它们的巢里；人间的风雨来了，我躲进妈妈的怀里。”现在风大雨大，而她要躲去哪里呢？不能和妈妈在一起，难道也不能和姑姑在一起吗？这么些年来，她没有家，于是姑姑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了。她不想连这一点依傍也放弃。

而且，她心里已经另有了一个人。于是她低低地说：“我想再观望一阵子。”

这时候上海的政治气氛是虽然风吹草动不息，但还不至于上升到“洗礼”的地步，而张爱玲的名气还在，余威犹存。这从李君维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电影特刊上的《张爱玲的风气》中便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某太太，就像〈太太万岁〉里的一样的一位能干太太，告诉我一段故事，接着她说：‘说出来你不信，完全跟那个张爱玲写出来的一模一样，天底下竟有这样的事！’我妹妹穿了件灰背大衣，穿了一件黄缎子印咖啡色涡漩花的旗袍，戴了副银环子，谁见了就说：‘你也张爱玲似的打扮起来了。’

其实张爱玲没有真正创造过什么时装，可是我们把稍为突出一点的服式，都管它叫‘张爱玲式’。有一次我问张爱玲：‘短棉袄是您第一个翻出来穿的吧？’她谦逊地说：‘不，女学生骑脚踏车，早穿了。’这是我们目之为‘怪’的一点，就是张爱玲喜欢穿‘怪’衣裳，其实她之穿‘怪’衣裳，也多少含了点玩世不恭的态度。她有一件装竹圈的大衣，底下鼓出来像一只皮球，一天在炎樱家问起她，她说那个竹圈已经拿掉了，说的时候漠不关心，一如说着旁人的事。正如章太炎喜欢偶然用古字一样，无非是文字的化装而已。无论如何，张爱玲虽不欲创造一种风气，而风气却由她创造出来了。”

当年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喜着竹布长衫，一时引得京都人士争相效仿，几成脱销之势；而今她的奇装炫人，俨然竟成张爱玲风气，却是时人模仿不来的。

一旦离开，这些辛苦经营的虚名儿便都将风流云散，都说“白手起家”，那指的是本来便一无所有；若要放弃现有的一切从头再来，谈何容易？

母亲走后，张子静似乎预感到了一家人相聚的日子越来越少，时时来探望姐姐，并且担忧地问她有什么打算？

爱玲避重就轻地说还在找房子打算搬家，又拿出一小包红蓝宝石说：“这是二婶给你的，说等你结婚的时候给新娘子镶着戴。”然后便如常闲谈，说刚看完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很不错，建议他有机会也找来看看；《小二黑结婚》还拍了电影，她也说很好，叫他去看。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她仍在观望中，“张看”中。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张爱玲亲眼看到了解放军进城。

这时上海的十多家小报都已在解放之前自动停刊，夏衍接管上海市文化工作的时候，上海成了一个没有小报的城市。夏衍向龚之方说，“新中国”并不是不能容许小报存在，只是要端正风气，提供读者有益的、多样化的趣味性内容。要龚之方和唐大郎组织一个“能力较强、素质较好的小报班子”。

于是《亦报》应运而生，龚之方任社长，唐大郎任总编辑。八开对折，邀请了许多著名作家如丰子恺、周作人等人执笔支持，自然也会向老朋友张爱玲约稿。

爱玲自《太太万岁》的风波之后，已经又搁笔近两年了，一是因为不断搬迁，没有心情；二则也是新中国成立，她还抱着观望的态度，“怀疑一切的眼神”；直到一九五零年搬入黄河路上的卡尔登公寓三零一室，生活略为安定，这才重新提起笔来，写了《十八春》，发表在《亦报》上，署名“梁京”——为了躲避莫须有罪名的轰炸，她连自己的名字也不敢要了。可是又不甘全盘放弃，于是同读者们做了个文字游戏，借“玲”的子音“张”的母亲切为“梁”，“张”的子音“玲”的母音切为“京”。

而桑弧亦化名“叔红”，在《十八春》连载前一天写了一篇《推荐梁京的小说》：“仿佛觉得他是在变了，我觉得他仍保持原有的明艳的色调，同时，在思想感情上，他也显出比从前沉着而安稳，这是他的可喜的进步……”用的是“他”而非“她”，有意掩人耳目；

在小说连载期间，他又继续以“叔红”为名写了《与梁京谈〈十八春〉》，其中提到小说连载至曼璐设计让祝鸿才污辱了曼桢以后，许多读者既同情又愤慨，认为非把这对狗男女枪毙不可，于是纷纷写信给“梁京”，请她“笔下超生”，让曼桢的悲剧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