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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春天，张子静最后一次与姐姐张爱玲见面，再次问过她对将来的打算。然而她深沉的眼光盯着墙壁，良久的沉默后，答非所问：“人民装那样呆板的衣服，我是不会穿的。”

隔年子静再来的时候，姑姑一见他便说：“你姊姊已经走了。”便关了门。

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姐姐，也没见过妈妈和姑姑。

张爱玲是在一九五二年七月离开上海去香港的，对外公布的理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临行，与姑姑约定：不通信，不联系，只当死了一样。

她大概已经预感到“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离去是惟一的办法，而且为姑姑计，还是不联系的好。

黄逸梵走的时候，也曾经明白地表示：不打算再回来了；她是母亲的女儿，也做了同样的选择——这坚贞决绝流淌在血液里，由母亲遗传给她。

值得一提的是，在她临走之前，李开第回到上海来了，还曾来她所住的卡尔登公寓探望，爱玲特地下楼去饭店叫了小菜来招待——她亦好像预知这位昔日的监护人在三十年后将成为她的姑夫，于是提前把酒祝贺。

她便是这样地走了，没有向任何人告别——那时她最好的朋友炎樱已经先她一步离开中国，去了日本；而炎樱的两个弟弟也都先后考入香港大学，一个攻读工程学，一个读医学。

后来有人姗姗然地说如果张爱玲留在中国，辗转内地，再多经过几年历练，“给生命加强一点受过折磨的活力”，或者会更加成熟，文采飞扬；又说她离开上海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壤，文字便失了水灵与生命感，枯萎失色，并以此认定她的离开是错误选择。

然而倘若张爱玲一九五二年没有离开，而是一直留在中国会怎么样呢？

这里我不想做无谓的猜测，只是要平实地记录一些与她多少有些干系的人的命运：

——先说说曾写过洋洋万言《论张爱玲的小说》的傅雷。他是伟大的翻译家，一丝不苟的治学之人，一生翻译外国文艺名著三十三部，包括巴尔扎克的小说十四部，罗曼罗兰的作品《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关于米开朗琪罗、贝多芬、托尔斯泰的传记。

解放以后，“党出于对他的爱护，动员他走出书斋，接触一下沸腾的生活，安排他参加了一些宣传部门的全国性重要会议，还选他当了上海市政协委员。他一面埋怨浪费了时间，耽误了工作，一面还是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他的眼睛一向在云端里，对许多事情要求严格而偏激，又心直口快，勇于提意见。”这样的人，注定是逃不过政治浩劫的，“反右”一开始，他就被卷进去了，写了大量笔记、检查，“但是几次检查都没有通过。他思想不通，对有些过火的批判非常反感。于是他向领导声称：如果他有罪行，愿意接受惩处，但以后不再出席会议了。”

柯灵在《悼傅雷》一文中披露，一九五八年春天，某上海文艺主管部门的领导将他招回上海，给了他一个任务，“以朋友身份劝说傅雷，正视自己的缺点错误，实事求是地作一次自我批评。”柯灵以为这是为好友开脱的好机会，可以从此一了百了，于是百般劝说傅雷识时务者为俊杰，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被利用了——他们只是要他逼傅雷认罪，坐实“右派”的帽子。

后来傅雷在给他的信中写道，“处在这样的大时代大风浪中，牺牲区区一个傅雷，算不了什么。”然后回到书斋，杜门谢客，继续自己的翻译工作。从一九五八年到“文革”前夕，共翻译了泰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父》、《比哀兰德》、《幻灭》，重新修改了《高老头》——这份书目足以看出他的惜时如金，仿佛追日的夸父，因为知道时日无多，只得奔跑不停，未敢稍歇。

然而“文革”的风雨来了，没有人可以再堂堂正正安安静静地活着，即使躲在书斋里也不可以。“文革”的任务是要扫除一切天才，一切纯真，一切善良与正直，在“文革”一开始，傅雷就成了标靶。经过四天三夜的查抄、罚跪，红卫兵们变着花样的殴打、凌辱，他觉得已完全失去了活着的尊严。

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五十八岁的翻译大师傅雷坐在自己的躺椅上吞服了巨量毒药，辗转而亡。两小时后，他的夫人朱梅馥在最后一次服侍了丈夫，确信他已经决然地死去后，这才洗身净面，从一块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上撕下两条长结，打圈，系在铁窗横框上，追随丈夫而去。

——长袖善舞为人谨慎的柯灵自己又怎么样了呢？

他一直兢兢业业地听党的话，说每一句话都要三思而后言，又尽量说得圆滑平淡，模棱两可。他曾因为怕傅雷的文字伤害了巴金的形象而擅自删去，又因为张爱玲对傅雷意见的不接受而觉得她“不甚礼貌”、“远兜远转”；赵丹在逝世前几天，在《人民日报》上写了《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言辞十分大胆，振聋发聩：“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层层把关、审查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他拍案叫绝，情不自禁地引用，却又特地注明“我并不全部赞同这篇文章的论点”；甚至在“文革”中，他的妻子在医院病危，他格于工宣队的命令，“连给妻子送终的权利也不敢断然争取”（柯灵《回首相看血和泪》）……

