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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国人与英帝国（第3页）

迪斯雷利在演讲中首先以他特有的驾驭语言的能力，给自由党戴上了耸人听闻的瓦解帝国罪名：

如果你回顾一下这个国家自从40年前自由主义产生以来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这里还不曾有过像自由主义者力图瓦解英帝国的尝试那样进行得如此持久，如此巧妙，花费了如此之大的精力，并投入如此之多聪明才智的努力。[119]

迪斯雷利就用这样一句话，巧妙地将自己以及保守党与自由党人划清了界限。他不顾40年代到60年代殖民地政治改革得到了英国政界一致支持和拥护的历史事实，不顾正是由于殖民地实现了责任制政府和自治原则，帝国才得以巩固的历史事实；同时也仿佛忘记了自己过去的帝国立场，忘记了1852年他初任财政大臣时发过的“磨石”（millstone）牢骚，声称自由党人“瓦解”帝国的政策遭到了“完全失败”，而帝国得以保存的原因，只是由于“殖民地对母国的同情”。

在攻击自由党人的帝国政策时，迪斯雷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人们从中却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新意：

我不是一个反对自治的人，我想象不出除了自治政府之外我们那些遥远的殖民地怎么能够管理它们的事务。……但是我认为，在承认自治时，应该把它作为一项巩固帝国的伟大政策的一部分。承认自治应该同时确立帝国关税率，应该同时保证英国人民作为受托人享有那些属于国王的尚未占用的土地，并且应该同时制定一项军事法规，明确规定保护殖民地的方法和责任。而且，还应该同时在伦敦建立一个代表会议，使殖民地能同宗主国政府保持经常的、持续不断的联系。[120]

迪斯雷利的这些主张，基本可归纳为确立帝国内部关税税率、殖民地土地由英国支配，殖民地防卫应由英国承担，以及加强帝国与殖民地经常性联系等四条，除了加强帝国与殖民地联系多少有些新意之外，其余内容没有一条与40—60年代英国实际推行的殖民地政策有相左之处。

以达勒姆伯爵为首的殖民地改革派是最早呼吁给予殖民地责任制政府的人，但在1839年向政府提交的著名报告中，达勒姆清楚地将殖民地贸易政策决定权划给了帝国政府。当皮尔内阁和罗素内阁先后废除《谷物法》和《航海条例》，使英国完全实现了自由贸易时，政治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相信，其他国家会陆续以英国为榜样，自动地向英国打开贸易的大门。至于在经济上依赖母国市场并依然得益于帝国优惠关税的殖民地，那就更不在话下，除了和母国一样实行自由贸易，殖民地不可能有另外的选择。

然而，现实却打破了帝国政治家一厢情愿的判断，加拿大在英国废除《谷物法》之后即宣布取消给予英国货物的优惠关税，英国人当时的反应并不强烈，因为这首先符合自由贸易的原则，其次对于拥有绝对工业优势的英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到了1859年，加拿大人决定对包括英国产品在内的外国机器制成品一律征收高额进口关税时，英国工厂主和商人的愤怒爆发了，然而殖民大臣的抗议与交涉都不能迫使加拿大人让步，最后英国只得无奈地接受现实，承认殖民地责任制政府有权自行决定自己的商业和贸易政策，而帝国政府及议会无权对此进行干预。

加拿大关税问题的实质，是自治原则高于一切还是自由贸易原则高于一切的问题，如果英国坚持殖民地必须和母国一样实行自由贸易，就等于否认殖民地责任制政府的自治权利，这其中的逻辑矛盾显而易见。因此，加拿大人的立场至少在理论上是无法反驳的。

殖民地公共土地的处理权问题在性质上与关税问题完全不同，因此，围绕移民殖民地的土地问题，英国与殖民地人民的矛盾持续时间更久，冲突也更为激烈。

自17世纪初英国开始在北美进行殖民活动起，除了享有国王特许状的私人和垄断公司建立的殖民地，所有帝国海外领土的所有权都属于英国国王，这一概念就像自然法则一样天经地义。在英帝国历史上，它既是一项不容置疑的原则，又是已存在几百年的现实。

威克菲尔德“系统殖民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建议将殖民地总督向移民无偿赐授土地的做法，改为以“充分的价格”公开出售，并将所得收入用于政府对自由移民的旅费资助。这一理论的预设前提，就是殖民地公共土地属于英国皇家所有，而帝国议会与政府是国王财产的受托人。因此，在《达勒姆报告》中，殖民地公共土地的处置权被理所当然地排除在殖民地责任制政府应享有的权利之外。

但公共土地问题对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移民们最终在澳洲找到并发展起来的生财之道是畜牧业，澳大利亚广袤而未开垦的土地为牧地租用人提供了天然的牧场，养羊业因此得到迅速发展，澳大利亚的优质羊毛源源不断地运往英国，从根本上解决了英国毛纺织业的原料问题。养羊业的发展需要不断扩大的新牧场，因此土地使用权问题自始至终是澳大利亚移民社会的一个焦点。

