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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坚船利炮与自由贸易（第2页）

历史学家们指出：对同时代的外国政府来说，帕默斯顿是一个爱干涉的、专横的恃强凌弱者，是19世纪“丑陋的英国人”（UglyEnglishman）形象的代表。德国人甚至把帕默斯顿与魔鬼相连：“如果魔鬼有一个儿子，他必定就是帕默斯顿。”[104]

在国内的批评者看来，帕默斯顿的意志过于强硬，无论对内阁还是对女王都不够顺从，例如时任枢密院秘书的查尔斯·格雷维尔就在日记中对帕默斯顿表示了明显的不信任：“在讨论涉及如此重大利益的问题时，他的语调里有一种浮躁，一种无可怀疑的自负与轻率，这使我相信，他是一个危险的人。”[105]

但在帕默斯顿敬慕者的眼里，帕默斯顿是永远准备为捍卫英国臣民利益与外国政府进行正义争吵的“约翰牛”（JohnBull）。[106]帕默斯顿则否认自己恃强凌弱，认为即使是小国也要为它们的行为负责，“一个政府越是弱，它的傲慢和不正义就越不可宽恕”[107]。

如果说炮舰政策在帕西菲科事件中的运用，突出表现了帕默斯顿对大英帝国威慑力的追求，那么，对中国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则是帕默斯顿用坚船利炮直接打开其他国家的国门，迫使其对英国开放贸易的典型例证。相比较而言，保卫或攫取英国的贸易权利，更是炮舰政策的题中之义。

英国拓展中国贸易市场的愿望由来已久。对于这个从未接触过的巨大而陌生的东方帝国，英国最初显然是试图通过派遣使者的方法，来谋求贸易关系的建立与扩大。1793年，第一位英国全权大使马嘎尔尼勋爵（LordMaey1737—1806）率800多人的高级使团，携带乔治三世的信及大量礼品，以祝寿名义来到中国，觐见了清朝乾隆皇帝，提出通商、派驻使节和割占舟山附近一小岛作为英商存放货物及居住地的要求，但遭到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清王朝断然拒绝。

马嘎尔尼的首次使华虽然无功而返，但英国人却清楚地看到了庞大中华帝国的外强中干，对清政府官员的腐败以及中国海防的虚弱更是印象深刻。从某种意义上说，两国之间这第一次的官方交往，已经埋下了几十年后英国远征军在中国海岸**的伏笔。

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表面起因是林则徐大刀阔斧的禁烟行动使英国鸦片商人遭受了损失，实质上却是英国借机实现其彻底打开中国市场的野心所致。对中国的贸易一向是由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垄断的。长期以来，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和茶叶等，由于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和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一直受到严格限制，而英国人对中国茶叶的需求却越来越大，饮茶的习惯逐渐从贵族上流社会进入寻常百姓阶层，茶叶也从奢侈品成为英国人的一种生活必需品，议会甚至专门通过法令，要求东印度公司始终保持有一年的茶叶储备。[108]18世纪中期起，中国在对英贸易中开始处于出超地位，以至于一位中国地方官对皇帝夸口：“只须凭借茶叶，陛下就能控制住英国人。”[109]

对中国贸易的现状使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极为不满，乾隆皇帝对马嘎尔尼使团通商要求的拒绝，被同时代的英国人看作是“傲慢”和“反商业主义的”。[110]为打开中国市场，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商人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东印度公司在罪恶的鸦片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从1797年起成为印度唯一的鸦片制造商，公司在印度大量种植、生产鸦片，再通过私人身份的英国商人偷运进中国，形成了印度提供鸦片、中国用茶叶来换取、公司再将茶叶输往英国国内的“三角贸易”。1813年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但议会允许公司继续控制对中国的贸易，这使鸦片走私的规模与数量都急剧上升，向中国走私鸦片成为当时最有利可图的生意。1830年威廉·贾丁（WilliamJardine1784—1843）[111]从广州写信给苏塞克斯的一个朋友，敦促他投资鸦片贸易：“我已经计算过，在好的年份，鸦片的毛利有时高达每箱1000英镑。……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安全、最绅士的投机买卖。”[112]

