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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教士与帝国的扩张（第2页）

第二英帝国的扩张既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同时也是社会文化与思想上的。因此，传播上帝福音成了帝国本身不断扩张的重要动力之一，而传教组织与传教士则成为帝国境内外基督教文化与西方思想传播的载体。

如何看待与评价传教士在英帝国历史上的作用？这是一个从来就充满争论的复杂问题。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尖锐指出：“传布基督教这个敬神的目的，使这种非正义的计划成为神圣的事业。但此种计划的唯一动机，却是希望发现此等地方的金宝藏。”[41]

在斯密看来，从最早的殖民掠夺开始，传播基督教就成为西方殖民者掠夺美洲黄金所披的外衣。斯密所抨击的主要是地理大发现和早期殖民时代西方探险家的所为，而传教活动则和帝国一样绵延了几百年，特别是进入19世纪以后，基督教与帝国领土扩张和殖民政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它在帝国中的作用也变得复杂多样。

有些学者认为，传教协会组织是不列颠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与代理人。[42]

这种观点并非没有依据，但如果将其作为整个基督教传教活动的总体评价，则未免显得过于笼统甚或片面，至少，它没有将不同历史时期宗教团体和传教士的活动，及其在帝国史上所起到的作用加以区分。

事实上，在不同历史时段内，基督教的活动重点和作用是不同的。以19世纪上半期而言，众多的传教协会组织积极投身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运动，为黑人奴隶的不幸与苦难而呼吁，为帝国境内土著人的权利和利益而呼吁，为在澳大利亚废除罪犯遣送制度而呼吁，这些事实本身很难与文化侵略或文化帝国主义相联系。因此，显然不能用一概而论的方法，用某一特定时段的表现或特征来指代整个帝国史上基督教与传教士的功能。

历史学家多萝茜·汤普逊的分析可能比较客观。她认为：“基督教传教士们去海外改变土著人的信仰，使其成为基督徒，他们抗议征服军队的残忍，支持被征服人民的权利，但是，总体上，殖民地和土著居民的传统都不被征服者所尊重，即使提供教育也是英国式的教育，用的是英国的语言和英国的宗教，例如在英属印度，而印度人民自己的历史、文化和语言，则既不教授也不被理解。”[43]

除了传播基督教教义与文化、改变被征服者的宗教信仰、发动废奴主义运动、呼吁保护土著人利益以及支持废除罪犯遣送制度，教会组织和传教士的活动还不可避免地、自觉地服务于帝国的商业扩张。这是因为，帝国的成长壮大与基督教传播本身的利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对英国这样一个岛国来说，对外商业贸易历来至关重要，英国甚至因此获得“店主之国”（anationofshopkeeper）的绰号。[44]

在英国人看来，向全世界扩展贸易同时还是一种天道，正如殖民地大臣格雷所说：“商业与和平引领着文明，会使人类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希望、更富裕，这正是上帝的安排。”[45]因此，传教事业对商业扩张的支持自然是天经地义，教会人士在布道时也不会忘记作这样的祈祷和祝愿：“万能的上帝无需人们帮助，福音的传播也无需人们帮助；然而，如果人们真的能够打开阻碍福音传播的障碍，那将会使欧洲的商业蒙上荣光。”[46]1841年，巴克斯顿男爵领导下的福音教派曾经试图在西非的尼日尔成立一个协会，而协会的名称就是“商业与基督教联盟”。

传教运动与帝国领土扩张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在第一英帝国时期，“贸易跟着国旗走”是英国人长期恪守的箴言。而从第二英帝国一开始，基督教组织和传教士就紧紧跟着帝国扩张的步伐，牧师们迅速来到帝国新建立的每一个殖民地和新获得的每一块属地，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从印度洋到太平洋，从亚洲到非洲，即使帝国领土最偏僻最遥远的地方，也能发现传教士的身影，第二帝国因此出现了“教士跟着国旗走”的新景观。例如，1820—1824年任马德拉斯总督的托马斯·芒罗爵士（ThomasMunro1765—1827）就曾这样评价在印度的传教士：“英国人在政治上就像穆斯林在宗教上一样狂热，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英国的制度，一个国家就不会被拯救。”[47]

领土征服给传教士们带来了传教的动力和**，也带来了传教的可能与机会。1814年，托马逊牧师（Thomason）对印度的感慨充满上帝使者的抱负与雄心：“我们已经消灭了土著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剥夺了他们的权力，使他们向我们屈服，然而却没能向他们提供任何东西。”[48]

传教协会组织和传教士的这些信念，并非只是教会和神职人员所特有，事实上，它们是同时代千百万英国人共有的心态和意识的反映，换言之，教会神职人员的思想信念是根植于英国社会土壤之中的。不列颠帝国在几百年的殖民扩张和商业战争中陆续战胜西班牙、荷兰、法国等劲敌，从一个西欧岛国成长为强大的商业强国和殖民帝国，这样一条民族强盛之路对于英国人思想观念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这种冲击主要还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产生，并非一蹴而就。大致从18世纪中期七年战争结束，第一英帝国进入巅峰时刻起，英国人对不列颠帝国所拥有的广阔版图与海上霸主地位已是充满骄傲，这种骄傲伴随着帝国的成长融入英国人的血液之中，成为英国人意识的重要部分。

