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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辱埃及（第2页）

在华夫脱党这根支柱断裂之时，国王的地位也开始受到挑战。埃及民族主义者不仅把矛头指向英国，而且也越来越不满以法鲁克国王为首的埃及政府。在1946年2月的抗议活动中，埃及人不仅喊出了反对英国的口号，而且提出了“打倒法鲁克！”的口号。第一次阿以战争以阿拉伯国家的失败告终，不少埃及人认为埃及的惨败乃是封建王室的腐败无能所致。纳赛尔（GamalAbdelNasser）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开始对国王政府失去信心，“除了赶走英国人之外，自由军官组织还必须献身于推翻或至少是彻底改革埃及政府的整个体制”。[71]

开罗纵火案更是彻底暴露了国王的地位形同虚设。1952年1月26日，为抗议英军对埃及民族主义者的镇压，开罗举行50万人的示威大游行，一些极端派采取了大规模的纵火活动。而在这样的大事件面前，法鲁克领导的政府却持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英国由于担心埃及民族主义者的反抗，也不敢派兵前来处理事件。他们的不作为使这次事件造成极大的破坏性，开罗市中心区的大旅馆、大商店、大银行、俱乐部等相继发生大火，首都变成一片火海。在大火中，不仅有英国人与其他外国人被烧死，一些埃及人也葬身火海。如果国王主导的政府无法处理社会矛盾，无法维持秩序，这样的政府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呢？于是，在1952年7月23日，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国王与华夫脱党领导下的政府被推翻，纳吉布将军被挑选出来担任政府首脑，而纳赛尔领导的“革命指导委员会”掌握着实际权力。这样，第二根支柱也断了。

纳吉布担任革命政府的首脑为英埃谈判提供了机会。纳吉布具有苏丹人的血统，他相信自己可以在苏丹取得自治地位后劝服苏丹承认埃及的主权，因而放弃了埃及对苏丹的主权要求。这就搬去了在英国与埃及民族主义者谈判之间长期存在的一块绊脚石。英国政府很快抓住了这个机会，根据英美联合评估机构的分析，英国政府认为埃及的革命政府是值得支持的。[72]艾登也认为革命政府为英埃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而为了达成协议，英国需要继续让步，不能使用100年前的旧办法来继续维持对埃及的控制。因为若还在使用旧办法一方面超出了英国的能力，另一方面将影响英国在中东的整个防务体系。[73]艾登的建议得到英国战略家的支持，他们认为英国与其把精力耗费在无休无止的争吵之中，不如通过有限让步来获取埃及民族主义者的支持，这样可能使埃及政府愿意支持英国的防务计划。[74]丘吉尔起初也对革命政府抱有好感，认为如果能达成防卫中东的替代协议，英国可以从埃及撤军。[75]1954年，在艾登的努力下，他与纳赛尔就苏伊士运河问题达成协议：英国军队将于20个月内撤出苏伊士运河区，但是，当中东的阿拉伯国家或者土耳其遭到外部势力的威胁时，英国可以重新使用苏伊士运河区的军事设施。这样，1954年签订的条约结束了英国与埃及长期的主权争执，埃及获得了对苏伊士运河区的主权。

实际上，促使艾登与埃及达成协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埃及战略地位的变化。

首先，英国的防务重点已逐渐从中东向欧洲转移。1948年，蒙哥马利元帅对艾德礼政府的防务政策提出质疑，要求英国加强在欧洲的防务力量。英国内阁也逐渐认识到西欧对保卫英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76]外交部还认识到，要维持独立于美苏之外的第三极势力，英国有必要和西欧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盟关系。布鲁塞尔条约与西欧联盟都是这一新思维的表现。在这种新的防务思想出台后，英国在中东与欧洲的防务出现了争夺资源的情况。为了避免西欧施加压力，军方认为英国不应该把自己在中东的战略轰炸机基地情况告诉盟友，也不应该把英国准备部署的兵力告知盟友，其主要原因是英国在中东花费的资源太多了。[77]但1949年英国加入北约后，英国对欧洲承担了更多的防务义务，美国与西欧各国要求英国清晰地告知英国准备把多少资源用来保卫欧洲。在美欧的压力下，英国开始把更多的资源向欧洲倾斜。同时，丘吉尔政府逐渐把核战略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与这一战略相应的调整是，英国的常规部队开始缩减，英国不再有足够的兵力到全球布防。新的防务政策日益挑战中东在英国防务布局中的战略地位，中东对英国的重要性开始减退。

