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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第2页）

我还觉得有意味的是，，韩此君的世外，那一个市井社会，似乎并不全是“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的意思，一条天池街，可说藏污纳垢。却接近生活的实质。当韩此君逝去后，辛小苦来到天池街。看见公用自来水龙头底下，蹲着韩此君的遗墉花木莲“两条粗壮的胳膊在搓衣板上使劲搓着衣服，肥皂泡沫白花花地溅了一地。她的脚边还放着菜篮和淘米箩。”此情此景映照下。那些纸上春秋，无论《红粉君子图》、《城春草木深》、《山龟图》，都显得如此苍白，早已淘空了内瓤众声喧哗也难以掩饰凋敝的事实了。而韩世家九涵妙姑的真迹《观音出道图》，却是在天池街花木莲做工的成衣车间的壁上，那是当年玄黄庵的佛盒。就此看来。最后的大败局并非天意。实是人事。

蒋丽萍也是一个有效地脱离私人经验的写作者。她同样有着知青的经历，早期也写过一些知青生活的小说，但很快就越行越远。这或许和她曾经从事记者职业有关，使她锻炼成向外的眼光。对客观世界比较关心。更可能是领新时期文学真谛，那就是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精神。她的长篇小说《女生妇人》，与“五四”老人程俊论何时何地都不会大改的人世人生的本义生活再是演绎出多少种戏剧，外形中的内核就是一个。

依蒋丽萍自序中介绍，《女生妇人》前半部。是将庐隐的《海滨故人》重写一遍，后半部，则是将程先生所写的续《海滨故人》重写。而程先生的续《海滨故人》严格说是本人的回忆录虽然沿用了《海滨故人》里主人公的名字。《女生妇人》呢，继续沿用这四个人物的名字。这看起来很像是一场接力赛，一棒传一棒。蒋丽萍当然是最后一棒，她跑到终点。完成全程。但事实上。更像是领了火种，重新开垦一片田地，长出自己的庄稼。无论怎么说，这都是一次有风险的出发，因有着太多的据实的人物和材料，又与自己的经验隔阂着，稍不留心，便会滑入记录性写作，可说走在纪实的边缘，蒋丽萍终于走到彼岸，完成了虚构的旅行。我说它虚构，是因为它的完整性，真实的生活不负责给我们结尾，也不负责提升意义。这就是我们所以需要虚构的理由。

就像方才说的，《女生妇人》是以《海滨故人》里的人物为故事展开，那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四个女生，人称“四公子”，从这雅号就可看出她们是风流人物。那是在二十世纪初，一个旧到底的中国生出新气象。青年也生出新向往。青年，向往所在总会是爱情和婚姻，这与个人幸福关系最紧密，“个人”和“幸福”的概念都是“五四”启蒙的果实。尤其是女生，这里面就又有男女平权的争取，所以才会有“四公子”的称谓。在“女生”的日子，闺阁和书斋里，革命还处于理论阶段，比如李大钊先生的“伦理课”，她们很大胆地提出将来孩子可不可以从母姓，还提出男性是否也有贞操的问题，各人的恋情也在朦胧的初期。总之，新生活是在务虚中。然而，就是这务虚，为她们勾画了一个新人类的摹本，这摹本在现实中则成为妄想。“四公子”中，露沙是最坚执这妄想的。其他人，或是比她命好，像宗莹，与师旭的师生恋。是新型婚恋，可总归不伤大雅，两人相携相契，妇唱夫随，虽遭子疡，亦是乱世中的寻常事故，终不失为“五四”一段佳话玲玉的婚姻实际只抄袭了个新式的“外壳”。

内里仍然是旧式的陈规，旧式的男人和旧式的性观念。倒是那“外室”柳蝶依有新人类的气息出身小公务员家庭，职业女性，**的情欲，理直气壮地挑战“正室”，有趣的是这新气息并不是来自“五四”，而是来自上海这近代城市的市民阶层，再有云青，她似乎是在家庭中承起了男孩的角色。养家糊口，抚育弟妹。但方法则是嫁个有资财的先生，当然，先生受的是德国教育，有强国思想，这些至少合乎“五四”精神的某些符号。当她们进入现实的命运之后，大时代给予的人生蓝图都变形了，惟有露沙。以一种近乎偏执的坚决，牢牢守着这蓝图，结果是，飞蛾扑火。