美洲殖民地的丧失和英国在战争中的孤立与惨败，确实给英国人的心态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国王乔治三世就确信英国再也不可能恢复，只能“降到末流欧洲国家的地位”，他甚至因此想放弃王位。[49]

但失败造成的幻灭感及其心理阴影是十分短暂的，而英国海外扩张的动力和帝国的意识已经深深扎下了根，当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1737—1794）赞赏年仅24岁的小皮特靠政治才干成功地“掌管一个帝国”时，特别强调“这是他本人的光荣，也是帝国的光荣”[50]。

至拿破仑帝国最终被打败，英国在战争中占领了许多重要的海外领地，一个更为强大并独领**的第二英帝国出现在世界舞台，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在哪里以及何时去进一步扩张，没有一个殖民强国得到过这样的机会，也没有哪一个大帝国使用如此少的武力就得以建立”[51]。

战后的英国很快又以蓬勃发展的工业革命赢得“世界工厂”的地位，向全世界尤其是欧洲国家提供着蒸汽机车、铁轨、火车车厢和其他机器制成品，以及英国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边是强大、富裕、繁荣和充满生机，另一边则是全世界都仰仗着英国的商品、资金与技术，还有什么能比这样一幅帝国的画面更深刻地印在千百万英国人的脑海里呢？1836年，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Darwin，1809—1882）写道：看到欣欣向荣的悉尼港，“我的第一感觉是庆幸自己生来就是个英国人”[52]。

随着19世纪英国人向帝国海外殖民地移民浪潮的兴起与持续，随着英国与世界市场的广泛联系，帝国与英国各阶层民众生计的关系开始越来越密切，无论是政治活动家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同样对帝国的存在充满自豪。传教士们所抱有的坚定信念，正是建立在这种强烈自豪感基础之上的。

然而，英国普通民众的心态又很难精确描述，这是因为，芸芸众生虽然参与了全部历史过程，但留存下来的文字纪录却很难直接找到他们的踪影，只有那些同时代的政治与文化精英们，那些握有权力和知识的人才拥有话语的霸权。尽管如此，他们的意识与观念毕竟也是社会舆论和民众心态的一种折射。就连被称为分离主义者的科布登也认为，殖民制度对英国人的帝国**具有“令人目眩的吸引”[53]。

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英国政治家们的言行里，我们可以更强烈地感受到那种弥漫于英国社会、洋溢在英国人心中的自信与高傲。例如，殖民地大臣格雷就坚信：英国人对帝国和世界负有的责任来自于上天的旨意，“英国皇家的权威是上帝之下在广大区域维持和平与秩序的最强大的工具，从而帮助在千百万人民中传播基督教和文明的福音”[54]。他甚至将英国人传播基督教福音与西方的文明看作是一种“伟大的特权”（thegreatprivilege）。[55]

格雷的信念可以说代表了同时代许许多多英国人的信念。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看来，物质文明的进步与基督教的普世福音是完全同一的概念。1851年伦敦成功举办“万国博览会”（theIioion），面对光彩夺目宏大无比的场面，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Pri1819—1861）自豪地称其为“基督教文明的节日”。而著名学者与牧师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Kingsley1819—1875）走进巨大的水晶宫时，“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仿佛自己正进入一所神殿”[56]。

如果说传教的使命与海外殖民的理想曾经紧密配合，那么进入19世纪后，它又有了新的发展与含义，这就是：改宗基督教的事业与文明开化的责任是相一致的，“因为文明只能是基督教的文明”[57]。

第二帝国所取得的辉煌，使英国人普遍相信自己已处于人类进步阶梯的顶端，有责任去改进其他民族的命运。这种整个民族负有上帝授予的使命，要给人类带去宗教福音和现代文明的观念，深深地印在英国民众的心中。所以英国要带头禁止奴隶贸易和废除奴隶制；所以英国要保护帝国境内的土著人民；所以英国要在印度建立“好政府”。

担负着上天赋予的责任意味着成为上帝的“选民”，英国人的自信心与虚荣心因此得到最大限度的膨胀与满足，帝国的领土扩张、商业扩张和思想文化扩张，则在宗教使命感的神圣光环下达到了最完美的统一。

当代英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霍布斯鲍姆（Eri1917—2012）曾指出：“19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预言家们无疑渴望一个统一的、或多或少标准化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所有政府全都承认政治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的真理。这些真理已经被那些无私的传教士带到地球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传道力量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最盛时期还来得强大。”[58]

1869年，19世纪中期的英国政治家福斯特（WilliamForster1818—1886）充分评价了宗教和传教士的作用，指出：维多利亚时代的重要信条就在于，“对原因和结果的知识，从不能取代正确行事、避免错误的动机，我们的教士和牧师要比学校教师更加有用；宗教是推动性的力量，而所有的人员只是机器，没有这个动力，机器是无用的”[59]。

19世纪是资本主义迅猛扩张并形成世界体系的时代，它同时又几乎是不列颠帝国的时代，英国的传教士们以充满**、自信、虔敬、献身与怜悯精神的宗教热忱，在传播基督教义、改宗异教徒的同时，以各种方式自觉不自觉地服务于帝国的扩张，成为英帝国不断成长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