这样小心谨慎步步为营的一个人，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傅雷夫妻双双惨死的同时，也被一个电话召至作协，被告知：“外面形势对你很不利，现在上面给你一个机会，一个环境，让你去考虑考虑自己的问题。”门一开，进来两位武装公安人员，架着他便上了汽车。他被囚入斯南路第二看守所（那从前在租界时代是对付中国人的法国牢监），面壁三年，在兽笼式的铁栏后面度过六十华诞。“还连累了我的妻子国容，陪着我在外面加倍地受罪，几乎赔上了性命。”“她没完没了地受审讯，被迫揭发交代。她无法编造我的罪行，不愿意和我划清界线，为了维护我的清白，被那种出名的‘逼供信’的酷虐游戏纠缠得几乎神经错乱。一次又一次的抄家，破‘四旧’，抢房子，别有用心的人幸灾乐祸，肆无忌惮地上门捣乱……”“她曾经割过腕动脉，只是为了不愿抛下我在不明不白的诬陷中独自挣扎，她才自己动手包扎，在生死一发间救活了自己。”

三年后，柯灵释放了，“我虽然经国家的专政机关查明无罪在案，却依然是无罪的罪人，每天到作协劳动，交代检查，一切照旧。也依然到处游斗，‘特务’、‘汉奸’的帽子向我乱扣。我释放那天，作协的工宣队先把国容找去，向她严厉警告：我罪行严重，拒不交代，在监狱里逃避斗争，现在要对我实行群众监督，她必须帮助我彻底坦白。这对她显然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把她推到了绝望的深渊。我和国容历劫重逢，怎么也没想到，她会发生这样剧烈的变化。不但容貌变得我不认得了，而且丧失了语言能力，说话诘屈聱牙，格格不吐，完全像洋人生硬地说中国话。她本来健谈，却变得沉默寡言。又学会了抽烟，一枝一枝，接连不断，没日没夜，把自己埋在烟雾弥漫中……”“那天将近破晓，我在睡梦中被一阵钝重的抨击声惊醒，开了灯，只见国容躺在长沙发上，用毯子蒙着头，我过去揭开一看，我一生也没有经过这样的打击，天崩地裂也不会使我这样吃惊。就在我写诗的纸上，她写了两行字：‘亲爱的，我们是无罪的。我先走了，真抱歉。’……惨剧幸而没有酝成，又招来了新的罪惩，因为这是‘自绝于人民’的万恶行为。声势浩大的斗争大会，还有缤纷的冷言恶语，鄙夷轻蔑的眼色……”

——苏青是不能不提的。抗战胜利后，她作为“落水作家”被传讯，建国后留居上海，担任越剧团专职编剧，曾编写《江山遗恨》、《卖油郎》、《屈原》、《宝玉与黛玉》、《李娃传》等剧目。其中《宝玉与黛玉》一九五四年曾连续演出三百多场，创造了剧团演出的最高记录；一九五五年，她因与贾植芳先生就“胡风事件”通了一次信，而被怀疑为“胡风分子”并关进提篮桥监狱一年多，就此在文坛上沉寂下去；文革中，她又遭到多次批斗，从此百病缠身，至亲骨肉亦都与她划清界限，断绝往来；平反后，她在一个区属的小剧团———红旗锡剧团当编剧，除了整理、改编老戏之外，也写些新戏，却没有再写小说、散文，也不再署名苏青，而用她的本名冯和仪了。

据说她在世的最后几年里，一直想再看一遍自己的《结婚十年》，却因该书被视作禁书，遍求不得；一九八二年，她于贫病交加中寂寞离世，享年六十九岁。灵堂里没有哀乐，没有花圈，前来送行的亲友只有四五个，整个送葬过程才七八分钟，十分凄凉。

三年后，女儿和外孙将她的骨灰带到大洋彼岸——她是想留在国内的，然而到底还是和张爱玲一样远走重洋了。

——还有曾在旧上海文坛与张爱玲、苏青齐名的女作家关露，堪称最悲哀的战士。

她曾于一九四二年五月至一九四五年七月间，在日本驻伪中华民国大使馆和日本驻华海军报道部合办的《女声》担任助编、主编，并写过一篇随笔时论，是关于出席日本东京“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的发言稿《中日妇女文化交流之我见》，其中有这样的言辞：“我希望今后中国妇女学一点日文，日本妇女也学一点中文，往后见面的时候，就能用对方的语言来交谈了。”这样的言行，自然逃不了“汉奸”的罪名。

然而可悲的是，她却是经“组织”安排介入日伪机构的地下党，并为此中断了与当时在南京中共代表团任职的王炳南的恋情，从此独抱终身。自解放到文革，她两次被公安机关关入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几度神经失常。其实她在沦陷时期的经历，是上至周恩来、下至一大批左翼作家都了如指掌的，可是却无人也无力还她清白。直到一九八二年，她的长达三十七年的磨难才最终得以结束，还得清白之名。

同年，她在文化部机关一间摆了三架单人床的十平米见方的宿舍里，服用过量安眠药结束了苦难的人生旅途，终年七十五岁。“质本洁来还洁去”，然而，为了这个“洁”字，她付出的代价也未免太大了。

由张爱玲小说《色戒》改编的电影热映后，有人考据王佳芝的原型就是关露。然而她是比王佳芝的命运还要惨淡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