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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国主义的政治和战略解释（第1页）

五、帝国主义的政治和战略解释

20世纪60年代，牛津大学历史学家菲尔德豪斯（D。K。Fieldhouse）在《历史经济评论》上发表了题为《帝国主义：历史地理的修正》的文章，提出殖民主义是政治野心、国际竞争以及欧洲复杂局势造成的后果。他断言，帝国主义原则上是一种政治现象，由此开辟了帝国主义政治解释的视角。

菲尔德豪斯首先回顾了欧洲400年的殖民史，认为殖民的动机非常复杂，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经济动机和政治动机。如果说经济动机是欧洲殖民的出发点，那么政治动机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所得。欧洲人最早的殖民活动是为宗主国建立有利可图的贸易，最典型的是建立商业基地，与当地统治者签订某种条约。但是，在没有商品可以贸易的地方，占领就成为意外的收获，如加勒比地区的糖岛、东方的胡椒岛、北美的皮毛产地以及秘鲁的银矿等。19世纪前，欧洲还没有剩余资本，投资仅仅限制在贸易方面，资本出口在这些经济活动中不能发挥作用。因此，从欧洲的扩张开始，经济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许多殖民地更是政治和军事竞争的成果，而不是追求利润的结果。[80]

在论述帝国主义的政治特点时，菲尔德豪斯将英法在18世纪的殖民争夺，与19世纪后20年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帝国主义行为进行了比较。他认为，18世纪是英国与法国争夺殖民地最激烈的时期，同时也是欧洲的大国政治确立的时期。“帝国政策是大国政治的一种反映：争夺在美洲和印度的霸权，争夺海上通向东方的战略基地，都是政治而非经济竞争的结果。”[81]例如，英国在加拿大的取舍上，更多考虑了殖民地的军事安全和国家威望，较少地考虑其经济价值。

如果说18世纪的扩张带有政治色彩，那么1870年以后帝国政策的政治性更加明显。其原因在于：1815年以来到19世纪末，帝国的管理与早期的殖民产生了断裂，前后不能用同样的政治和经济标准进行衡量。美国独立以后，英国获得了新殖民地，开始了帝国的重建（第二帝国）。在自由贸易原则的主导下，英国经济领先世界，整个世界都是英国的市场和原料产地，殖民地对于英国的经济几乎没有贡献。另一方面，殖民地在英国的外交中同样不起重要作用。英国的海军优势使英国成为当时的超级大国，只有法国和俄国还有抗衡的能力。同时，英国的经济优势和海军霸权也保证了殖民地的安全，除了太平洋、近东以及印度边界受到一些威胁外，其他地区几乎固若金汤。

70年代前后的帝国政策是一个连贯的过程，英国、法国和俄国持续扩张领土，尽管1840—1870年英国处于反帝国主义的时代，然而其扩张的步伐并未停止：香港成为具有特殊作用的贸易基地，澳大利亚内部的扩张导致了昆士兰殖民地的形成，英属哥伦比亚是同美国竞争的结果。在印度的前沿地带，旁遮普、信德、贝拉尔、奥德、下缅甸相继被兼并；在开普殖民地，贝专纳、格里夸兰和德兰士瓦陆续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事实上，在此期间，英帝国一直在寻找扩张的机会。[82]

但是菲尔德豪斯认为，这些地区并不是一种扩张政策的结果，而是军事安全、管理效率以及在现存殖民地前沿保护原住民需要的结果。这一时期的扩张与早期扩张一样，处于权力真空地区的扩张速度总是比较慢，只有当他们遇到一些不能改变的政治或地理障碍时，他们才会加快脚步。同样，1870年以后殖民地的扩张类型和形式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在殖民前沿的扩张。因此，19世纪后期的帝国主义仅仅是几个世纪前开始的持续。

对于霍布森关于帝国主义的经济解释，菲尔德豪斯认为，即使“经济帝国主义”存在，也需要国内政府政治上的支持。商人既需要殖民地内部的政治安全，又需要殖民地外交的稳定，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两个条件都必须由宗主国的政府提供保证。[83]菲尔德豪斯认为，第一个条件可以通过与代理国家签订条约、保证机会平等、合理税收、必要时通过武力来取得；第二个条件需要在承认共同利益、维护公平竞争和反对垄断经营的前提下取得，如果出现问题，在不损害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寻求外交途径解决纠纷，以维持地区的利益平衡。

