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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争夺非洲（第1页）

四、争夺非洲

葡萄牙是最早与东非建立联系的欧洲国家，其目的是“控制印度洋的贸易和香料地区”[39]。整个15世纪，葡萄牙人在西非扩大了贸易范围，将黄金、象牙、奴隶带到了好望角，然后到达了非洲的东海岸。当时欧洲技术水平低下，处于手工业生产阶段，物质资源的缺乏限制了海外移民，葡萄牙人的殖民活动以贸易为基础，只在非洲沿海地区建立了许多殖民要塞据点。

到1509年，葡萄牙人取得对东非沿海的控制权，加强了与印度的贸易，在印度洋拥有贸易霸权。此后，法国、荷兰也在东非进行奴隶贸易，并将东非变成印度洋的奴隶贸易中心。18世纪末，英国开始将注意力瞄向东非。此时，英国的工业革命改变了生产方式，解放了生产力，土地已经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唯一手段。生产的发展，促进了贸易，也扩大了对海外市场的需求，英国逐渐进入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时期。

1798年英国以反对奴隶贸易为由，强迫当地的土著酋长奥曼停止与荷兰和法国的贸易，如英国历史学家所述：“为了建立战略上的良好关系，英国在印度洋的西半部，毫不犹豫地展开了反对奴隶贸易的运动。”[40]在奥曼的帮助下，英国于1810年获得了法国在东非的占有地，重新命名为毛里求斯，法国失去了东非的领土和贸易机会。19世纪初，从摩加迪沙到德尔加多角（CapeDelgado）之间的整个东非沿海为马斯喀特的塞义德·塞德（SyyidSaid，1806—1865）教长所控制。19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势力逐渐渗透到桑给巴尔。

在1790—1860年期间，“英国对于奴隶贸易的态度包含着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平衡，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殖民主义的概念”[41]。到19世纪20年代，英国政府并没有试图在东非海岸建立居住地，私人的贸易活动是殖民的主要方式。

在自由贸易的年代，东非作为自由贸易的场所，很快就遭到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染指。1833年，美国人与东非桑给巴尔苏丹签订了商业条约，允许美国人进行港口贸易，只需交纳5%的关税，并同意建立领事馆。1839年，英国与桑给巴尔也签订了商业条约，巩固了现存的外交关系，重申了自由贸易的原则。1847年法国、德国先后都与桑给巴尔签订了条约。尽管美国、德国和法国都与东非建立了贸易联系，但是，英国的利益并没有遭受太大的损失，除了美国外，“所有国家带到东非的商品都是英国生产的”[42]。

到19世纪50年代末，美国成为东非最大的贸易国。1859年桑给巴尔的进出口贸易额为166。4598万英镑，到1879年增加到220万英镑，其中的37是棉纺织品，其中美国为9。5万英镑，英国为6。7万英镑，英属印度为6。7万英镑，美国成为东非贸易的领头羊。[43]1879年，德国迅速赶上英国。英国与桑给巴尔的贸易包括印度商品，1879年，印度出口到桑给巴尔的贸易额为25。2万英镑，印度从桑给巴尔进口的贸易额为17。6万英镑，其中一半都是从英国到孟买的转口贸易。[44]

除了商人的活动外，英国传教士在东非也起了一定的作用。1878年，一名苏格兰商人（本人也是传教士）开着蒸汽船来到那沙湖区，他一方面干涉奴隶贸易，另一方面提供较好的贸易条件，并鼓励当地人种植烟草和咖啡。“他们做得如此成功，为英帝国增加了新的区域，1890年东非成为英国的保护地。”[45]值得注意的是，商人和传教士的行为都属于个人行为，没有得到政府的帮助。“这些先驱不顾他们的生命安全，把资金投向一个遥远的国度……进行了各种试验，并且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他们的工作为政府采取正确的政策提供了基础。”[46]

英国与德国在东非的争夺从19世纪50年代起初现端倪。此时，英、德都开始了“勘探”东非的竞赛。英国旅行家伯顿和斯皮克在1857—1858年到达坦噶尼喀湖和维多利亚湖（LakeVictoria）的南岸。1859—1865年，德国旅行家德肯来到桑给巴尔，对东非进行勘探。同时，英国人利文斯顿也从南方到达东非内地，考察了14年之久。1860年，德国旅行家罗舍尔和利文斯顿几乎同时“发现”尼亚萨湖（LakeNyasa）。