1833年，英国议会决定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营权，由政府向中国派出常驻商务总监。此后，参与鸦片贸易的英国商人大增，鸦片走私活动也愈演愈烈，1800年至1818年，非法输入中国的鸦片平均每年为2000箱，1820年以后鸦片贸易增长了四倍多，到1836年已猛增至3。4万箱。[113]失去垄断权的东印度公司，对同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兴趣丝毫不减，因为鸦片贸易的收入已占英属印度财政总收入的17。[114]

英国官方对于日益猖獗的鸦片走私贸易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1839年，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在给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的训令中写道：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因为英国臣民违反中国的法律而采取干预行动。[115]

与此同时，英国人彻底进入中国市场、并夺取中国领土作为东方贸易据点的野心也在急剧膨胀。1830年，47名从事对华贸易的商人、船长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英国政府派代表长驻北京，至少要“采取一项和国家地位相称的决定，取得邻近中国沿海的一处岛屿”[116]。同年，曾参加过马嘎尔尼使团并长期在东印度公司任职的议员斯汤顿（SirGeeThomasStaunton，1781—1859）[117]在议会发言中进一步提出：在取消对贸易的限制时，如果不能由王国政府建立国家间的直接联系，那么在中国沿海岛屿建立贸易中心，以摆脱中国当局的控制，将是可取之策。[118]此后，几任驻华商务总监在向外交大臣提交的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占领“天然极适合各种商业用途”的香港岛的建议。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营权被取消后，英国商人对进入中国市场已经迫不及待。第一任驻华商务总监内皮尔勋爵（WilliamJohnNapier1786—1834）[119]声称：“大不列颠的商人希望与整个中国通商，他们在未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前是不会安心的。”[120]1834年，60多名在华英商向国王呈交请愿书，要求派出三艘军舰和一位全权大使去中国炫耀武力，向中国人“表达这样的概念：英国军舰可以毫不费力地拦截中国的内外贸易，并俘获中国所有的武装船只”[121]。1835年，一只英国蒸汽商船来到广东，要求准许在广东与澳门之间的珠江上航行，被广东地方官员拒绝，违反禁令后遭到炮击而被迫撤退。

这次挫折使英国商人更加急切地渴望政府的支持，他们继续向政府请愿，要求派遣远征军，以惩罚中国人。此时英国政府大臣们的立场已发生变化，尤其是一向以厉害著称的帕默斯顿。他在1833年任命内皮尔为驻华商务总监时，还曾经希望促进与中国的贸易但不要与中国发生冲突[122]，而现在已“确信对中国的战争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去进行”[123]。

显然，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市场，占领香港岛，将其发展为“好望角以东最重要的商业中心”，并成为英国扩展东方贸易的基地，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以前好几年，就已经是英国政府和商人的共同诉求。可以说，即使没有清政府的禁烟行动，英国对中国的侵略也终究会发生，因为中国这个巨大市场所具有的潜力与商业前景，对于刚刚完成工业革命亟待获取更大市场的英国人来说，其**力是不可抵御的。事实上，拥有坚船利炮、正走向自由贸易的英国，雄心勃勃地意欲征服整个世界，对于中国市场，绝对是志在必得，林则徐的禁烟行动恰好提供了一个派遣远征军以保卫英国臣民利益的理由。

鸦片战争使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以及贸易主权都遭到严重破坏。1842年的《南京条约》，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英国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的要求，清政府不仅被迫同意割让香港、赔偿军费白银2100万两、五口通商，而且丧失了对中英间贸易税率的决定权。1843年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件，又将英国在华特权进一步扩大：英国获得“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以及英商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房屋和永久居住的权利。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终于被不列颠军舰的大炮轰开。