19世纪初，帝国追求的是富裕而非安全，经济利益代替了政治的需要。然而，19世纪末，经济和政治的平衡再一次被颠倒。在新的形势下，帝国的政治利益取代经济利益，其特点是国家安全优先，强调军队的力量和国家的威望。1870年以后，欧洲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德国打败了奥匈帝国和法国，实现了国家统一，这种以战争求统一的做法一直持续到1914年。德法之间对于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争夺，形成了欧洲均势的两个中心。为了增加自己的实力，双方最关心的问题都是拉拢盟友，德国为了防止法国反扑，法国则尽可能报复，欧洲所有的国家都卷入了两国的均势争夺中。[84]

新的均势形成后，政治家又将军事实力视为国家的伟大标准，出现与18世纪相似的政治形势，因此殖民地再一次成为实力、财富以及地位的象征。当时欧洲大多数政治家都不反对占领殖民地，问题是占领值得还是不值得。俾斯麦非常清楚，非洲和太平洋地区对于德国的原材料供应、移民以及贸易都没有什么价值，但是，这些地方能够为德国提供海军基地，一旦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可以做德国外交上讨价还价的筹码，更重要的是它们对于提高德国的国际威望具有重要的作用。1884—1885年，德国在西非、西南非洲和新几内亚开始了政治帝国主义的行动。[85]

俾斯麦在英法争夺埃及、法比争夺刚果时，表面上是一个旁观者，事实上并不尽然。在埃及问题上对英国的容忍，是希望从英国得到补偿。另一方面，德国希望法国明白，目前对英国的支持并不是对法国的敌对，而且德国正在酝酿对付英国的行动。菲尔德豪斯认为，在瓜分非洲的狂潮中，英国是“最勉强”的，如果保持现状就意味着在非洲争夺中失败；如果竭力占领，冲突和纠纷将层出不穷。但是英国仍然选择了后者，用菲尔德豪斯的话来表述：新政治力量具有极大的传染性。[86]

总之，菲尔德豪斯认为，帝国主义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促进宗主国贸易的需求以及政治和军事的竞争，其中政治的因素居于首位，经济处于从属地位。他指出，1870年后欧洲各种联盟的建立都表明均势再一次成为国际关系的操纵力量，这种新的政治格局使新重商主义具备了新特点：在关税保护的前提下，强调国家的力量和应对战争及民族自足的能力。1884年，俾斯麦建立殖民帝国的行动使殖民地成为国际竞争的一部分，在正常的竞争中，政治家们对复杂的政治形势长袖善舞，始终控制主旋律，而商人、投资人和投机者仅仅是舞台上的跑龙套角色。从殖民地的角度看，帝国主义被视为欧洲政治斗争在边缘地区的延伸，因为欧洲的均势十分微妙，任何一方都不能进行主动的行动，所以只有在殖民地才能够打破外交的僵局，改变均势的平衡，以图增加国家的威望，并促进未来的经济发展。[87]

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政治口号，而且是满足民众心理的具体行为。菲尔德豪斯写道：“前进政策已经再不是几个外交家的博弈，也不是小集团的压力，而是数以百万的人将帝国视为一种信仰。”[88]因此，殖民地成为一种心理需要，帝国主义是大众歇斯底里的财产，政治家在这种不能控制的压力下，持续地筹集最后的力量承担白人的“负担”。如埃尔德里奇所述：“帝国主义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其根源是由于政治的事实——侵略式民族主义的后果。”[89]

罗宾森（RonaldRobinson）和加拉格尔（JohnGallagher）在《非洲与维多利亚时代》一书中对帝国主义的行动进行了策略上的解释，指出19世纪最后20年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行动，表明了帝国政策与经济政策鲜明的差异——“国旗没有追随贸易和资金，资金和贸易也没有追随国旗”[90]。尽管欧洲社会和经济发展导致的竞争可能是帝国主义的推手，但是，英国在新帝国主义的行动中带有战略考虑。首先，在欧洲的影响下，埃及政府的垮台在这个过程中起了主导的作用，70年代末已越过“非正式帝国”的顶峰，而非洲的危机无论从帝国还是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都值得关注，英国把北非的埃及和南非的开普连成一片，“形成一个单一简单的帝国主义方式”。其次，18、19世纪的扩张具有历史根源和世界范围的分流，这一过程包含帝国建构和帝国的破裂双重特点。所谓“建构”指英国式的制度的建立和英国法律的实行；所谓破裂，一是指殖民地跟不上宗主国的脚步，帝国失去存在的价值；二是指殖民地不堪宗主国给予的不平等待遇，“主动离开了银河系”——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将英国拖入瓜分非洲的狂潮之中。再次，非洲虽然没有太大的经济价值，但是具有战略意义，它是联系欧洲、地中海和东方的纽带。最后，国家在各方利益中起仲裁和支持作用。