其次，苏伊士运河基地的价值开始下降。军方坚守埃及的一个主要理由是以此为基地可以对苏联展开空袭从而威慑或者破坏苏联的战争能力。但是英国越来越认识到，以埃及为基地不可能对苏联构成重大威胁。到1948年底，英国总参谋部指出英美战略轰炸机力量是如此之小，无法有效防卫自己并减缓苏联向中东挺进。[78]同时，英国的轰炸机作战半径太小，也无法实施这样的轰炸任务。埃及的军事设施也不适于新型轰炸机执行任务，埃及虽然有5个机场，但其中任何一个的跑道长度都不足以支持英国刚从美国获得的战略轰炸机起飞与降落。1948年10月，埃及政府拒绝为扩建阿布苏韦尔空军基地的跑道提供物资，虽然后来跑道扩建勉强得以完成，但是英国却不得不承担更多的代价。此外，随着苏联军事力量增长，埃及本身也变得越来越脆弱。当苏联成功试爆原子弹后，英国在埃及的防务已经日益成为苏联攻击的靶子，苏联有能力“在一击之下就可以摧毁英国在中东的主要目标”。[79]

最后，英美在中东防务上的分歧也削弱了埃及的价值。英国防卫中东的一个前提是，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站在英国一边作战。但是随着美国逐步卷入中东，美国越来越不信任英国在中东的防务战略。1949年，美国制定了新的全球战略，在这一新的战略中，陆军的声音占了上风。美国陆军对防卫中东不感兴趣，因为在他们看来，中东航道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建议集中资源建设西班牙南部的基地，要求把更多的资源向欧洲倾斜。这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在世界战争初期向中东派出军队的计划。此外，土耳其也更多地向美国的战略靠拢而不愿配合英国的防务安排。[80]在失去美国的支持后，英国很快认识到自己无法实现在中东的目标。其后，英美继续在中东防务计划上争吵不休，美国指责英国过度强调中东特别是埃及的地位，而忽视了全球战略的整体性。

不管对丘吉尔也好，对艾登也好，1954年签订的条约远不是英国从中东撤退的标志。英国仍然控制着塞浦路斯、亚丁这些重要的战略基地，约旦与伊拉克仍然是英国的战略盟友。对艾登来说，与纳赛尔友好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是为了获得民族主义者的好感，最终实现自己的中东战略。英国人认为，纳赛尔通过条约获得的威望将有助于其巩固地位，然后纳赛尔会致力于国内的现代化建设，而埃及在经济上的虚弱迫使埃及必须依赖于英美的经济援助，埃及最终将与英美保持友好关系，埃及最终也会加入英美主导的防务体系。[81]

正如上文所言，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开始，埃及的战略地位逐渐下降，整个中东的防务地位也在下降。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使英国政府顽固地抓住中东不放呢？

事实上，随着中东防务地位的削弱，英国政府越来越把中东的防务当作一种工具，当作维护英国的权威、维持英国大国地位的政治工具。正是这一政治目的使英国与埃及的关系继续恶化，也使英国逐渐偏离美国的冷战布局，最终招致了苏伊士运河事件的耻辱。

在达成1954年条约后，艾登很快把注意力放到了构建其他的中东防务体系上。在英国的支持下，1955年，伊拉克与土耳其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了互助合作条约，即《巴格达条约》，虽然担心引起纳赛尔的反对，英国最终还是决定加入以该条约为基础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对英国来说，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有重要的利益：巴格达条约组织既是英国对抗苏联的工具，又能巩固英国在伊拉克的防务利益，还可以向波斯湾地区的酋长国展示英国保护他们的能力。

