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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施特雷泽曼的外交政策 一赔款问题与道威斯计划（第2页）

（5）条约不影响《凡尔赛和约》或其补充协议，不得解释为对国联的维护和平行动有所限制。

除莱茵保证条约外，还有德比仲裁专约、德法仲裁专约、德波仲裁条约、德捷仲裁条约4个仲裁公约。其内容为：缔约双方保证，今后发生的一切冲突和争执，不论其性质如何，如不能通过正常的外交方式和平解决时，应提交仲裁法庭和国际常设法院解决。

法国同波、捷分别签订的相互保证条约，规定如缔约任何一方遭受到未经挑衅的军事行动时，根据国联盟约第16条规定立即相互给予支持和协助。

《洛迦诺公约》是一个“使人人满意”的条约，在英、意两个担保国看来：“他们已经使法德和解，并给欧洲带来和平，而又一如所愿地没有招惹任何超出道义上的也即仅仅言词上的责任之外的义务”。德国主动承认《凡尔赛和约》边界和非武装区，法国的安全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此外，“法国通过法波、法捷条约的签订，多少扩大了在东欧和中欧的势力范围"。

德国是《洛迦诺公约》的最大受益者。公约避免了可能的英法联盟，推动协约国早日从莱茵占领区撤军；莱茵问题国际化防止了法国动辄使用军事手段制裁德国的可能，保证了德国的领土完整；通过解决法德西部领土问题，打开了协商修订德国东部边界的大门。施特雷泽曼认为洛迦诺政策的意义“在于保存莱茵地区和有可能收复德国东部地区的条件”。他表示：洛迦诺精神意味着反对《凡尔赛和约》，复兴德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新阶段，“洛迦诺标志着恢复德国的自由”。

《洛迦诺公约》暂时解决了欧洲的安全问题，完成了对《凡尔赛和约》的有限修正。人们将其视为“大战间德国与西方关系绕之旋转的枢纽”。华盛顿将《洛迦诺公约》看作是《道威斯计划》在政治上的胜利。

洛迦诺体系是“建筑在1919年欧洲秩序基础上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发展”，通过该体系，德国最终冲破了战后初年道义和政治上的孤立，重新加入欧洲重要强国之林。这通过德国加入国联并成为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得到进一步显露。

德国一直视加入国联为恢复大国地位的象征。自巴黎和会以来，德国一直没有放弃这一要求。1924年9月底，德国表达了加入国联的意向，同时提出几个条件：（1）德国必须成为理事会常任理事国；（2）鉴于德国被解除武装和不设防的情况，它不能参与盟约第16条规定对侵略者实施的经济和军事制裁；（3）必须不再以任何方式让德国承担战争的责任；（4）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参与国联对殖民地的委任统治。同年12月12日，德国再次向战胜国提出上述要求。

为把德国拉入西方国家阵营，英法最终决定让德国有所保留地加入国联。协约国就盟约第16条执行问题给德国的集体照会中，作出了一致的妥协：“每个国际联盟会员国应在符合本身军事情况和照顾本国地理形势的范围内，忠诚地和有效地进行合作，以维护盟约和抵抗任何侵略行为。”

1926年1月10日，德国正式向国联提出入盟申请。3月，国联召开讨论此问题的特别会议。路德和施特雷泽曼与会。但由于西班牙、巴西和波兰也希望取得常任理事国席位，德国申请被推迟到9月会议再作出决定。

1926年4月24日，德国同苏联签订《中立条约》，对国联讨论施加影响。为打破僵局，国联设立了解决理事会席位问题的研究委员会。1926年5月、8月，委员会两度召开会议，决定将常任理事国由原来的4国增加到5国，即增加一个德国；非常任理事国由6席增加为9席，即加上波兰、西班牙和巴西，而且这3国得以连选连任。

9月，国联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全体会员国一致通过接纳德国加入国联，并担任常任理事国。当施特雷泽曼首次在国联会议上致辞时，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施特雷泽曼表示：“只有所有国家毫无区别地并完全平等地团结在一个共同体的基础上，助人为乐和正义的精神才能变成人类命运真正的指路明灯。”白里安在致词中疾呼：“我们不要步枪，不要机枪，不要大炮！我们要和解，要仲裁制，要和平！”

