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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变化中的联邦德国社会与思想文化（第2页）

实际上，恢复德国传统文化的条件已不存在，保守主义也不是德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如战前“保守主义革命”的保守主义）了。纳粹统治和战争的教训，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输出，知识精英的流亡和重返，政府与西方结合的政策等因素，导致了思想文化领域的西方化过程。尽管一些保守派曾对盟国输出西方文化冷嘲热讽，一些有战前“保守革命”背景，支持过纳粹政权的理论家，其主张仍然具有增强国家和权威主义的特点，主张社会应该由精英来管理和规划，民众政治参与可以降到最低，但战前保守主义对西方现代理性和议会民主的怀疑，主张民族主义、“血缘和土地”和德国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的观念，被逐渐放弃或淡化了。保守主义接受了现代工业社会和西方式民主即《基本法》规定的“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蜕变成一种新的、西方式的保守主义。它不再为传统而传统，而是希望传统可以在工业文明所造成的异化和不稳定面前，提供方向感和情感慰藉。阿登纳就是一位西方派的保守主义者。他的执政颇有德国保守主义主张的权威主义的特点，但他坚持西方化的政策，也不反对“社会国家”或“福利国家”，甚至为政治需要而赞成扩大社会福利。

（二）左翼—自由派思潮和“68年运动”

无论保守主义或政治冷淡，均未能在思想领域一统天下。还有一股左翼—自由派的思潮，一直存在。左翼—自由派思潮（除属于左派的德国共产党之外）拥护“自由民主基本秩序”，反对主张国家高高在上的德国传统观点，承认有组织的利益多元主义，并研究当代历史，希望汲取适当的教训。其中一些人认为，联邦德国的问题在于《基本法》尚未能真正落到实处，新的国家仍然存在着“复辟倾向”和“民主缺失”。民主宪政制度能否稳固持久，值得怀疑。他们批评阿登纳政府的保守和反共主义以及一系列政策，例如宽容前纳粹分子，压制反对派，重新武装政策等。他们质疑人们对历史缺乏反省和“集体自我合理化”，在繁荣之下理想缺乏，物质主义和市侩气息流行，主张培养人们的民主意识，打破“非政治化”的沉闷局面，促进改革，防止德国重走旧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KritischeTheorie）是这种思潮在理论上的代表，其主要学者有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1893—1973）、阿多诺、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1898—1979）和哈贝马斯等。他们兼采各家（包括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批判，指出近代西方的启蒙理性已经堕落，导致“技术统治的极权社会”。人不是在走向“自由王国”，而是走向“被管理的世界”。因此要批判“工具理性”，揭露资本主义对人的压制，达到人性的解放。尽管战后这一学派已变得比战前温和，认同和维护“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如霍克海默所说“不再为革命而斗争”，但它仍然是左翼—自由派批判思潮中最具影响的理论。

到60年代，这种思潮成为“68年运动”的思想工具。当时“大联合政府”的组成，前纳粹官员基辛格成为总理，政府制定《紧急状态法》，纳粹残余的抬头等，似乎证实了左翼—自由派的种种批评。更重要的是年轻一代登上了舞台，对现实不满的反叛情绪与“批判理论”及其他激进思潮结合，形成造反的“新左派”。他们反感前纳粹分子位居要津，认为联邦共和国是保守和权威主义的，甚至是法西斯的。从文化角度上，他们反对传统的社会和道德观念，认为在经历了纳粹时代之后，“德意志特性”已经腐朽，应该以另一种东西取而代之。而这只有革命才能达到，革命的先锋将由青年学生担当。影响他们的有种种理论和思潮：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民主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卡斯特罗—格瓦拉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其具体要求有在“自由民主基本秩序”内改革的主张，也有彻底“离经叛道”的激进要求：反叛现存秩序、权威和规范，消除一切“不平等”、权威和压制，实现更加宽容、更加多样化的“社会空间”和“自主”生活，包括直接民主、自我管理、个性解放和“爱欲”解放等。少数离经叛道者组成共同生活的小集体，取消私人财产和私人领域，打扮另类，行为出格。有些激进分子还干出扔燃烧瓶、纵火之类的举动。

