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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主义与分离主义（第2页）

边沁的功利主义为英帝国统治者制定帝国政策提供了启示：如果用快乐大小的原则来衡量，在当时的殖民制度下，英国从殖民地得到的利益越来越少，而且殖民地又反对宗主国的统治方式。因此，旧的殖民制度不能带来最大快乐。如果用享受快乐的人数来衡量，英国作为世界角落的一个小岛，它的殖民地比它本身的领土不知大多少倍，殖民地的人们自然比不列颠岛上的人多若干倍。若仅仅为了母国利益，而侵害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显然又违反了最大快乐的原则。此外，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要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追求本身的利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就以普遍选择的自由方式得到最有效的实现。在帝国这个大的范围内，帝国的利益可以被看成公共的利益，殖民地的利益会被看成个人的利益。帝国利益往往很难与殖民地的利益保持一致，“最大快乐的原则”就难以实现。

边沁不仅从个人与群体（帝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而且从经济的角度表达了对英国殖民地的看法，他说：“是资本的数量而不是市场的大小，决定贸易的数额，若非意外事件，打开一个市场并不会增加贸易数额；同样，关闭一个旧市场，或是在关闭过程中，也不会缩减贸易数额。”[21]边沁的结论是，为垄断市场实行的殖民制度，实际上无补于宗主国经济，他提出“解放你的殖民地”。

约翰·密尔（JohnMill）发展了功利主义的理论，提出用道德教育克服这个难题。他认为，一个人从小就受到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的教育，长大后就会像关心自己的幸福一样，关心他人的幸福。因此，功利主义的“最大快乐的原则”是一种道德的判断，人的生存本性是追求快乐，而非祈求痛苦。因此，满足人的最大快乐，首先是遵循了人的基本需要。同时，让更多的人得到快乐，是为了人类的更加融洽、更加和平，这也是一种道德的行为。自由党政府提出实行“无形帝国”政策的目的也是出于一种道德方面的考虑：

让殖民地人民自由，就可以使更多的人享受快乐，使少数人的利益让位于多数人的利益。如果说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为“无形帝国”政策提供了一个道德标准的话，那么，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贸易思想把经济自由的理念再一次灌输给帝国的政治家们，使之成为他们制定帝国政策的又一精神营养。

曼彻斯特学派（MaerSchool）是19世纪20—30年代在英国曼彻斯特形成、要求改革经济政策的派别，其特点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提出自由放任。该派攻击的主要目标是政府的关税保护政策，要求废除谷物法。曼彻斯特学派倾向于重视经济法则的“自然”规律，不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在19世纪30—40年代，该派成为英国经济的主流派别。如博德森在《维多利亚中期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指出：曼彻斯特学派“使政治经济学成了自由放任的同义词”。

曼彻斯特学派的经济自由思想也反映在对殖民地的看法上，提出殖民地自由发展，殖民地必须承担自我保护和防卫的责任，这是有利于母国政府和殖民地的双赢战略。由于过度考虑经济，曼彻斯特学派不主张母国保持与殖民地感情上的联系，所以该派被视为分离主义的中心。在自由主义盛行的年代，当时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22]和约翰·布莱特（Jht）[23]成为曼彻斯特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严格地说，科布登并不是一个坚决的分离主义者，他赞成“用感情来保留殖民地”[24]，反对英国垄断殖民地贸易以及英国花费开支保卫殖民地的安全。他并不反对英国拥有殖民地，而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考虑母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只要英国不花钱，就可以尽可能地拥有殖民地；否则宁可不要。如果殖民地能够支付自己的防务费用，那就两全其美了：既保全了帝国，又丢掉了负担。他在1842年的一封信中写道：“伴着那令人炫目的感情呼唤，我们永远也不能摆脱殖民地，除非通过间接的自由贸易，完全为了母国的单方利益考虑，逐渐地放弃与殖民地的联系。”[25]但是，到19世纪60年代，科布登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分离主义者，他在1865年评价加拿大的作用时说：

我真不明白，英国人的根本利益与花费300万—400万英镑保卫加拿大来反对美国有何种联系我们听到加拿大的忠诚，然而这种忠诚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他们既不纳税，又不遵守帝国法律，也不履行战争义务。他们甚至要求放弃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宗主权。他们建立的关税制度，不仅排斥外国产品，而且排斥母国产品。从任何一个角度看，我们都是两种人。对我国的两党政府来说，极力保持这种羞耻的联合是非常危险的。殖民地要求摆脱我们的依附将使我们面临更严峻的现实。我认为，责任制政府下的联合是朝着友好分离的第一步。[26]

