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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普鲁士起义和德意志的解放 一异族统治与德意志民族意识的激活（第1页）

第一节普鲁士起义和德意志的解放一、异族统治与德意志民族意识的激活

在德国学术界，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是公认的德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根源。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兰西民族爆发出的巨大能量和包括普鲁士、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诸邦的失败使德国人深受震撼。前者的胜利使德国人找到了学习的榜样，后者的失败使之深感建立统一而强大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必要。

拿破仑在德意志的统治具有两重性。从积极方面看，拿破仑通过帝国直属领地归并和教产还俗等一系列举措，沉重打击了德意志的分离势力，德国的分裂状况大大减轻。由于贯彻法国革命的原则，推行具有教化作用的《拿破仑法典》，废除封建特权，德国人享受到了“从未享受过的自由、平等”，拿破仑的统治起初受到许多德国人的欢迎。巴伐利亚作家冯·阿雷廷男爵（ChristophFreiherrvoin，1773—1824）称拿破仑代表了“真正的德意志精神”，达尔贝格大主教也称其“是一个超常之人”，不只是“某个民族的恩人”，而是“整个人类的恩惠者”。黑格尔甚至在耶拿战役的前一天还写道：“正如我早先所期望的那样，现在每个人都希望法国军队获胜。”因此，在许多德国人的眼里，拿破仑成了“革命之子”。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拿破仑的独裁专制政策和在德意志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日渐激起德国人的反感和愤怒。他在1804年加冕为皇帝表明，他已经背离了共和制的原则，从而失去了一些拥护共和制的德国人的支持。著名音乐家贝多芬（Ludwigvahoven，1770—1827）就把准备以“波拿巴”为题献给他的第三交响曲改名为“英雄”，以示对他的不满。

与此同时，拿破仑对德意志两大强国的胜利虽然使他成了德意志的统治者，却也大大刺痛了德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他的以战养战政策，对普鲁士、奥地利等德意志邦国的掠夺性赔款政策等，大大恶化了德国人的经济生活，引起德国人的强烈不满；沉重的军役负担、强迫征税等则使德国人开始憎恨法国人的统治。尤其令德国人不能容忍的是，拿破仑在德国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和严厉的镇压政策。1806年8月26日，纽伦堡书商约翰·菲利普·帕尔姆（JohnnPhilipPalm，1766—1806）因在其出版的《深受凌辱的德国》（DeutsseiiefenErniederigung）小册子中号召武力反抗法国的侵略而被处死。

德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在思想意识方面最为敏感的群体。曾几何时，他们为法国革命的自由和平等原则欢呼雀跃，如今面对拿破仑的独裁统治和压迫，这一群体也首先萌生了现代性的民族意识，出现了以反对拿破仑统治为背景的民族觉醒。早在1797年，歌德就在他与席勒合作出版的《讽刺体短诗》（Xenien）中，带着失望的情感提出了德意志民族的问题：“德国！她在哪里要找到这一国度，显然只有在梦里”。随后，这位大文豪又以同样的心态写道：“构成一个民族，是你们的希望，但是，德意志人，那只是徒然空想。”萨克森作家约翰·戈特弗里德·索伊默（JohannGottfriedSeume，1763—1810）也表达了与歌德相类似的看法，认为德国的问题首先来自内部，国家分裂和社会不平等造成了德意志民族的软弱无力。德国要强大起来，必须割除陈腐的旧制度，凝聚全民族的力量。他指出，德意志战败的原因在于其腐朽的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是诸侯和贵族们的杰作”，“只要我们不废除特权，我们可以给法国人以打击，但永远无法战胜他们……一个民族更有必要防范内部的敌人而不是外来之敌。外来之敌鲜少能摧毁一个民族。”

著名哲学家费希特在“唤醒”德意志民族精神和德意志“国家民族”的政治认同方面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如前所提及，他在1807年末至1808年3月的柏林科学院星期日讲座上，以“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为题，连续发表演说，要求振奋德意志的民族精神。在回顾德国历史以及德意志人在宗教、政治、文化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后，他得出结论，德意志民族是最完美地代表整个人类的“原始民族”，存在一种不可磨灭的“德意志精神”，要为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努力。著名诗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则成了当时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民族主义鼓动家之一。他以真切感人的诗句鼓动人们为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而斗争。在《德意志人的祖国》（DesDeutsVaterland）这首名诗中，他以反问的形式问道：“德意志人的祖国是什么是普鲁士是士瓦本是葡萄映红的莱茵河畔还是海鸥翱翔的波罗的海沿岸噢，不！不！不！他的祖国必须更大。”