“68年运动”泥沙俱下。在与国家权力的对抗中，有些激进分子走向极端和暴力解决方案，并称之为“革命”。但是，激进主张与暴力行动遭到了批评和抵制，既来自保守派，也来自左翼—自由派。一些左翼—自由派对学生运动有所同情，认为它可以打破保守气氛下人们对政治冷漠的沉闷局面，但反对破坏“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反对激进的“浪漫主义旧病复发”，反对用暴力达到改造现状的目的。如霍克海默在1968年对学生们说，不要用反对民主来建立公正的社会，这种民主带有种种缺陷，但终究要比推翻民主而可能导致的独裁好得多。哈贝马斯则要求激进的学生不要陷入“左派法西斯主义”。

“68年运动”不久退潮，“新左派”的“革命”没有造成他们要求的新社会，但对联邦德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60年代后期是联邦德国“学习过程”中的重要阶段。当初法西斯主义的崩溃并未对德国的社会政治文化造成太大的影响，学生运动通过激起批判性的思考和强迫人们审视既定的观念，使僵化的德意志特性在一些方面得以松动，促进了政治文化的变化，使社会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并有了更多的参与。这样就推动了“民主制度的民主化”。对保守派而言，1968年是国家有能力遏制一种新的政治极端主义的证明，但越来越多的共识是，“68年运动”构成了联邦德国的“再造”，具有特殊意义，因为第一次缔造是由别人（意指战胜国）替德国人进行的。

（三）七八十年代的反思和新方向

“68年运动”后，参与者发生分化，少数人走上“城市游击战”的暴恐道路。许多人进入职场或加入主流政党，进行“经由体制的长征”，不再激进，但批判精神的影响犹在。有些人陷入迷茫和悲观，或组成“亚文化”的小群体，试图过一种“反文化”或“另类”的生活。有些人在经历彷徨后，重新定位。1975年，政治学家古根贝格（BerndGugenburger，1949—）在《回到现实》一文中写道：革命冷却了，革命者疲倦了，悲观失望了。政治上出现了新的“克制状态”：关注与当前生活直接有关、政治上看来可行之事。疲惫怀疑、独善其身等倾向到处可见，可能出现一个“新的毕德迈耶尔（Biedermeier）时代”。有人套用《共产党宣言》的话：“一个幽灵在德国徘徊：无聊的幽灵。”出现了崇尚自然和怀乡思旧情绪，以及与保守主义相适应的“发现历史”以自我安慰的尝试。那种历史进步主义的乐观情绪不再，而是感到人类面临危机，或到了一个停滞状态。各种观念、思潮和理论纷然杂陈：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后工业主义”、具有乌托邦特点的反现代和反理性主义，以及反核和平主义、生态与环保主义等等。

在种种思潮和理论中，一种保守取向的“倾向转变”（Tezwende）逐渐凸显。保守派反对“新左派”的主张和左翼—自由派对“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批判，为现存体制和秩序辩护，为管理者、技术专家、现存政党体系和“理性运作的国家”辩护，主张资本主义才是真正的进步。他们批评某些人想用“文化革命”和“再意识形态化”把政治话语推向极端，破坏基督教传统，使国家受到左翼思想的威胁。他们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传统的意义、价值和认同，以避免人们失去方向或受到乌托邦式社会理论的指引。1974年还召开了一次“倾向转变”为主题的会议。在这股保守主义回潮中，有传统保守派、右派或民族主义派、保守的基督教批评家，还有些原属左翼—自由派，但因不赞成“新左派”的激进要求而转向的人士，被称为“新保守主义”（NeuerKoismusism）。“新保守主义”的核心主张和标志是所谓“现代化传统主义”（Mstraditionalismus）——拥抱现代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并为之辩护，同时又肯定现代或前现代的忠诚和认同资源的现实意义。属于保守思潮的，还有以更年轻的知识分子为主力，将战前的“保守主义革命”奉为思想先驱的所谓“新右派”（Diee）。80年代科尔的基民盟—自民党政府上台，更使保守主义重获信心。