在帝国观念上，科布登完全是一个经济的实用主义者，当时英国的经济独步天下，殖民地对于母国的重要性确实难以显现，保持殖民地只能是帝国政府的负担。当时，英国的利益就是最高的利益；英帝国可以有，但是前提是有利于英国，否则，帝国就没有任何意义。

曼彻斯特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约翰·布莱特，他对殖民地的看法不是局限于帝国政府的经济负担方面，而是从道德和和平的角度出发，阐述对殖民地的理解。布莱特认为，给予殖民地自由，对殖民地和宗主国双方都有益处，而且有助世界和平和安宁。1865年，在议会下院讨论加拿大防务问题时，布莱特说：“我相信，如果加拿大现在与我们友好地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对英格兰没有坏处。加拿大不会因为脱离英国而改变关税制度，英国的商品同样可以进入加拿大市场。同时，万一我们与美国交战，加拿大将成为一个中立国……至少我不反对这种分离，因为对双方都有益无害。”[27]在1867年下院的发言中，他又说：“加拿大的忠诚是有代价的，如果他们不停地要求我们保证他们的铁路、要塞和防御工程，我认为加拿大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更好。对英国来说，减少了开支，对加拿大来说加强了民族意识。”[28]

曼彻斯特学派作为一个经济学派，更多地考虑英国的经济利益，在加强帝国还是分离帝国的问题上态度十分明确：如果殖民地不需要帝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应该保留帝国；如果殖民地不能做到这一点，英国就必须放弃帝国。

所谓“分离主义”，是英国要求放弃殖民地、减轻帝国责任的一种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兴盛于19世纪前半期，几乎所有提出给予殖民地自由和要求殖民地承担责任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曾被打上“分离主义者”的印记。英国历史学家博德森认为，早期分离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边沁；19世纪中期是曼彻斯特学派[29]；60年代以后是戈尔德温·史密斯（GoldwinSmith）。保守党人则认为，格莱斯顿是最大的分离主义者。

分离主义思想首先出现在美国革命以后，分离主义者将美国的独立看成瓜熟蒂落的自然现象，对英国是有益的事情。如乔塞亚·塔克所述：“如果英国与美国的战争以英国的失败和美国的分离而告终，那将是英国发生的最幸福的事情。”[30]19世纪初，加拿大出现要求建立自治政府的呼声，英国国内分离主义者掀起了第二次浪潮。1823年，激进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瑟夫·休谟（JosephHume）在议会下院公开表明自己的看法：“殖民地的现状取决于大不列颠以及政府的财政”，“很明显，殖民地不能增强国家的实力，相反，只会削弱之，如果殖民地从他们的忠诚中获得自由，并成为自己的主人，对于双方都是更好的选择。”[31]布鲁厄姆勋爵（Lham）于1838年也声称，加拿大的友好分离将是“积极的成果”。[32]1840年他又提出，与殖民地紧密联合的好处已经微乎其微，并坚持认为其劣势远远大于优势。[33]辉格党著名政治家亨利·帕内尔（HenryParnell）1830年在《财政改革》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见解：“拥有殖民地获得的商业利益并不比独立的国家多，殖民地的数量应大大减少。”[34]

尽管自美国革命以来，英国的分离主义呼声不断，但是，英国政府从来就没有为分离所动，继续保持与殖民地的紧密联系，坚持履行帝国的使命。进入60年代后，英国出现了更加激进的分离主义者戈尔德温·史密斯[35]，他写了10多篇文章列举了帝国分离的诸多好处，以及帝国捆绑的诸多弊端。

戈尔德温·史密斯赞同曼彻斯特学派放弃殖民地的思想，自称“曼彻斯特学派最后的幸存者”[36]。与曼彻斯特学派一样，他从经济角度考虑帝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认为保持殖民地使帝国政府承担了不该承担的责任，对英国已经没有任何价值，相反，只能带来伤害。殖民地的关税保护制度是英国受到伤害的最重要见证。他说：“当人们将属地作为英格兰的精华进行讨论的时候，他们忘记了橡树的根深叶茂是在寄生虫缠绕它，并养活自己以前。”[37]他认为，殖民地的关税保护制度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帝国和殖民地之间根本不存在感情的联系。从帝国本身的利益考虑，放弃殖民地是唯一的选择。