当时英国正面临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第一，80年代的议会改革使成年男子获得了普选权，“民主”政治已经来临；第二，欧洲的变化迫使英国做出反应，以求力保大国的地位；第三，白人殖民地的自治虽然减轻了英国的负担，但双方的关系却逐渐疏远；第四，英国在印度的扩张始终未停，但民族主义力量正在兴起，与英国所谓的传播“文明”正面相对。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参与瓜分非洲完全是一种战略上的冒险之举。而且在非洲扩张的行动中，英国主要以贸易公司、特许公司和个人的身份进行活动，这些活动对英国政府有不同的要求：西非的商人呼唤政府保护；乌干达和尼亚萨兰传教士和反奴团体呼吁政府吞并；埃及的股票持有人要求政府拯救他们的投资；南非的帝国主义者要求建立政府。伦敦政府在平衡非洲的局势中主要考虑的问题是道德、信仰、政府责任、社会秩序以及国际关系的需要。

为了保证开普—开罗计划能够实现，英国政府决意在南非建立自治政府，一方面为了保护帝国的影响，另一方面为了东方印度的安全。占领埃及以后，英国继续扩大在北非的影响，将势力范围延伸到东非、尼罗河上游和西非地区。英国政府前进战略的选择是一个多世纪积淀的结果，无论利用权力控制贸易，还是利用贸易加强权力，都有一个基本出发点：不列颠的力量在印度，在于在东方占有优势。[91]虽然在战略方面非洲不可与亚洲相比，但是一旦非洲的形势影响亚洲，必然引起英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因此，占领非洲是为了保卫东方。罗宾森和加拉格尔的结论是：迫使英国政府向非洲推进的不是1871年德国的胜利，也不是利奥波德的兴趣，不是传教士和商人的竞争，也不是1881年法国占领突尼斯，而是埃及卡迪夫的倒台。[92]

瓜分非洲的帝国主义行动，为欧洲列强的均势博弈提供了相对安全的场所，也是欧洲争夺边缘，保护中心的自我安慰——牺牲外围，确保中心完整。这是欧洲列强的共识，也是帝国主义本性的表现。

尼古拉·曼萨（Niansergh）则从欧洲国际关系角度解释帝国主义，他认为19世纪70年代后，欧洲大陆的均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德国和意大利统一，其地位也随之上升，成为欧洲均势中的大国，德国并且与英国、法国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但是，由于德国长期分裂，从来没有重视殖民地问题，因此新一轮竞争开始后，德国必须花大力气弥补殖民地的缺失。

欧洲人一向认为殖民地是经济发展的加速器，如泰勒指出：“英帝国的真谛是商业冒险和工业成功，但他们（德国人）却认为相反，大不列颠的繁荣和财富是因为帝国的存在。德国寻求殖民地建立在一个简单的逻辑之上：给德国殖民地，德国将与英格兰一样繁荣。”[93]因此，欧洲领导人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更多考虑的是政治而非经济，大陆国家向外扩张并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94]

在曼萨看来，德国放纵法国吞并突尼斯，是为了求得德法和解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德国非常清楚，意大利对突尼斯并不甘心，德国此前已经表示了对意大利的支持。因此，在突尼斯问题上，德国是鱼和熊掌兼得，而且离间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关系。

曼萨说，北非不仅是法国和意大利的竞争场所，也是英国的传统利益所在。况且，迪斯雷利在收购苏伊士运河后，俾斯麦就认为此举“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就像一条脊椎将头和后背连接起来”。1876年英法在埃及建立双重控制，如索尔兹伯里说：“你要么放弃，要么垄断，要么分享”：“放弃”意味着法国挡住东方的航路，“垄断”意味着战争临近，所以英国选择“分享”。[95]1882年阿拉比事件时法国撤退，由于德国表示不干涉埃及事务，英国轻易占领了埃及。1883年1月格兰维尔对俾斯麦表示感谢，说明德国的立场非常重要：“我们非常感谢俾斯麦亲王，德国政策的友好态度对于我们帮助很大，让我们腾出手来占领埃及是德国的好意。我们非常清楚在这个特别的时候，如果俾斯麦选择干涉，他就能阻止我们占领的列车。”[96]