左翼—自由派思潮没有消失，但法兰克福学派受到攻击，发生分化。1969年阿多诺去世，该学派的晚期代表哈贝马斯反思60年代，寻求一种更适合时代的新的批判理论。在他看来，70年代有两种反理性主义思潮，一是后现代主义，将经济增长置于福利之上，将资本主义的工具合理性视为合理性的全部内容，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则体现为新保守主义。二是反现代主义，以反对技术至上和增长第一的心态，否定现代科学理性和启蒙精神，表现出意义虚无主义。他主张既反对“返回尼采”或“复兴初期保守主义崇拜”，也反对“新保守主义和审美感召的无政府主义，仅仅以向现代性告别的名义再度对抗现代性”。他认为以前的批判理论走向了乌托邦式的幻想。现代性有其弊端，但毕竟意味着理性化和个人自主方面的成就，所以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他提出“交往行为理论”，希望以此克服理性的独断，推进现代化。

与此同时，兴起了对于人、技术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和绿色思潮。它源于对现代性和技术理性的反思，更与能源与环境危机相关。一些学者论述技术发展的伦理问题，探讨人、社会、自然和技术的关系和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70年代，物理学家魏茨泽克（CarlFriedriWeizscker，1912—2007）主持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进行了“科学技术世界上的生存条件”的研究，包括核战危险、世界冲突和环境恶化及其后果等。哲学家汉斯·萨克塞（HansSachsse，1906—1992）突破以启蒙文化为核心和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方法论，论述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和“人与自然和谐”原则。社会学家约瑟夫·胡贝尔（JosephHuber，1948—）提出“环境社会学”和“生态现代化”，主张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社民党理论家艾哈德·埃普勒（ErhardEppler，1926—）指出，经济发展可以使生活变得美好，也可能使生活变得难以忍受：空气日益污浊，垃圾和噪音不断增加，清洁水源日渐缺乏，人们越来越烦躁易怒等等。因此，必须改弦更张，在观念上从经济转向生态，为此不能不触动社会制度。广泛兴起的“公民行动”把“绿色”主张与政治和社会改革要求相结合，要求实现“人们彼此善待，也善待自然”的社会。一些在“68年运动”衰退后消沉、迷茫的人们，经过反思，转向关注生态、环境和核战风险，实现所谓从“红”到“绿”的转变。如属于“68一代”的约施卡·费舍尔成为绿党活动家，他在80年代撰文提出，把生态学纳入“国家理性”。生态价值的至高无上应该写入法律，变成政策，加以推行。

（四）“克服过去”，反思历史

在联邦德国，“克服过去”（Vergaigung）尤其是第三帝国那段“过去”，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如何“克服过去”，是真诚反思，承担责任，还是回避和遗忘纳粹的罪行，甚至进行辩护？左翼—自由派主张德国人要有反省意识，不要忘记纳粹的罪行和德国应承担的责任，唯此才能维护“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防止重蹈历史覆辙。例如，社会民主党人舒马赫从德国投降之日起，就不断敦促德国人直面历史。他说纳粹主义不是一小撮人的阴谋。德国人曾相信独裁和暴力，曾目睹纳粹暴行却保持沉默，曾为希特勒战斗到最后。只有这样的认识，才是“精神、心智和道德上的忏悔和变革的前提”。1946年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写了《德国的罪责问题》的专文，力图说明不同性质的罪责，指出多数人也许没有直接参与纳粹的罪行，但“以有罪过的被动性”忍受了事情的发生，害怕牺牲而不进行反抗，也是负有责任的。他与一些学者创办杂志《转变》（DieWandlung），讨论德国的道德和政治复兴问题。该杂志公布了许多关于纳粹罪行的文献，指出“我们牢记历史，哪怕最苦痛的历史，决不要忘记，这样我们才不会忘记自己。”

