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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一来，爱玲就必须得再等些日子。宋淇为了不让她白等，建议她再留一个月，写下一个剧本，可以多得八百美元，相当于他们在旧金山四个月的生活费。

然而赖雅却不予理解，而且来信抱怨她“无限期地延后”，爱玲只是回信解释：

“是因为要多赚八百美元——我称它为‘有回报的两周’。我工作了几个月，像只狗一样，却没拿到一分酬劳，那是因为一边等一边修改的缘故，为了省时间，所以许多剧本会在最后一分钟完成。刚完成第三和最后部分的大纲，并且刚送去宋家，想在农历年前给他完成审稿，因为过年期间他会很忙，加上一个明星的诉讼案，根本找不到他的人。我真为你感到骄傲，能找到这么适合、这么便宜的公寓，真惊讶你是怎么做到的。从来不认为你是浪费的，然后逼你只能买家用品，你的弱点加上我的小小的恨意。目前请不要对我如此超级敏感。”

真正是一字一泪，令人不忍卒读。她如此辛苦而狼狈，自称“像只狗一样”，却还要小心翼翼地夸奖他，安慰他，也哀求他：不要再这么敏感，不要再对我施加压力，不要再指责误解我了！

这是她第二次形容自己“像只狗”。

第一次是在散文《气短情长及其他》中写着：“今年冬天我是第一次穿皮袄。晚上坐在火盆边，那火，也只是灰掩着的一点红；实在冷，冷得瘪瘪缩缩，万念俱息。手插在大襟里，摸着里面柔滑的皮，自己觉得像只狗。偶尔碰到鼻尖，也是冰凉凉的，像狗。”

那时，她还没同胡兰成离婚，不过他们不常在一起。她大概感觉到冷，孤单，由衷自怜。而这一次，还是这样地冷，这样的孤单，却比从前更狼狈。

农历年到了，宋淇为了演员官司的奔波总算告一段落，然而《红楼梦》的剧本却还是没有敲定，他一时同张爱玲说邵氏公司可能会提前拍摄《红楼梦》，如果是那样，电懋便有可能要放弃；一时又请了另一位李编剧来吃饭，言下有换刀之意。

这令张爱玲又焦虑又难堪，面临山穷水尽的窘况，她不得不向宋淇借钱，而这无疑对双方都是一种痛苦而屈辱的折磨。在宋淇，多少会觉得这是某种暗示，是张爱玲对于他们迟迟不付稿酬的抱怨与施压；在爱玲——唉，伸手岂是那样容易的？

虽然说朋友有通财之谊，然而其实借钱是最伤害友谊的一件事。我姐姐有句名言：你要想得罪一个人，就借钱给他，然而再向他要。

张爱玲不擅交际，却并非不懂得人情世故，她对于世情的观察和了解其实是最深刻的，而且因其敏感而倍受折磨，因为自卑而不能忍受一点点轻怠。风烛残年的丈夫，摇摇欲坠的婚姻，租来的公寓，借来的工作，还有赊来的生活费，这世上到底有什么是属于她的、可以真实拥有的呢？

元宵节的前夜，站在东亚旅馆的阳台上，看着天上一轮满月如烧，张爱玲感觉到自己被抛弃了，被整个世界、被时代、被人群、被朋友抛弃了。她在给赖雅的信中凄然写下“他们不再是我的朋友了”这样激愤的句子：

“跟宋家借钱是件极痛苦的决定，而且破坏了我们之间的一切，我无法弥补这种艰困的关系。……宋家冷冷的态度令人生气，尤其他认为我的剧本因为赶时间写得很粗糙，欺骗了他们。宋淇告诉我，离开前会付新剧本的费用，言下之意是不付前两部，即《红楼梦》上下集。当我提议回美国再继续修改时，他们毫无回应……

我无法入眠，走到阳台，站在一轮红红的满月下，今夜是元宵节前一天，他们已不是我的朋友了，不过我会从如此恶劣的交易中存下几百元。我打算再留两周，跟他们协商后续问题，按原定计划三月十六日离开。”

1962年3月16日，张爱玲飞离香港，回到了美国。

临走前，张爱玲约了一位表亲在香港饭店见面，散席后，她一个人往后街去，想买点廉价金饰带回去送人。七拐八拐，忽然进来一条街，那不是从前摆绸布摊的街吗？战后她和炎樱离港前，在这里买了红的蓝的布料，回去做衣裳，像流动的国画。如今居然劈面重逢了？

往事如潮，像涌动的无声画布将她拥裹，四周褪成了喧闹的鬼市，故人旧情，熙攘其间。最终她买了两只小福字颈饰，串在细金链条上，疑真疑幻地走回去，看到拦街有一道木栅门，倒又想起《红楼梦》来——

“传说贾宝玉沦为看街兵，不就是打更看守街门？更鼓宵禁的时代的遗迹，怎么鹿港以外竟还有？当然，也许是古制，不是古迹。但是怎么会保留到现在，尤其是这全岛大拆建的时候？香港就是这样，没准。从前买布的时候怎么没看见？那就还是不是这条街。真想不到，临走还有新发现。”

“我觉得是香港的临去秋波，带点安抚的意味，看在我忆旧的份上。在黑暗中我的嘴唇牵动着微笑起来，但是毕竟笑不出来，因为疑心我跟香港诀别了。”——《重访边城》

一语成谶，此后三十多年，她再也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