德国通过加入国联，取得了在欧洲问题上的发言权和表决权，恢复了欧洲强国地位。

从德国自身处境及复兴目标出发，施特雷泽曼采取以和解为手段、以东西方两面外交为原则、又以西方为重心的战略，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

施特雷泽曼曾明确表示，“只要布尔什维主义在那里长久地统治着，我无法对德苏结合有许多期待”，但他并未忽视德苏关系。战败的德国需要在经济、军事以及对付波兰和收复东部领土等方面与苏联合作。另外，西方国家对德苏政治结盟的疑惧，对德国是一笔可资利用的政治资产，德国需要利用对苏关系的“王牌”来抗衡西方，“为德国的修正政策保持回旋余地和行动自由”。他“从未考虑在与西方友好的祭坛上牺牲德国与苏联的友好关系”。1923年9月他上台不久，即指示恢复一度中断的德苏经济谈判。1924年5月3日，德国外交部就对苏关系制定一份备忘录，明确规定：德国在政治上必须“与俄国保持充分谅解的关系”，经济上必须“力争在对俄贸易中至少较它国保持优势”。就在制定备忘录的同一天，发生了柏林警察冲击苏联商务代办处事件，施特雷泽曼不愿该事件恶化德苏关系。7月29日，德国与苏联签订关于调解5月事件的备忘录。

德国接受《道威斯计划》一事让苏联更积极主动地展开对德外交，以图阻止德国加入国联乃至完全倒向西方。1924年12月底，苏联外长契切林向德国大使布洛克多夫兰曹建议两国缔结协定，规定双方都不与第三国缔结反对对方的政治或经济联盟、条约或协定，并就参加国联或向国联派遣观察员一事，协调双方行动。1925年9月30日，就在洛迦诺会议前夕，契切林亲赴柏林。10月2、4日，契切林在柏林对记者发表谈话，批评英国政府“正在执行包围苏联的政策”；德国希望通过加入国联获得益处，那“将证明是幻想”。12月底，契切林又正式向德方提出缔结苏德政治条约的建议。

为不影响与西方的谈判，1925年1月和3月，施特雷泽曼以德国内阁危机和艾伯特总统逝世为由，推迟答复苏联的缔约建议。6月，苏德贸易谈判恢复。从6、7月起，施特雷泽曼一再指示参加对苏经济谈判的德国代表团在有关苏联外贸垄断权等问题上作出让步，并强调：鉴于“德国严重的贸易局势及‘抚慰’苏联的需要，对苏达成协定是符合人们迫切愿望的”，它“为德国在即将来临的谈判中（指洛迦诺会议）创造了一个重要及有利的地位。”9月，苏德完成对苏有利的贸易协定。10月12日，德苏在莫斯科签订经济条约。条约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经济与法律问题，其内容远远超过一般通商条约范围，其中包括关于居住和一般法律保护协定、经济协定、铁路协定、税务协定、通商航海协定、商事仲裁法庭协定和保护工业财产协定等。同时，两国还签订了居住权协定和两个商约，即领事专约和关于民事案件司法协助协定。此外，德国后来还分别向苏联提供1。06亿和3亿马克的两笔贷款。

至于与苏缔结政治条约一事，1925年6月，施特雷泽曼向苏建议，在两国经济条约中加上“序言”来代替政治条约。9月，施特雷泽曼再次向苏方保证，德国参加国联后，不会让国联变成一个在旗帜上写着“反俄战争”的工具。但是，苏方仍然一再要求缔结政治条约。直到1926年3月，施特雷泽曼才作出迅速与苏联缔约的决定。这一方面是苏联已向波兰建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另一方面则是当时德国加入国联出现波折，决心再打“俄国牌”。