但是，深刻反省纳粹罪行并深挖其根源，并未很快成为广泛的共识。尽管盟国在德国推行了“再教育”，但深刻感到对纳粹罪行负有责任的德国人不多。许多人辩解说，他们并不了解纳粹政权之所为，责任在于希特勒和纳粹领袖们。保守派（一些人曾追随过纳粹统治）反感“集体罪责”的讨论，对历史和责任问题保持沉默。一些人力图淡化德国在二战期间的罪行，或者把纳粹的罪行消解在西方文明堕落的普遍语境之中。环境也很快变得不利于促使德国人反思。美国转变对德政策，冷战发生，政府宽容和重用前纳粹人员，使得对纳粹历史保持沉默、掩盖或辩护的态度仿佛是理所当然；而正视历史，承担责任的主张，则受到曲解和攻击。如有人指责雅斯贝尔斯主张“集体罪责”而损害了“德国精神”，使德国人“只能怀着内疚而生活”。有人提出应该丢弃“旧账单”，获得自信。有人把纳粹主义重塑成希特勒主义（罪责集中于希特勒），或把纳粹德国进攻苏联说成是保卫“欧洲文明”。有人说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皆源于基督教传统的破坏，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不少人仍然把第三帝国与“好日子”相联系。在史学研究中，梅尼克的《德国的浩劫》和里特尔（GerhardRitter，1888—1967）的《德国与欧洲问题》等著作曾被视为德国思想反省的代表。他们批判纳粹主义、权力国家、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但认为纳粹主义是德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断裂，一种偶然性，其根源在于现代西方文明的普遍性危机。此即纳粹主义“非德国”和“德国历史非连续性”的假定。

尽管如此，无论是在私人领域还是公共领域，这个历史的话题从未销声匿迹。左翼—自由派坚持批判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要求反省历史和承担责任。除了舒马赫、雅斯贝尔斯等人外，还有其他左翼—自由派和部分温和的保守派。哲学家阿多诺批评德国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集体自我合理化”，主张通过历史的启蒙来进行民主的“疫苗接种”。不少文学作品揭露联邦共和国与纳粹主义的牵连，批评其对历史缺乏审视。史学界也逐渐发生变化。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布拉赫（KarlDietrichBracher，1922—）在其著作中分析魏玛共和国民主制的缺陷，认为希特勒迎合了德国人的情绪，纳粹的根源可追溯到19世纪德国的民族观念（vlkischideology）。战前关于德国“特殊道路”（“S”）和19世纪社会结构、经济与政治互动导致第三帝国的著作，重新发表。随后，历史学家费舍尔（FritzFischer，1908—1999）在其著作《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1914—1918年战争目标政策》中，认为德国走上战争之路不是“偶然失足”，德国历史存在着连续性，从而挑战了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激发起争论和思考。从50年代末起，联邦德国进行了一系列对纳粹罪行的审判，揭露大量事实，使得为纳粹辩护的种种托辞日益难以成立，尤其是使年轻一代感到震惊：那些看来平常的公民怎么会犯下如此野蛮的罪行，又如何能在战后重新融入社会，成为无害的小市民？父母或老师为何没有提出这些问题？于是他们与前辈之间形成了鸿沟。以前关于历史记忆的少数派（即左翼—自由派）主张，开始获得广泛响应，将第三帝国历史封存起来的企图日益遭到质疑。于是，60年代在德国土地上首次爆发对纳粹时期的群众性抗议，并促成了一种新的共识，那就是德国历史不存在零点或断裂，纳粹主义不是既往的一页，而仍然是德国现实中的危险要素。史学界出现了“批判的社会史学”，汉斯乌尔里希·韦勒（Hans-UlrichWehler，1931—2014）和科卡（JürgenKocka，1941—）等较年轻的学者，考察德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特点和环境，认为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而是德国“特殊道路”的产物，应该到俾斯麦帝国去追问“德国浩劫”的原因。到70年代，这种对德国历史的解读得到广泛的认同。60年代以后，在政治和学术讨论中还发生了由反“极权主义”向反“法西斯主义”的转变。“新左派”强调纳粹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并把反纳粹主义与批判联邦德国的现状结合起来。人们对纳粹主义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有民调说，认为纳粹政权有罪的人从1964年的54%上升到1979年的71%。1975—1979年间，表示赞成纳粹（除迫害犹太人和战争以外）政策的人占32%，而不赞成纳粹主义的人占42%。一位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学者在80年代总结道：“种种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自60年代末以来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在人们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对工会和部分文化精英来说是这样，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内部亦然，对较年轻的一代来说也普遍如此。”对纳粹和第三帝国的研究得到拓展和深化，“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受到重视，即研究第三帝国时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经历。新的视角也伴随着地方历史研究，人们试图揭示第三帝国时期某工厂曾发生怎样的压制工会和言论自由的事，或者当纳粹暴徒烧毁犹太教堂、商店，残害犹太人时，邻居如何胆小观望。对保守史学家视为禁忌的问题也不回避。如一位女民间历史学者不顾当局、教会上层的阻挠，获得纳粹时期的秘密纪录，揭露其所在地区人们试图掩盖或希望忘记的事实，发现一些一直被认为是反纳粹的人，甚至“抵抗战士”，却是纳粹同情者甚至纳粹军官。又如汉堡和不莱梅曾认为纳粹主义在自己的城市里受到了具有自由精神的公民的拒绝，未能扎根。但新的研究打破了这种长期的神话。研究发现，汉堡虽不是纳粹的“模范区”，也不是对希特勒冷眼相向的“温和的”汉萨城市。在慕尼黑、沃尔弗斯堡、埃森、纽伦堡等地，70—80年代也开始揭露当地在纳粹时期的历史，并以不同方式保持历史的记忆，如举办纳粹时期历史文献和实物展览，把纳粹遗址（建筑物、迫害犹太人的场所等）改造成陈列馆或纪念地等。有的研究揭露一些大企业与纳粹的关系和使用强迫劳动的历史，促使其承担责任。如80年代期间，沃尔弗斯堡市（大众公司所在地）的档案馆出版了揭露大众汽车厂在战时进行军工生产和使用强迫劳动的著作，筹办“纳粹暴政牺牲者文献展”。大众公司受到震动，委托专业史学家来研究和撰写有关著作，成果后来于90年代正式出版。总之，到七八十年代，联邦德国形成了广泛的反省历史和清算纳粹罪行的意识，并将其视为一种政治和道德的义务。这种变化，应视为一项重要政治与思想成就。