由于格莱斯顿政府并未吞并埃及，只是将其作为附属国，因此英国在北非的地位并不稳定。法国对英国的独占怨恨不已，随时想将英国赶出埃及。俄国虽然在尼罗河流域没有利益，但是，敌视英国在地中海东部加强势力。英国外交上的窘境成为俾斯麦利用的王牌，德国的要挟又加剧了英国的被动。

德国希望英国在保证德国西部安全、防止法国入侵上做出承诺，但是，英国并不愿意付出这个代价，而是想与法国和解。在殖民地问题上英国拥有最大的殖民地，成为法德共同的敌人。英国不愿意对德妥协，德国转而发展与法国的关系。1885年俾斯麦执行新政策，为建立德国的殖民帝国奠定了基础。

曼萨指出1885—1889年是瓜分非洲最激烈的时期，与前几年的竞争不同，在俾斯麦和索尔兹伯里的努力下，英德之间的合作要多于竞争。英国对尼罗河安全的考虑对非洲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俄国向阿富汗前沿推进，加强与中亚大国的关系，导致了1887年地中海协议的诞生。英国不得不先后与意大利及奥匈帝国达成谅解，希望保持地中海的现状。这样，英国被迫卷入了三国同盟的轨道，俾斯麦则欣喜不已。英国和德国在非洲划分了势力范围，暂时缓解了双方在非洲的冲突。但是，在赫耳果兰问题上双方没有达成协议。1889年3月27日，俾斯麦访问西南非洲时留下了这样的感慨：“我认为这笔交易对我们非常有利，在德国也会大受欢迎，我们的西南非洲公司没有活力，面临破产，毫无希望……在殖民地区域我们没有灵魂人物。”[97]双方谈判进展缓慢，一方面俾斯麦希望通过谈判扩大与英国其他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防止英国找到讨价还价的砝码。1890年俾斯麦下台，英德在非洲的合作也就此终止。随后，双方在南非的争夺加剧，关系趋于恶化。

1895年1月，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克鲁格出席在比勒陀利亚帝国俱乐部举办的德国皇帝的生日晚会，在晚会上他说：“德国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大国，一定能够阻止英国折磨弱小共和国的阴谋。”英国大使在得到伦敦的指示后，抗议德国鼓励布尔人与英国敌对，克鲁格的话被视为挑衅性的话语。德国皇帝的回答则是：英国必须尽快摆脱孤立的局面，坦率地表示对三国同盟的态度。英国的“自私和欺骗政策”迫使德国与“法国和俄国结盟，他们都有100万人随时准备上前线……”。英德的紧张局势导致詹姆森袭击事件，事后，1896年1月3日，德皇电报克鲁格：“由于你们人民的支持，没有呼吁友好大国的帮助，我衷心祝贺你们用你们的行动打败了骚扰和平的武装暴徒，恢复了和平，保持了独立。”德国人的回答对英国在南非的统治提出了挑战，也影响了英国人的自尊。

曼萨说，对德国而言，电报是一回事，有效干涉南非是另一回事。[98]德国当时没有舰队，三国同盟以及双重同盟随时有可能与英国妥协，共同行动的合作前景非常之大。法国可以得到刚果自由邦，德国可能在中国问题上妥协，俄国也可能在朝鲜问题上妥协，意大利还可能成为埃塞俄比亚的保护国。德国的用意并不是离间英国，而是向英国表明孤立的危险以及需要与三国同盟合作。

1899年南非战争爆发后，德国一反常态，积极与英国修好。1900年俄国建议改善两国关系，遭到德国拒绝。对德国而言，詹姆森事件以及南非战争给予的重要启示是，海军力量是成为世界大国的必备条件，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就没有当大国的资格。

最后，曼萨指出：虽然殖民竞争将欧洲大国逼近了战争，但是，也不能轻易断言，殖民竞争是发生战争的根本原因。相反，大陆国家的殖民政策构建在欧洲均势的基础之上，其政策设计完全是为了欧洲的需要。[99]因此，欧洲新的均势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帝国主义政策的取向，不管怎样，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利己立场之上的。

【注释】

[1]汉娜·鄂兰：《帝国主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版，第126页。

[2]T。S。EliotAChioceofKipling'sVerseLondonFaberAd1941pp。87-88。

[3]ReheSociologyofiesAnIntrodutotheStudyofRatacted。byE。LorimerseeRobinW。WinksBritishImperialismNewYoSanFrancistoLondonHoltRiAndWinston1949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