4月24日，克列斯丁斯基（NikolaiKrestinsky，1883—1938）同施特雷泽曼在柏林签订为期5年的《苏德友好中立条约》，规定：两国关系仍以1923年的《拉巴洛条约》为基础，在“第三国或第三国集团”进攻对方的情况下，另一方保持中立；双方不参加第三国在经济或财政方面，以抵制缔约一方为目的而建立的联盟。在条约签字时的换文中，德国政府在照会中表示：德国加入国联，决不妨碍德苏友好关系的发展；如果国联内出现反对苏联的势力，德国政府将尽力反对此种势力；只有苏联对第三者发动进攻时，德国才根据国联盟约第16、17条，承担对苏制裁的义务；在苏联与第三国作战时，苏联是否进攻一方，应由德国自行判定；如果其他国家认为苏联是进攻一方，而德国不以为然，德国也不参加盟约第16条规定的制裁。

《苏德中立条约》成功建立了德国外交在东西方之间的平衡地位。它维护了德国与苏联的合作，排除了苏联与法、波“在德国背后联合”的可能。该条约与排除新“英法协约”的莱茵公约一起，使德国在东西两方都排除了“风险”，保证了安全，并同样为德国修正东部边界保留了可能性，故其又有德国的“再保险条约”之称。这份“柏林条约”与《洛迦诺公约》一起，使德国自俾斯麦以来再次重新发挥东西方桥梁作用。

“柏林条约”为德苏两国外交开辟了新的空间。“1926年以后，德苏双方开始认识到自己在世界的力量和地位。他们不再是拉巴洛遭蔑视和迷惑不解、瑟缩在一起的弃儿。双方都感到其他的往来和友谊向他们打开了大门”。

当然，德国在对苏政策上的独立性不时有所表现，其突出例证在德国对待1927年英苏关系的恶化以及波兰和立陶宛冲突问题上。

1927年5月英国为抗议苏联反英宣传和利用在伦敦的贸易代表机构进行颠覆和间谍活动，宣布与苏断交，英警察袭击了伦敦的苏联贸易代表团总部和全俄合作社住所。6月，苏驻波兰大使（公使）沃耶克（PyotrLazarevichVoykov，1888—1927）被暗杀。这些事件甚至引起了战争的恐慌。

在这场反苏大合唱中，德国政府恪守《苏德中立条约》。1927年6月，马克斯总理在会见契切林时表示，德国将保持中立。沃伊科被害后，英国询问德国，是否允许英国军队经由德国领土开入波兰，而德国迟迟不予回答。1927年6月14—15日，英、法、德、意、比、日6国召开日内瓦会议，协调西方国家对苏立场。施特雷泽曼在会上否决了张伯伦关于对苏进行“十字军讨伐”的主张。7月23日，施特雷泽曼在国会代表政府宣布，德国不打算参与进攻苏联，仍然保持中立。

1926年底，立、波两国围绕维尔拉（Vilna）的归属争执日趋激烈。德国不愿意看到波兰强大，同时也关注立陶宛对待梅梅尔德意志人问题的态度。在波、立危机中，施特雷泽曼敦促双方保持克制，并与苏联一道，向立陶宛总理施压，要求后者接受妥协。但是，他拒绝苏联的参战邀请。施特雷泽曼的目标是达成“一个合情合理的妥协”，保持立陶宛的独立。1927年12月，立、波两国在国联主持下达成妥协。

施特雷泽曼还极力赞成邀请苏联参加国际裁军会议。1927年11月，苏联首次出席裁军会议并提出全面裁军建议后，德国予以支持。它希望借此恢复自己的军备平等权。1928年，施特雷泽曼从抗衡法国出发，极力主张让苏联加入《非战公约》（即“白里安·凯洛格条约”Briand-Kologg-Pakt），一度成为美苏就苏联加入非战公约进行交涉的“中间人”。

在此期间，德苏经济、军事交流活跃。1928年12月21日，德苏达成《莫斯科经济议定书》，解决了双方有关人员进出及商事仲裁法等方面的问题，进一步畅通了两国经济贸易渠道。1929年1月，德苏还在莫斯科签订调解协定。它规定，两国联合成立一个调解委员会，负责调解双方之间出现的各种争端，以保证两国合作的正常运行。