宗教界人士也加入了促进德意志“国家民族”认同的行列。著名新教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将民族问题与神学挂钩，提出“民族是上帝的造物”的命题，认为国家不仅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统治机构和秩序，也是民族共同体的代表，超越个体的民族共同体是以国家为载体进行生活的。因此，德意志民族应该在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中生活。

文化界的其他重要人物也明确地提出了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民族认同问题。体操之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FriedrichLudwigJahn，1778—1852）不仅鼓励德意志青年强身健体，而且专门撰写了《为统一而奋斗》（Strebe）一书，认为人类最庄严的礼物是“一个上帝，一个祖国，一个家园，一种爱”，要求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威廉·冯·洪堡也明确表达了相同的思想：德意志必须“构成一个整体”；对于德意志人而言，德国永远是“一个民族，一个人民，一个国家”（Eiion，Ei）。

这一时期德意志民族意识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反法和仇法成为凝聚民族意识的共同平台。对抗强大的法国和反抗法国军事占领的需要，使德意志人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民族国家来面对共同的敌人。当时德国社会上下各界几乎都对法国抱以极端敌视的态度。在社会上层，自身统治受到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军队威胁的德意志传统贵族也明确站到了反法的前列。早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不久，施泰因男爵就提出要组织一支反对“肮脏、无耻和****的法兰西种族”的十字军。出身贵族、以《战争论》闻名于世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也视法兰西民族为一个“自负”、“傲慢”、“残暴”的“可恶民族”，宣称每个德国人都必须以“仇恨和敌视”待之。

在文化界，反法仇法的声音更是不绝于耳。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直接号召发动一场“彻底毁灭”的“圣战”，反对西边“那个该死的民族”。著名作家克莱斯特则用饱含仇恨的作品来号召反抗法国人。他在1808年创作了著名戏剧《赫尔曼战役》（DieHermannsschlacht），表明了德意志人的民族信条，强调日耳曼人从古代起就是反抗罗曼国家统治的英雄，具有反抗世界统治和暴政的传统。既然德意志人的祖先曾战胜罗马人，他们当今应该毫不留情地“毁灭”罗曼语族人而证明自己的尊严。他的名言是：“打死他！末日审判不会询问原因。”诗人阿恩特也呼吁“消灭所有恶魔般的法国人”，直言不讳地表示：“我无一例外地痛恨所有的法国人”，“我要让我的儿子记住这一仇恨……我的整个一生都将奉献于此：在德意志人心中扎下对这一民族的蔑视和仇恨。”为此，这位诗人甚至提出了全民皆兵，反抗法国侵略者的主张。体操之父雅恩也宣布：“德国需要一场独当一面的战争……一场反对法国人的武力自卫战争，以充分发展德意志的民族性。”约瑟夫·冯·格雷斯（JosephvonGrres，1776—1848）则形容法国是十足的“恶魔”，宣称一场反对法国的战争将给德意志民族带来翘首以盼的统一。换言之，反法战争是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垫脚石。在一些学者眼中，正是基于这种思想，以施塔迪翁领导的奥地利反拿破仑战争为核心的一系列起义，包括霍费尔在蒂罗尔的起义和席尔等在北德意志地区发动的起义等，就成了“第一次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

一些反法的爱国主义团体和组织也应运而生。其中有柏林出版商格奥尔格·安德里亚斯·赖默尔（GeAndreasReimer，1776—1842）在家中定期召集的爱国者团体，1810年由弗里德里希·弗里森（Friedri，1784—1814）和雅恩组织的“德意志同盟”，1811年由阿希姆·冯·阿尼姆（A，1781—1831）和亚当·穆勒在柏林成立的“宴席社团”。还有两个全德性联合组织：一是1808年在柯尼斯堡成立的秘密反拿破仑组织“倡导公德社团”，也称“道德联盟”。二是雅恩于1811年在柏林城外的哈森海德建立的第一个全德**国青年组织“体操运动”。该组织宗旨在于，通过锻炼体格这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来参与德意志民族运动。