美国越来越不耐烦英国在中东的防务计划。1953年5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问了中东与北非。他最大的印象是这一地区的反英倾向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正是这一印象促使杜勒斯敦促英国在英埃谈判中做出更大的让步。杜勒斯的访问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它使美国认识到自己在中东必须与英国保持距离，并要发展自己独立的防务政策，而新的防务安排应该排除埃及的中心地位，把中东防务战略建立在新的基础上。长期以来，美国的战略思想家乔治。麦吉（Gehee）关于美国在中东应该支持英国的观点占据统治地位，现在，杜勒斯开始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杜勒斯认为，虽然美国为了西方联盟的团结应该支持英国，但美国的支持应该是有限度的，美国不应该支持英国那些不受欢迎且过时的政策，而英国这些过时的政策主要表现在中东。为了在中东对抗苏联集团，美国必须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为英国在埃及与中东地区已经不再适合胜任领导的位置。根据杜勒斯的提议，美国决定在中东建立以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为核心的防务体系，在这一防务体系中，埃及被搁到了一边。[82]

美国的压力刺激了英国的顽固态度。在中东，英国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万一英国的战略被美国抛弃，英国在中东将失去自己的特殊地位，英国将完全变成一个欧洲国家，而这种地区性的二流国家正是英国各届政府千方百计予以避免的。为了巩固在中东的地位，英国在签订1954年英埃条约后，继续建立以英国为核心的中东防务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巴格达条约》正是英国对抗美国压力的工具。从这一时刻开始，中东防务的战略意义已经不再重要，它成了维护英国权威、维持英国大国地位的手段。[83]因而，虽然美国敦促英国放弃旧有的防务体系并逐步对美国的防务政策让步，英国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建立巴格达条约组织。

在英美的分歧日益扩大之时，英国与埃及的关系也在急剧恶化。英国对纳赛尔的如意算盘打空了。1954年签订的条约并没有有效地巩固纳赛尔的地位，使之放弃对苏丹的主权，长达20个月的撤离时间，这都很难让人相信1954年的条约对埃及是一种胜利。条约签订后不久，穆斯林兄弟会向纳赛尔射出了8颗子弹，纳赛尔差点丧命。其后，纳赛尔虽然取缔了穆斯林兄弟会并绞杀了其首脑人物，但是他感觉到了埃及民众中的不满。他认识到埃及必须与英国保持距离甚至持一种斗争态度，自己才更有利于增加威信，只有把埃及塑造成为阿拉伯世界反殖民主义的旗手，自己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纳赛尔首先坚持埃及防务的独立性。纳赛尔认为《巴格达条约》是英国企图恢复因撤出苏伊士运河区而做出的替代战略安排，因而坚决反对。以开罗为中心的“阿拉伯之声”电台不停地向阿拉伯世界宣传同一个声音：任何西方的防务体系都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是西方列强削弱阿拉伯世界的阴谋，而阿拉伯世界的分裂正是阿拉伯人在阿以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时，纳赛尔联合哈什米家族的对手——沙特阿拉伯共同抵制伊拉克在中东的扩张。在纳赛尔的努力下，英国的中东防务体系根本无法成功，叙利亚、黎巴嫩，甚至英国的传统盟友约旦都没有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叙利亚甚至加入了埃及的防务体系。在埃及的支持下，约旦爆发了内乱，也没有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与此同时，纳赛尔尽力提升埃及在中东的地位。1955年3月2日，埃叙两国公布了统一军事指挥权的协定。3月6日，埃及、阿曼和沙特阿拉伯发表声明，提议签订“阿拉伯共同防御与经济合作条约”，3天后，也门也声明支持这一协定。纳赛尔领导下的反对西方军事联盟的阿拉伯阵营形成了。[84]

在经济与其他问题上，纳赛尔也与英国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矛盾。纳赛尔希望完成埃及经济的现代化，希望以经济独立来巩固政治独立。阿斯旺水坝计划就是这一想法的体现。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它将改变埃及的经济，使大片荒芜的地区适于耕种，并防止尼罗河河水泛滥。纳赛尔最初希望从西方获得经济援助来建设阿斯旺水坝，可是英美的援助有许多附带条件，纳赛尔对此非常不满。纳赛尔的其他行为也让英美疑虑重重。1955年4月，纳赛尔不顾英美反对，毅然出席万隆会议，并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同年，以色列军队对埃及在加沙地带的军事阵地发动攻击，造成38人死亡，31人受伤。这次袭击使纳赛尔感到埃及必须要迅速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在西方拒绝提供武器的情况下，纳赛尔决心借助苏联集团的力量。9月27日，纳赛尔宣布埃及通过捷克同苏联做成价值2。5亿美元的军火交易，这一行动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军火垄断。