联邦德国重视关于第三帝国和纳粹罪行的历史教育。战后初期在盟国要求下，西部各州颁布法律，要求培养学生抵制纳粹思想和专制主义灌输的能力，不得用历史教育来进行煽动性的政治宣传，要删除颂扬战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的内容。但此后一段时期，由于缺乏合适的教科书和不少教师的认识问题，历史课程只讲遥远的过去，或到俾斯麦为止。60年代开始改变这种状况。1962年各州文教部长会议发出指示，要求如实讲授第三帝国的政治和行政制度、反犹主义和大屠杀、希特勒外交和战争责任等内容。“新左派”运动推动了对历史的反思和学校政治教育的“左”转。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在1978年和1980年先后发布《对纳粹主义的处置》和《对纳粹时代抵抗运动的处置》的文件，要求加强学生对纳粹统治与罪行的认识，抵制对第三帝国或其代表人物历史的回避和美化。1979年，美国电视剧《大屠杀》在联邦德国放映，激起强烈反响，许多学校就相关的历史进行了讨论。官方作出积极反应。例如中央政治教育办公厅（设在杜塞尔多夫）给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教师赠送10多万套情况资料，包括56页关于“最后解决”的小册子。巴符州的高中教师手册里规定，要使学生了解希特勒的外交政策，纳粹专制如何建立，纳粹系统的非人道性，第三帝国的集权特性，并且要了解自由民主秩序如何运作。手册还推荐老师带学生到集中营去看看。80年代有人对联邦德国、美国和以色列的历史教材进行比较认为，联邦德国历史教材已表现出事实的准确性和内容的平衡性，不足的是未能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没有指出导致纳粹时代的某些文化传统是否仍然潜在地存在。此外，1972年联邦德国开始与波兰联合讨论历史教科书的编撰问题，旨在删去或至少缓和教科书中彼此关于对方的陈词滥调、歪曲和带有敌意的文字。这也不失为真诚希望“克服过去”的一种努力。