从30年代起威克菲尔德的系统殖民思想事实上开始被英国政府所接受，1831年英国宣布废止无偿赐授土地的做法，按每英亩5先令的价格公开出售，同时允许牧地租用人租用公共土地作为牧场。1838年8月，殖民地大臣格利内尔勋爵（Glenelg）在给新南威尔士总督吉普斯（G·Gipps）的训令中写道：“我不得不通知你，女王陛下政府的意见是：殖民地利益所要求的时刻已经到来。……为了充分实现1831年《里彭条例》的原则，现在，大幅度提高殖民地土地的出售价格是绝对必须的。……因此，我命令你立即以每英亩12先令取代5先令的最低价格。”[121]

1839年新南威尔士开始按每英亩12先令的新规定出售土地。此后土地价格又进一步提高，至1842年已达每英亩1英镑，租地的牌照税也跟着相应提高。这对牧场主的利益自然十分不利，已拥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牧场主们一直在为土地的使用权而斗争，反对英国的土地政策因而成为澳大利亚人民争取自治权利的一个重要内容。

面对持续的强大压力，英国政府只得不断作出让步，通过1847年的枢密院令，使牧场主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得到了保证。1852年，英国最终同意将公共土地处置权和其他权力移交给澳大利亚各殖民地自治政府。

新西兰的情况与澳大利亚基本相似，只是在解决的时间上稍迟一些。

关税问题和公共土地问题的历史回顾，说明了英国政府的基本态度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在自由主义大潮的冲击下，殖民地责任制政府的建立和自治原则的确立，为殖民地民族主义的逐渐产生提供了最好的契机和土壤，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和政党所无力阻挡的，因此，迪斯雷利的指责实际上并无道理。

殖民地防卫问题要稍稍复杂一些，因为19世纪60年代起英国从殖民地逐渐撤出驻军，使迪斯雷利的指控看上去有了真凭实据，自由党人似乎真的对帝国漠不关心，想把殖民地当作包袱甩掉。

英国自创建海外殖民地以来，除了印度，所有的殖民地驻军费用都是由英国自己负担的。在殖民地相继建立责任制政府实现地方自治之后，英国人对此的抱怨和不满便有了充足的理由，因此，1862年下院是以压倒多数通过撤出英国驻军决议的。

决议的动议者阿瑟·米尔斯（ArthurMills）是下院特别委员会的主席，他最初的提议是“自治殖民地应当担负主要的内部治安与防卫的责任”，在最后辩论通过时，决议被补充加上了“还应当支持殖民地外部防卫”的字样[122]，这说明了英国人当时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立场。

1865年，当英属北美各省大联合的实现指日可待时，殖民地代表和英国政府代表在伦敦举行会谈，从事后殖民大臣卡德韦尔勋爵给加拿大总督蒙克子爵（TheVisonck）的通报来看，双方对加拿大的防卫问题达成了共识。会谈中，双方确认了“帝国的安全应当依赖于它自己的力量和利用它自己的资源”这一原则，但英国代表保证帝国政府将拨款用于改进魁北克的军事防御，加拿大代表则“无保留地表达了加拿大决心用它全部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来维持与母国联系的愿望”，并同意增加民兵开支以及按照英国陆军部的要求进行民兵训练等等。[123]这表明殖民地人已经接受了英国人的立场。

除此之外，19世纪中期的英国人开始产生“英格兰已经不再安全”的担忧和惊慌，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要加强“本土防御”。比较有影响的评论一直可追溯到40年代，例如，1847年威灵顿公爵就曾指出：如果英国海军被打败的话，战争只要开始一个星期，英格兰就不会再安全。[124]这种忧虑带来了英国军事思想的根本转变，也加速了英国从殖民地撤军的步伐。

对英属北美的防卫，英国人认为：不列颠是海上强国而不是陆上强国，一旦英美发生战争，英国不能依靠建立在上加拿大毫无希望基础上的陆军来进行战斗，而只能通过海军的强有力报复战略。[125]新产生的帝国防卫思想认为：花在殖民地军事要塞、据点上的开支是不值得的，应当优先发展海上防卫力量，因为“现代战争的趋势是对敌国心脏实施打击，因此，应尽可能集中兵力保卫联合王国，而把反对外国对帝国遥远属地侵略的任务主要托付于帝国的海上霸权”[126]。

长期以来，英国的假想敌一直是美国、俄国和法国，对美国的警惕集中在加拿大，对俄国的恐惧集中在印度，而对法国的担忧则集中在欧洲，对于英吉利海峡对岸拿破仑三世与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崛起，英国人从不敢掉以轻心。客观地说，这种建立在英国海军优势基础上的新战略思想，有着显而易见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迪斯雷利在水晶宫演讲的最后，描述了他心目中的帝国理想：

你们是只满足于让英国成为一个安安逸逸过日子的国家，按大陆原则行事，到时候面对无法避免的命运？还是要让她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帝国？在这个国家里，当你们的后裔起来时，能够飞黄腾达，不仅受到本国人的尊重，而且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127]