从二十年代中期起，德苏贸易额不断上升，1924—1925年为8。3亿卢布，到1927—1928年达到19亿。到1928—1929年，德国成为苏联产品最大出口市场以及苏联进口的主要来源国。到魏玛末期，苏联从德国进口的商品占其进口总额的46。5%，苏联出口到德国的商品占其出口总额的28。5%。

在军事合作方面，从1924—1925年开始进入新阶段，所涉及的领域不仅包括武器的生产，还包括战争物质的试验、德国军事人员的训练等。德国国防部在苏建立了自己的执行机构“莫斯科中心”。1924年初，容克公司在莫斯科附近建造的飞机制造厂之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1926年后，该厂转卖给苏联政府。1925年4月，苏德军方商定在利佩茨克（Lipetsk）开设培训德国飞行员的航空学校。1926年由德国提供技术设备、专门生产化学毒气的合营企业在苏萨拉科夫州投入生产。同年，德国在苏联的军事设施、位于喀山（Kasan）附近的卡曼坦克学校和训练营投入使用。此外，德苏军队还联合进行军事演习，交流经验；定期提供有关世界军事动态的情报，特别是有关波兰的军事活动的详细情报。

由于施特雷泽曼积极维持对苏合作关系，有的西方学者指出：《德苏中立条约》签署后的1926—1929年是德苏关系发展的“黄金时期”。

三、施特雷泽曼与白里安共获诺贝尔和平奖

随着德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和政治外交地位的提高，法德和解态势日益明显。1926年9月17日，法德两位外交家白里安和施特雷泽曼来到距日内瓦附近的法国小城图瓦里，在美酒佳肴之后，进行了秘密的私人会谈。

两人的会谈主题围绕德国要求尽快消除莱茵地区占领状态以及法国为此从德国取得的回报问题。白里安作了重大让步：结束对莱茵地区的占领，把萨尔地区归还德国，撤销军事管制，允许德国从比利时手中购买欧本及马尔梅迪。作为交换条件，他要求德国根据《道威斯计划》，同意出售用于赔偿的15亿马克铁路债券，支付法国3亿金马克以赎回萨尔煤矿。白里安甚至打算全部解决法德之间存在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施特雷泽曼尽量限制德国在财政上的让步，提出法国总共只能得到10亿多金马克，并且坚持法军立即从莱茵地区撤兵。

图瓦里会谈是德国在外交上展开“大规模政治行动的一个序幕”。施特雷泽曼试图利用法国对德方针的变化来加快实现各种修正目标。会谈结束后，施特雷泽曼满怀信心：“如果图瓦里计划实现了，那么我们就越过了一座山。”

不过，施特雷泽曼这一次未能如愿。英美两国反对法德有关赔偿交易的有关建议。更直接的反对来自于德法两国的舆论。任何提前支付赔偿的企图，显然不利于德国调低《道威斯计划》赔偿支付的努力，德国专家对此亦持批评态度。白里安提前从莱茵区撤军的承诺遭到法国上下的激烈抨击。1926年普恩加来重返政坛，法郎在10月重新趋于稳定。12月，白里安在日内瓦告诉施特雷泽曼，现在只得暂时放弃图瓦里政策。

尽管如此，1926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金评定委员会仍然决定将1926年的和平奖颁发给白里安和施特雷泽曼。12月12日，国际联盟理事会决定于1927年1月31日召回在德国的军事管制委员会。

这时，法、德经济关系稳步改善。1926年6月《国际钢铁协定》签署，规定了德、法、比、卢及萨尔生产钢的百分比。1927年8月17日，法、德又签署了双边贸易协定。

1928年4月，德国成为第一个支持美国提出的多边《非战公约》的国家，8月27日，美、法、德、英等15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作为创始国签订了《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一般条约》，简称《非战公约》。

到1928年，施特雷泽曼宏伟的外交大厦上只剩下最后一块砖，即彻底解决赔款问题。为此，他使出浑身解数，与各国周旋，力图修改《道威斯计划》。这便是《杨格计划》（Young-Plan）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