德意志统治阶层最高集团也打出了德意志民族的大旗，以获取支持。1809年奥地利反对拿破仑的战争虽然失败，但已经具有“民族解放战争”的精神蕴藏其中。卡尔大公在1809年4月发表的《致德意志民族》（As）的呼吁中写道：“我们的事就是德国的事。拥有奥地利的德国才是独立和幸福的；只有得到奥地利的支持，德国才能再次回到既独立又幸福的状态。”普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也成了德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推动者。1813年春，他发表《致我的人民》（AnmeinVolk），号召德国人民掀起反抗拿破仑统治的战争，宣布斗争的目标就是建立德国人民所期望的德意志国家。

可见，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特别是拿破仑在德意志的统治，已经全面激活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民族风暴即将来临。

二、第六次联盟战争与德意志的解放

第六次联盟战争（SechsterKoaliti，1812—1814）起因于法俄两国为争霸欧洲大陆而引发的矛盾，主要包括拿破仑远征俄国失败和德意志解放战争两大内容。新的反法联盟是在拿破仑远征俄国及其失败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此期间，瑞典、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一些德意志小邦先后加入对法作战，结成了新的反对法国霸权的战争联盟。

（一）拿破仑远征俄国及其失败

正当德意志各邦展开改革以求“新生”和反法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之际，欧洲政治形势出现了新的重大变化。一方面，经过第五次联盟战争，拿破仑彻底摧毁了奥地利的抗争意志，在欧洲大陆的统治达到巅峰状态。他还通过政治联姻方式进一步确认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巩固自己的地位，在1810年4月与欧洲最古老的哈布斯堡王朝联姻，娶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莎为妻。次年，新的皇位继承人诞生，拿破仑赐以罗马王称号。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一通过战争建立起来的帝国已经潜伏着严重危机。这种危机不仅表现为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葡萄牙的反法民族起义风起云涌和德意志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还特别表现在法俄两国矛盾的日益激化。

法俄关系的恶化首先表现在波兰问题上。1807年签订《提尔西特和约》时，拿破仑为了削弱普鲁士和抑制俄国，试图恢复波兰。但这一计划遭到亚历山大一世的反对，他担心因此危及瓜分得来的波兰领土。最后，拿破仑妥协，只在普鲁士瓜分到的波兰地区建立了华沙公国，回避使用波兰国名。1809年第五次联盟战争结束后，拿破仑不顾俄国的反对，又把奥地利在瓜分波兰中得到的加里西亚并入华沙公国。此外，他曾想通过联姻方式加强法俄两国在《提尔西特和约》中开始的联盟关系，向亚历山大一世的妹妹卡塔琳娜·帕芙罗芙娜（KatharinaPawlownaRomanowa，1788—1819）提出了求婚，但遭到拒绝。拿破仑因此感到不满。他不仅没有批准沙皇与法国大使在1810年1月签订的规定永远不得重建波兰的条约，反而答应波兰贵族恢复1772年的波兰疆界，从而直接威胁到俄国的既得利益。

法俄两国在德意志问题上的矛盾也日益凸显。亚历山大一世不能容忍拿破仑统治莱茵邦联，更不能容忍他操控普鲁士和奥地利。因此俄国虽然在《提尔西特和约》中不得不与强势的法国结盟，却同时保持着与反法联盟的友谊。亚历山大一世甚至还鼓励普鲁士等待复仇时机，要求拿破仑从普鲁士撤军，鼓动奥地利举兵反法。1809年奥地利起兵反法时，作为法国盟国的俄国只是象征性地摆了一下姿态，而没有实际行动。所有这些都使拿破仑大为不满，他因此在1810年12月兼并了与沙皇有亲缘关系的奥尔登堡大公国，以为报复。亚历山大一世为此非常恼怒。

东方问题也是法俄两国矛盾激化的重要因素。自彼得一世（PeterⅠderGroβe，1672—1725）以来，夺取土耳其的欧洲部分一直是俄国所追求的目标，而拿破仑也想把巴尔干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不仅鼓动土耳其反对俄国，而且阻止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并入俄国。俄国因此非常不满。