但是，这种以帝国为骄傲，以英国为至尊的自豪心理，难道不是19世纪所有英国政治家的共同心声吗？格拉斯顿在面对保守党人攻击时就说过：“每一个不列颠人都天生具有帝国的情感。”[128]这很难说只是一种辩解之词，它确实是长期拥有一个庞大殖民帝国的现实在英国人心理上的反映。

不少研究者认为，只是到了19世纪末期，当大英帝国已走下顶峰并面临列强的严峻挑战时，当罗得斯宣布“帝国就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而萧伯纳认为“一个费边社成员在理论上必然是一个帝国主义者”时，[129]

帝国才真正与千百万普通英国人相关联。实际上，这种看法还是将19世纪中期与末期的帝国政策截然分开的传统帝国史观点。

和80年代以后英国与法、德等欧洲强国激烈争夺非洲领土相比，19世纪上半期和中期英国宁愿以自由贸易方式占领世界市场的做法的确有很大不同，但这只是形式上的差异，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在英国政治家及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帝国情感与帝国观念上，就更是如此。帝国就像是一面反映英国人特性、需求和抱负的镜子，它“给英国人总体上对外国人的厌恶，以及确信自己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信念提供了进一步的理由。因此，帝国是英国在世界范围从事贸易的结果，是英国在世界范围部署调动其军事和海军力量的结果”[130]。

任何一个时期的帝国政策都不可能脱离时代的基本需求，尤其是不可能背离国家的根本利益。自由贸易就是最符合19世纪英国国家利益的帝国政策。在自由主义大获全胜的年代，任何一个政党和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就只能顺应这一历史大潮。因此，所谓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帝国政策之争，实际上并不真正存在，它只是迪斯雷利出于和自由党争权夺利的需要而刻意挑选的一个突破口。

“大英帝国并非建立在虚无缥缈的基础之上，它在本质上依赖于积极的理想，自由的制度是它的生命线，自由的合作是它的手段，和平、安全、进步是它的目标。”[134]这是1926年贝尔福帝国关系委员会对英帝国与其自治领关系的概括与总结。

19世纪的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们没有预料到，他们所倡导、实践的自由贸易和自治原则，会给不列颠帝国带来如此之大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与第一帝国的理念完全不同的自由帝国就此诞生并成长起来。而在它成长壮大的过程中，无论是自由党还是保守党，实际上都同样起了推动的作用。因为，人们只能根据历史本身所提供的条件来创造历史，而决不可能超越它，即便是那些能力超群的领袖人物。

常有人说，近代欧洲国家的外交史是最为复杂诡秘的研究领域，因为在外交文件中充满用欺骗和谎言堆积成的疑云和谜团。然而，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史又何尝没有疑团？如果我们仅凭政治家们为击败政敌而作的各种姿态作为历史评判的主要依据，那么结局只能有一个——对历史文本与历史事件的误读。

英国著名帝国史学家詹金斯（T。A。Jenkins）对迪斯雷利1874年担任首相前后的行为作了详细比较分析后，毫不客气地指出：“实际上，迪斯雷利的帝国眼光是由比浮夸的姿态多不了多少的东西组成的，这些姿态是为了给公众舆论以印象而设计的。”只是由于当时殖民地事务和外交事务上个别的帝国行政官员不听伦敦的指令，以及通讯上的不便，才使人们产生了迪斯雷利积极主张帝国海外领土扩张的错误印象。[135]

这一观点是否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这里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整个19世纪40年代—60年代，也就是迪斯雷利在演讲中所说的“自由主义的统治”[136]（thereignofLiberalism）时期，迪斯雷利和保守党在帝国与殖民地问题上的立场，与自由党人并无根本的不同，就像进入19世纪末以后，自由党的帝国政策与保守党也不可能有根本不同一样。

《维多利亚英国》的作者西曼（L。）则更加直截了当：19世纪英国的政治领袖们，“不管他们挂的标签是什么，实际上都统一在一个共同的事业中，即保存18世纪社会与政治的传统结构。他们之间的争执与分歧只在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最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而在重大战略上，他们是一致的”[141]。

在保守党和自由党执政后各自向“中心”靠拢的政治实践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例子，莫过于1882年格拉斯顿自由党政府对埃及的军事占领。这一事件看上去似乎极具讽刺意味，苏伊士运河的股份是1875年由迪斯雷利为抵御法国的影响成功购买的，而格拉斯顿对于迪斯雷利所做的每一件事总是持最尖锐的批评态度；此外，格拉斯顿曾经深受科布登和布莱特思想的影响，一向反对英国对外用兵与侵略行动，但迪斯雷利没有实行的，恰恰是格拉斯顿去做了！

这一事件看似荒诞，其实完全是帝国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大英帝国和英国的生存息息相关，帝国的意识与理念已经渗透到千百万英国人的无意识之中，因此，现实的需要永远是第一原则。正如历史学家伯纳德·波特所总结的：从长远看，不管是谁担任首相，都必须跟着潮流走，“政治家们所拥有的行动自由，要比他们自己想象的少得多”[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