同年，英国人斯皮克和格兰特到达尼罗河的源头。1873年，英国以反对奴隶贸易为借口，以武力胁迫桑给巴尔苏丹巴加什（1879—1888）同英国签订了一系列协定，使英国在此获得一些利益，如开办轮船、邮政业务等。19世纪80年代，桑给巴尔名义上独立，实际上由英国势力操纵。

进入19世纪80年代，随着新帝国主义时代的来临，欧洲各国展开了瓜分欧洲的斗争。英国在帝国议会召开后彻底改变了对殖民地的看法：殖民地的产品展览被安排在帝国的首都，英国的资金也迅速流向殖民地，英国移民受到政府的鼓励，移民不再是“离开文明”的放逐行为。随着自治殖民地放弃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经济逐渐为垄断经济所替代，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不断集中，中小企业被大企业兼并，垄断银行和垄断企业主宰各国的经济。占有殖民地成为各国垄断集团生存的基础，无论是旧殖民地还是新占领的殖民地都在为帝国主义的国家利益服务，“被殖民地国家不仅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完整的一部分”[47]。当英国需要更多的市场时，它就需要更多的殖民地。

德国人在东非的探险活动一直持续到19世纪80年代，1884年10月，德国殖民地协会派卡尔·波得进入坦噶尼喀东部沿海地区，溯瓦尔河而上，到达乌萨加腊，同乌萨加腊的各部酋长签订了12个条约，并在东非沿海索取了15万平方千米的保护地。1885年3月，德国宣布对坦噶尼喀实行“有效占领”。同时，将殖民地协会更名为“德国东非公司”，并取得特许，获得在该地区的特权。1885—1886年，德国在东非的势力进一步扩大，引起了英国的嫉妒。

英国“东非公司”一方面派人前往东非内陆探险，强迫一些非洲部落签订接受英国保护的条约；另一方面，怂恿桑给巴尔苏丹抗议德国占领属于他的统治地区，德国根据“有效占领”的原则，置之不理。

19世纪80年代，英国在与德国对东非的争夺中始终都处于被动的地位，原因如下：第一，外交上的困境，英俄在争夺东方利益的过程中打得难解难分，为了防止俄国在东方策划新的行动，英国希望得到德国人的帮助。1885年格兰维尔勋爵写道：“一旦与俄国交战，我们将不得不拍德国、法国和土耳其人的马屁。”[48]同时，英国占领埃及后，不仅恶化了与法国的关系，而且加深了对其他欧洲国家的依赖，英国并没有取得对埃及的完全占领，直到1904年，英国还不得不与欧洲其他国家分享管理埃及财政的控制权。因此英国不得不对德国的活动礼让三分，以免增加英国管理埃及的难度。比如，格莱斯顿就说过，俾斯麦之所以在1884年伦敦会议上反对英国占领埃及，是因为英国没有对德国在西南非洲的扩张给予支持。因此，在埃及问题上“与德国的密切合作”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考虑。[49]

第二，英帝国当时不堪重负。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为了保卫印度以及建立南非联邦而卷入了一系列的战争，如阿富汗战争、镇压埃及民族主义运动、祖鲁战争以及第一次布尔战争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政府担心争夺新的殖民地引起新的战争，导致国内不满。另一方面，由于英国经济逐渐被德国赶超，英国政府对于与德国争夺殖民地信心不足，面对德国的挑战有点力不从心。

这样，英国于1886年与德国签订了《英德东非条约》，双方规定桑给巴尔苏丹的领土范围为鲁伍马河（RurumaRiver）与朱比河之间的土地，以南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以北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同时，英国承认德国占领肯尼亚境内的威图以及通向出海口曼达湾的走廊。

由于英德两国在东非属地的南部边界没有确定，1886年的《英德东非条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英德在东非的纷争。1889—1890年，德国人卡尔·彼得斯率军从威图（Witu）出发，由肯尼亚进入乌干达，诱使乌干达国王签订保护条约。德国企图从威图起经乌干达到坦噶尼喀，连成一个属于德国的环形地带，阻止英国从蒙巴萨进入维多利亚湖，切断英国与尼罗河上游的联系。但是，乌干达是尼罗河的源头所在，对于英国有着特殊的重要性，是开普—开罗计划的必经之地，英国人不会轻易放弃。1889年，英国占领了乌干达和维多利亚湖以西地区。德国为了得到赫尔戈兰岛（Helgoland），急于同英国修好，双方于1890年7月1日签订了再次瓜分东非势力范围的《赫尔戈兰条约》。根据该条约：德国放弃威图和乌干达的保护权，承认英国对桑给巴尔、乌干达和肯尼亚的保护；英国承认德国占领坦噶尼喀、马菲亚岛（MafiaIsland）、卢旺达和布隆迪；同时把它在北海的赫尔戈兰岛让给德国作为补偿。