两国围绕大陆封锁的斗争也日趋激烈。根据《提尔西特和约》，俄国接受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然而拿破仑在实行大陆封锁时，采取了内外有别的政策。他一方面允许法国商人与英国进行贸易，另一方面却要求俄国没收那些装有英国货物驶入俄国港口的中立国船只。更重要的是，大陆封锁给俄国经济带来了极大损害。根据大陆封锁令，俄国不得向英国出口谷物、木材、亚麻等产品，也不得从英国进口纺织品、咖啡、茶叶、烟草、蔗糖等产品。依赖进出口贸易的俄国企业因此陷于破产境地，俄国国家财政税收受到严重影响。因此，1810年以后俄国方面的封锁已经形同虚设。1810年底，俄国正式表示脱离大陆封锁体系。此后，大量源自英国及其殖民地的商品涌入俄国，又从俄国转运到欧洲其他国家，大陆封锁体系趋于瓦解。此外，为了保持贸易平衡，俄国还于12月31日宣布禁止进口奢侈品，使许多向俄国出口丝绸、葡萄酒和香水的法国企业受到重创。法俄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1811年，法俄两国都开始从军事方面准备战争。拿破仑不仅在国内征集和训练新兵，而且不断征集和扩充受其控制的包括德意志各邦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军队。到1812年初，法国征集的军队已达到60多万人。亚历山大一世也深知与法国的冲突不可避免，故而大力进行军事准备。俄军不仅在里加和基辅等地大量建设防御工事，而且快速扩充兵员。到1812年5月，俄军总兵力已经达到43万人。

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德意志各邦，特别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大邦国成为法俄拉拢的对象。

亚历山大一世先是通过许诺把挪威给予瑞典而将后者拉到自己的一边，然后又转而拉拢普鲁士和奥地利。1811年2月底，他致信普王和奥皇，向他们透露了准备与法国开战的计划。普王也有意谋求俄国的支持，派沙恩霍斯特前往圣彼得堡，于10月17日签订了俄普联盟协定。根据该协定，如果普鲁士遭到法国攻击，普军将后撤到俄国领土上，与俄军联合作战。此后沙恩霍斯特又受托前往维也纳，打探奥地利对结成反法联盟的态度。但是1809年10月接替施塔迪翁出任首相的梅特涅认为，此时法国过于强大，必须与法国友好相处，以保证奥地利的安全，因此在1811年12月拒绝了普鲁士的结盟建议。他甚至多次劝告沙皇避免对法战争。

普奥两国也成为拿破仑竭力拉拢的对象。不过，与亚历山大一世不同，这位如日中天的法国皇帝采取的是不可一世的威胁手段。他迫使普鲁士于1812年2月下旬签订了联盟条约。根据该条约，普鲁士不仅允许法国军队驻扎境内，为法军提供给养，而且要派兵参加征俄大军。3月，被法军吓怕了的普王批准了条约。一些普鲁士军队中主张对法作战的将领因失望而辞职或出逃：沙恩霍斯特引退，格奈泽瑙出使伦敦，博伊恩和克劳塞维茨等人逃往俄国。施泰因也应亚历山大一世的邀请去了俄国。奥地利则于1812年3月与法国签订了同盟条约，答应出兵3万参加远征俄国。

虽然普奥两国迫于拿破仑的压力而不得不与法国结盟，但它们都不想得罪俄国。普王在与法国签订同盟条约的同时，明确告诉俄方，一旦战争爆发，普鲁士只会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与俄国交恶，因为普鲁士还期待着有朝一日与俄国结盟。奥地利也明确向沙皇表示，奥地利对俄国作战只是形式上的，“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增派援军”。两国甚至在6月签订了秘密协定。梅特涅的这种两面派手法保证了奥地利的安全，同时也为其日后留下了选择空间。

有趣的是，战争开始后，双方阵营中都有德意志因素在起作用。

1812年春天，拿破仑远征俄国的备战工作完成。2月法军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瑞典所属前波美拉尼亚和吕根岛。3月28日，法军进入柏林。5月下旬，拿破仑到达德累斯顿，在此举行了包括奥皇、普王和众多附庸国君主在内的君主会议，决定发动对俄国的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