这些事件使英国越来越不信任纳赛尔。1956年1月，英国政府得出结论，纳赛尔领导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正在彻底清除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85]1956年3月1日，约旦国王侯赛因解除了格拉布爵士（JohnBagotGlubb）对阿拉伯军团的领导权。艾登认为这是纳赛尔的阴谋，艾登的私人秘书沙克伯格（EvelynShuckburgh）记录了艾登已经准备动武的想法，“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他正在严肃地考虑重占苏伊士运河来反击解除格拉布爵士领导权对我们威望的冲击。”[86]英国现在决定撤销对埃及的经济援助。美国也越来越不满意纳赛尔的态度，在英国的劝说下，美国也答应采取同样的撤援行动。

撤销经济援助一方面会使正在建设的阿斯旺水坝项目搁浅，另一方面，这也是对纳赛尔声望的沉重打击。纳赛尔准备回击。1956年7月26日，纳赛尔宣布埃及政府对苏伊士运河实行国有化。

英国内阁认为，这一事件是关乎英国作为大国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英国必须采取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英国将独自行动，因为如果对纳赛尔的挑衅无动于衷，英国的中东盟友将对英国彻底失望并与英国离心离德，英国在中东的威望将**然无存。[87]英国在表面上敷衍美国表示不会动武，但是在背地里，英国与法国、以色列密谋入侵埃及，并计划推翻纳赛尔政权。10月29日，以色列军队侵入埃及，英法很快以调停为名轰炸了埃及的空军基地，英法联军的伞兵部队与海军陆战队则登陆埃及，英国再次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区，其占领计划似乎马上就要成功了。但是问题很快出现，入侵埃及的直接结果是英国的石油供应出现问题，英镑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正如麦克米伦对内阁的报告所言，如果继续进行战争，美国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88]

但是美国的反应让艾登意想不到。美国政府严厉敦促英、法、以无条件撤军。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英国背着自己采取军事行动非常生气，他迅速给艾登打电话：“安东尼，你是不是疯了？你欺骗了我。”[89]实际上，美国的态度有更深层的原因：英国一直不愿意完全屈从于美国的冷战布局，艾登一直希望以英帝国与英联邦为基础把英国确立为美苏之外的第三极势力。在艾登陷入困境之时，美国正好可以敲打一下英国。同时，美国一直希望在中东确立对苏联的优势，而这一次正好可以以反殖民主义为名争取阿拉伯世界的好感。正如杜勒斯所言，英法的军事行动只能为苏联打开中东的大门，也会使阿拉伯世界对西方持有敌意。[90]艾森豪威尔认为支持英法是很不明智的，“如果我们支持英法的代价是失去整个阿拉伯世界，我们怎么可能去支持他们？”[91]基于战略的考虑，美国拒绝为英国提供石油，也不肯解救英国的英镑危机。

英法的入侵也招致了苏联的反对，赫鲁晓夫威胁要使用核武器对付侵略者。这样，在联合国，美苏这两个水火不容的超级大国第一次协调立场，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则以联合国为舞台攻击英法过时的殖民政策。在英国国内，艾登原先的支持者也开始转变立场。在给法国总理的信中，艾登坦言了自己的困境，“我不能坚持了。我正在被所有人抛弃。我的忠实的同事纳丁已辞去国务大臣的职务，我不再能依靠保守党内的举党一致。坎特伯雷大主教、教会牧师、石油商，每一个人都在反对我！”[92]首相艾登现在完全是孤家寡人了，而现代政治中的孤家寡人意味着穷途末路。艾登被迫退让，英法军队无条件地退出了苏伊士运河区。

苏伊士运河事件严重削弱了英国的威望，英国在中东的地位摇摇欲坠。约旦宣布废除与英国的协议，两年后，英国在伊拉克的忠实盟友努里首相被推翻，约旦也只是在英国的军事保护下才得以保全。到50年代末，英国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已经被压缩到亚丁与波斯湾地区。

苏伊士运河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又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它的直接后果是英国在埃及的势力彻底瓦解。在更深层的意义上，它标志着英国追求超越冷战格局、维持独立于美苏作为世界第三极势力的失败。苏伊士运河事件之后，英国开始屈从于美国的冷战布局。苏伊士运河事件说明，在二战后的新时代，不是英国，而是美国或者苏联说了算。英国外强中干的面目被揭穿，英国的殖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