对于帝国与殖民地的分离，戈尔德温·史密斯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分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一，殖民地的存在增加了帝国政府的财政负担。殖民地是母国花费、削弱和危险的根源。就“花费”而言，帝国为保卫殖民地的安全和稳定，无论是对付邻国的侵犯还是对付国内的叛乱都花费了巨大的代价。加拿大作为美国的邻国，一直生存在威胁之中，唯恐失去本身的地位，成为美国的一部分，英国为了加拿大的安全花费了巨额的防卫费用。在新西兰，原住民毛利人（Maoris）的坚持和移民对土地的要求导致了长期的内战，英国政府为了移民的利益，不惜花费百万英镑与毛利人作战。就“削弱帝国”而言，帝国的巨大版图分散了帝国的实力，削弱了英国在欧洲的影响。一旦欧洲大陆国家集中力量对付英国，英国将很难应付他们的威胁。[38]就“危险”而言，殖民地使英国长期处于同美国以及其他大国的纠缠中，为了保护殖民地的利益，英国很难不卷入与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战争。戈尔德温得出的结论是：殖民地存在的唯一作用，就是当英国政治家在国内遇到危机时，通过对海外领土的大肆渲染赢得民心。[39]

第二，自由贸易的胜利使英国在殖民地的经济利益**然无存。戈尔德温说：“商业的垄断优势证明了殖民地的价值，这种广泛和危险的联系，由于它唯一合法的理由而存在，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贸易在任何地方都是自由的，现在已经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变化的时候了。”[40]英国殖民地对英国商品的进口要比其他的国家多，是因为他们从购买英国的商品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英国与殖民地的商业联系与政治毫无关系，而且美国独立战争后，对英国产品的购买力却比此前提高了。从商业的角度看，既然垄断已被废除，保留殖民地的商业优势随之消失，保留殖民地的合理性也就不复存在。

第三，殖民地的关税壁垒不断排挤英国商品。英国对殖民地的保护并不能阻止他们建立关税保护制度，该制度不仅排挤外国商品，而且排挤英国商品。如戈尔德温写道：“殖民地有一种保护主义的商业倾向，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这种恶习不仅出现在加拿大，而且出现在澳大利亚……关税保护是无知贪婪的手段。”[41]既然殖民地不念宗主国的感情，英国为什么还一厢情愿地保留它们第四，殖民地再也不是英国输出剩余人口的天堂。戈尔德温指出：从目前英国人口输出的情况来看，更多的英国人移民的方向是美国，而不是殖民地；而且人们对移民是解决过剩人口的唯一办法的观点提出了疑问：殖民地将身体强壮的人抽走，留下老弱病残者，是否将影响英国的人口素质和国力的强大[42]

第五，保留殖民地阻止了殖民地民族精神的成长。戈尔德温认为，民族团结的感情是一个稳定政府不可分割的条件，他怀疑殖民地一直在英国的管理下，是否有培养这种感情的可能性。而殖民地一旦缺少了民族性，他们的公共生活必然是利欲熏心，腐败不堪。他认为：“我们正将殖民地置于一种永久的政治摇篮中，抑制他们的骨骼发育和身体成熟。”[43]如果英国政府一如既往地与殖民地保持现存的关系，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将没有可能性。

同时，戈尔德温还对帕默斯顿的政策进行了抨击：“在现在的首相任内，英帝国的一英寸土地都不会放弃，虽然他年轻，富有活力，但是，他的思想观念却已过时。自从他进入公共生活以来，他不明白欧洲伟大的物质和道德方面的变化。但是，他总是要被取代的，被一个充满新思想、更了解我们当务之急的政治家所取代。他的后继者为了加强英国的安全，使我们的国家更加伟大，将会做出缩小帝国的决策。”[44]

格莱斯顿组阁后，自由主义者约翰·诺布尔（JohnNoble）表达了他的看法：“就这个国家的人民而言，目前的事态是不公平的，是压迫性的。美国人造反是因为我们政府要求他们纳税，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英国的纳税人要求从为殖民地而纳税的困境中解脱出来。”[45]他相信，格莱斯顿政府将会结束这个状况：“我们在管理殖民地和自治领方面必须进行根本的改变。”

由此可见，无论从英帝国的利益还是从殖民地的利益出发，分离主义者都认为，殖民地与母国的分离是越快越好。尽管戈尔德温的分离主义观点是偏激的，但是，他的思想为英国政治家的决策提供了参考。然而，在帝国殖民政策的制定中，经济地位比分离主义的作用更大，帝国对英国究竟有什么实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