十几年后，英国对在华所获利益已经不能满足，借1856年的“亚罗号”（theArrow）事件发难，联合法国再次对中国发动战争。签订于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极大地扩展了英法等国在中国的利益与特权。《天津条约》除了规定中国赔偿英商损失200万两白银，赔偿英法军费各200万两白银之外，还规定：外国公使可进驻北京；增开10处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国人可到中国内地游历、传教和经商。《北京条约》增辟天津为商埠，割让九龙半岛南部给英国，并将赔偿英法两国的军费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在这两次战争中，帕默斯顿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和战争中担任外交大臣，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期和后期担任首相，采取的立场非常强硬。然而，和“帕西菲科事件”相比，对华战争在英国国内遇到的反对要强烈得多。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就有人写文章谴责鸦片走私活动，称“鸦片贸易给英国国旗带来了莫大的耻辱”。在战争中，许多人认为，帕默斯顿的座右铭始终是“我的国家，不管它对还是错”。对此，帕默斯顿强硬地回答：“不列颠的利益就是北极星，是英国政府的指导原则。”[124]

第二次对中国的侵略，甚至在英国引起了内阁危机。1857年2月26日至3月3日，议会就政府对华政策展开激烈辩论，站在帕默斯顿对立面的不仅有保守党议员，还有许多自由党人，时任财政大臣的威廉·格拉斯顿（WilliamGladstone1809—1898）在发言中强调“基督教的原则”和“人类的正义”，呼吁人们投票来阻止在中国发生的“不幸”“犯罪”和“暴行”，“将仁慈与和平，不列颠的正义和英国人的明智，作为讯息传向世界最遥远的角落”。[125]一直鼓吹国家间自由贸易、和平通商的“曼彻斯特学派”主要成员科布登，则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该议案在下院以263票对247票获得通过后，帕默斯顿立即解散议会，重新大选。

在竞选中，帕默斯顿积极为炮舰政策和对华战争辩护，声称“一个在广州掌权的傲慢无理的野蛮人，侮辱了英国的国旗，违反了条约的规定，为在华英国臣民的头颅提供奖赏，制定了以谋杀、暗杀和下毒来摧毁英国人的计划……”[126]如此，他为战争披上了捍卫帝国荣誉和国际法尊严的外衣。

帕默斯顿一向极富演讲才能，细读他1857年3月在议会关于“亚罗号”事件的辩论发言，人们会发现，他的演说不仅逻辑严密，而且充满**，可以说是滔滔雄辩。[127]英国历史学家西曼评论道：“帕默斯顿的演说如此有效，以至于任何人只要站在野蛮的中国人一边反对英国的殖民地总督，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英国人。”[128]

帕默斯顿的强硬立场在议会遭到反对，但却受到工商业资产阶级几乎普遍的支持，自由党赢得了自1832年以来最壮观的选举胜利，保守党的席位从290个下降到256个，皮尔派从45个降到26个[129]，而曼彻斯特学派则受到重创，科布登和布莱特等人再次丢掉议席。对此，帕默斯顿不无得意地写道：“上届议会中许多讨厌的家伙已经被扔了出去。”[130]

在同时代的英国人中，帕默斯顿对海军炮舰威力的认识也许是最充分的。历史学家曾指出，帕默斯顿心里念念不忘的永远是英国海军。在他看来：“外交官和议定书是很有用的，但是装备精良的重型炮舰是再好不过的和平保卫者。”[131]以蒸汽为动力的海军铁甲舰船，服务于英国在全世界进行商业扩张的目的，成为自由贸易最有效的工具和最忠实的守护神。同时，它还是帝国势力与声威的象征。1850年9月，帕默斯顿在下院发表演讲：

……那些像中国、葡萄牙、西属拉丁美洲国家那样半开化的政府，每隔八到十年就需要狠揍它们一顿，以便让它们老实一些。警告是不起什么作用的，它们的头脑太肤浅，接受不了超过这一时限的印象。他们对言语并不留意，在他们屈服以前，必须让他们不仅看到棍子，而且要实际感受到棍子打在肩上的滋味。[132]

这段霸气十足的话，可以说是19世纪中期英国炮舰外交政策最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