历史问题与一个重要问题——认同有关，即“我们要成为谁？”曾经凝聚德国人认同的民族主义，战后已声名狼藉，德意志民族陷于分裂。主流精英主张摒弃民族主义和“特殊道路”，做“欧洲的德国”和“西方的德国”。阿登纳强调德国人必须克服民族主义痼疾。舒马赫曾坚持民族统一诉求，同时主张“不是为了民族主义”，而是一种与“民族主义”相区别的“世界公民式的爱国主义”。此后在联邦德国，民族主义通常是与极右派相联系的。然而抛弃了民族主义，失去了国家的统一，加入了西方，联邦德国人的身份认同应该是什么？联邦共和国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如何造就社会的凝聚力和居民的效忠感？于是有了“认同焦虑”。起初，人们对联邦德国自我形象的估计，主要基于对经济成就的自豪。但许多人认为，这样以马克为中心、以物质为取向来建构民众认同，是不够的，不可取的，甚至是危险的。左翼—自由派希望建构一种以《基本法》所体现的制度和价值观为基础，更具包容性和普世性的爱国理念和认同。人们提出了“后民族民主”等概念，希望构建一种新的认同基础。政治学家斯坦贝格（Der，1907—1989）主张联邦德国公民认同于宪政民主国家，提出了“宪法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的概念。他在1979年（联邦德国建立30周年）撰文说：在联邦德国，一种新的“奠基于宪法之上”的爱国主义已悄然形成。“民族感情依然遭受着创伤，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德国。但我们生活在一部完整的宪法、一个完全立宪的国家里，这本身就是一个祖国。”哈贝马斯也积极主张并论述了“宪法爱国主义”。他说德国人由于灾难性的历史，必须构建一种新型的爱国主义和认同感，与那种传统的、基于族群同质性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膜拜划清界线。这种认同感不是聚焦于历史，而是一种基于宪法的、以法治和民主等普世原则为中心的“后民族认同”，即“宪法爱国主义”。纳粹主义的经历必须作为德国宪法爱国主义的一个隐含的参照点。在德国，只有“由克服法西斯主义而形成特有的历史观，才能理解以法治和民主的普遍性原则为中心的后民族认同”。不少“68一代”支持“宪法爱国主义”，认为传统的民族国家不适应于全球化时代，它压制多样性，并具有侵略潜质，反对民族主义是反对纳粹主义和保证“不再犯”的必要条件。而且，在不同文化和族裔居民大量增加的情况下，能否创造一种更宽松的政治归属形式，一种以某种新的文化为核心或崇拜对象的公民认同？人们转向了“宪法爱国主义”，希望通过共享宪法载明的、被认为是普世意义的价值，以实现社会的团结和整合。到80年代末，在左翼—自由派中，存在一种关于“后民族民主”和“宪法爱国主义”的共识。

三、重铸辉煌的文学艺术

（一）文学

历史上，德国文学艺术有过辉煌的成就。经历纳粹文化专制主义之后，盟国对德国实行改造，并试图使文学艺术成为“民主化”的工具。德国文学也很快开始其自身的发展。战后初期，作者们由于在纳粹统治和战争时期的经历不同，创作也不相同，大体分三类：一是战时流亡国外的老一辈作家，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在战后发表《浮士德博士》，反映德意志民族的命运和灾难，以及德国文化如何被其臣服主义的内核所毁灭而走向堕落。他说，《浮士德博士》就是要“不断提醒人们，‘德意志’一词与‘悲剧’和‘恶魔’的内在联系”。二是战时留在国内的所谓“内心流亡”的作者的作品，或脱离现实，或在宗教和神话题材下包含对战争和民族命运的思考。三是一批较年轻的作家，有些人曾加入德共，有些人曾参军并成了盟军的战俘，战后返回。他们用文学来描写战争的创伤和废墟与饥饿的战后年代，其作品被称为“废墟文学”（Trümmerliteratur）、“返乡者文学”（Heimkehrerliteratur）。他们用新的方法和风格写作，努力袪除法西斯狂热的、蛊惑性语言的影响，故又称“砍光伐尽文学”（LiteraturdesKahlschlags）。他们主张文学关注现实，干预生活，帮助“塑造民主精英阶层，促进大众的再教育”。这类作家中，最重要的有安德施（AlfredAndersch，1914—1980）、里希特（Haer，1908—1993）、伯尔等人。里希特说：“相信我们能够通过写作参与对社会的改变。”伯尔认为文学可以揭露德国历史的创伤和痛苦，帮助诊断社会的疾病和复兴德国。这批作家在1947年组成文学团体“四七社”（Gruppe47），对战后德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