从英德争夺东非的过程看，德国分三个步骤获得了在东非的利益。首先，派遣探险队进入东非的内陆地区，对付不羁的酋长；其次，在欧洲商人和传教士的必经之地建立军事据点；第三，建立民事的殖民统治代替初期的军事管制。德国人在争夺中得到很大利益，但是英国人也没有完全丧失在东非的影响。按照“有效占领”的原则，英国获得威图和乌干达，控制了上尼罗河的东非北部地区，阻止了德国人进入尼罗河流域，巩固了英国在埃及和苏丹的地位。英德对东非的瓜分如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所说：“这个协议的结果是，在维多利亚湖和埃及之间将不会有与英国势力相抗衡的欧洲竞争者。”

为了控制埃及，就需要控制尼罗河，尼罗河是埃及的生命河，也是埃及的象征，控制了尼罗河就等于拥有了埃及。伊夫林·巴林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拥有尼罗河上游的大国，仅仅因为地理位置的力量，就可以控制埃及。”[50]由此可见，失去了尼罗河就失去了埃及。同时，埃及又是苏伊士运河的所在地，苏伊士运河是欧洲通向印度的最方便、最快捷的通道，而印度在英帝国中享受特殊的地位，不仅是英国工业原料的产地，而且是英国税收的重要征集地，同时又是英国国际地位的保证，因此，苏伊士运河是印度的生命线。1905年印度总督寇松说：“只要我们保留印度，我们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一旦失去印度，我们将沦为三流国家。”同时，苏伊士运河的归属还将影响英国在南非的实力，以及英国海军在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优势，争夺尼罗河流域就是保卫东方帝国。英国政治家对该地区的政策是，先保持其中立，然后使它归附英国，如索尔兹伯里1897年所述：“对我来说这是留给我们的唯一政策。”[51]

英国占领埃及以后，埃及的地位非常微妙，它既不是殖民地，又不是正式的保护领，它名义上仍然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其最高领主是土耳其苏丹。[52]但是，埃及的内政事务全都掌握在英国官员手中，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埃及的偿付能力。如威廉·格里高利爵士（SirWilliamGregory）所述：“我们同情尼罗河流域不幸的农民国家，然而我们被迫成为强迫他人做苦力的管理者，将可怜人身上的每一个皮亚斯特（古代西班牙货币）都逼出来，为了股票持有人的利益。”[53]

英国占领埃及的代价极其昂贵。首先，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利益导致法国的妒忌，1892年法俄同盟，加强了法国在地中海的力量。1888年—1898年尼罗河源头之争成为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之间的一场国际竞赛，而英国不得不向欧洲列强妥协。1890年7月，英国割让赫尔戈兰给德国，换取了德国对英国占领乌干达和尼罗河上游的认可。1891年3月，英国通过对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的认可及提供红海马萨瓦港口开放，得到了同样的回报。尼罗河以南被承认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Leopold）的个人财产，而法国又得到刚果河以西的法属刚果。1894年6月，英国的罗斯伯里政府宣布乌干达为英国的保护地；同年5月，比利时承认英国对南苏丹的保护。通过竞争和妥协，英国保证了在尼罗河河谷的优势，法国对此非常不满。1887年，法国与英国共享埃及的企图失败，法国对英国的旧恨新仇交织在一起，遂希望通过占领苏丹将英国的势力逐出埃及，于是双方的冲突在所难免。

1894年，法国说服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在他的占领区内为法国留出一条路，以便接近尼罗河地区。对此英国毫不示弱，1895年3月，爱德华·格雷（EdwardGrey）在议会说：如果法国对尼罗河流域的秘密行动是事实，英国将之看成“不友好的行动”。法国对于英国的反应不予理会。它试图在上尼罗河对英国发起挑战，[54]如果成功，将迫使英国撤出埃及，或者两国分享在埃及的权力。1897年3月让-马尔尚（Jean-BaptisteMard）率领163名官兵向尼罗河上游挺进，于1898年7月到达法绍达（Fasho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