回望二十世纪初反封建的男女，女性总是全力以赴，男性呢？颇令人寻味地，他们多是先向封建制度交了差。然后再革命。好像贾宝玉先科考，再出家。甚至于鲁迅，也有朱氏，还有萧军，认识萧红之前也完成了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新女性常是处在半妻半妾的位置。多少有些孤军奋战的意思，露沙就是其中一名。她终于争到了梓青。却只是一半，而且名不正言不顺。梓青患结核病早逝，倒使得这段尴尬婚姻获有悲剧的了结，合乎了时代的名义。她的第二段情爱，比第一段更大胆，与年轻自己许多的寄尘相恋，在世人舆论中，难免是不伦的垢病，一旦进入实际生活，则更有无穷的麻烦。露沙和寄尘真是位置颠倒，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露沙都承起了男性的角色。她有事业，在社会挣得地位，因而得经济自主，还为寄尘筹谋生计。但这似乎又并不真正意味着男女平等，寄尘虽然样样靠露沙，却依然持有男性的特权。就比如她们在李大钊课上讨论过的，男性应不应有贞操的观念，即便屏弱如寄尘。都可以不遵守贞操。女性独立最终似乎只是更给男性方便，而且这情景一直延续到今天。赵长天《不是忏悔》中，那一对中年邂逅的男女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关于叶磊要不要做全部的女人的讨论。叶磊说“因为你太好了，所以，我不敢在你面前做得完全像个女人。”卞海亮客气了一番，诚邀叶磊放纵她的女性属性，但同时他又肯定了她没有女II生的一般弱点，这弱点被他归结为“会使男人有不安全感”，于是，叶磊就有了这样的疑惑“如果我一半是女人，另一半也是女人，你吃得消吗？”从“五四”以来，女性始终没有放弃成长，却使得男性越来越怠惰。然而，强悍如露沙，最终死于难产萧红也是死于难产，这是积贫积弱的二十世纪初，无论独立不独立的女性共同面临的危难。这一个最具革命性的女性。还是落入了传统的命运案臼。

现在。我应该提到我们的一位前辈作家，白桦先生。我很感谢白桦加盟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队伍，让我们上海的这批知青作家与前承的关系变得具体和直接。新时期文学是由白桦一代，也就是人称“右派作家”作率先。他们经历了共和国的坎坷，最具批判力感谢上苍。当政治生活终于进步到正常的时代，他们尚年富力强，而且，没有丧失信心。照理说。他们最有理由不信任生活，可反倒是我们，对诸事生疑，这使得我们在批判中。有时会模糊正面的观念。他们年长于我们。阅历也丰富过我们，伤痛更深于我们，为什么恰恰是他们，保持着积极性？那或许是出于一种性格，我将它称作“共和国性格”，长在新朝开元时候的人格，往往清明开朗。而白桦先生又是一位诗人，我觉得。在白桦先生，“诗”不只意味一种文体。更是世界观，从白桦先生眼睛看出去的，总是有一种光明。经过如许世事艰厉之后，很难说是天真，这更可能是一种辨析力，从氰氢、阴霆、浊尘中辨析出光的穿透。这辨析力也许不是出于唯物史观辩证法科学社会学，而是诗情洋溢。白桦先生的这部长篇小说《每一颗星都照亮过黑夜》

以第一人称写给儿子的二十二封书信构成。他带着一种诉求，诉求子辈倾听。倾听父辈的历史。事实上，无论听与不听，都是子辈的前承与后传，可说是宿命。你听了，就可能有自觉性不听，便身陷盲目，这是有责任心的父亲们所不忍的。小说中的第五封信，他写家乡被日本军队占领的日子里，从他家门口经过一小队日本宪兵。押解着一个受伤的青年往城门外行刑，一群小孩呼啸尾随而去，他也夹在其中，忽然间却被街坊王大娘拖出人群，斥道“你起什么哄？你爹被他们活埋才几天？”我想，白桦们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还有。第一封信，也是小说开篇之际，写到与儿子发生的第一次冲突，那是在儿子三岁的时候，儿子要求买一挺玩具机枪，“我”不同意，因为“我”对枪从来没有亲近感，生气的儿子突然挥起小手在父亲脸上捆了一掌，使“我”无比伤心，这又是白桦们要告诉我们的我知道他说的不是伦常之理，而是有关于“我”是谁。“我们”又是谁的话题。

“我”是谁呢？一个中原古城里开明绅士之家的子孙，还是拒不做汉奸、最终死于日本宪兵屠杀的冤魂之后世，是在天主教堂躲空袭时候，从修女指下的琴键，与舒伯特邂逅的小男孩，是抗日队伍里的少年兵，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然后是一名右派，再然后是摘帽右派……“我们”是谁呢？是呵斥“我”不许跟人起哄的豆腐坊王大娘，是卑微地活着又卑微地死去，用死魂灵吓死一个日本鬼子的冯二是没出息了一世，在“文革”的冬夜，登临废墟疾奏京胡“夜深沉”的柳家大少爷是“笑话”，一个纹垮、玩世的人生。在急等着点火起炊的日本兵跟前，戏耍地将干火柴一根根划着，再一根根吹灭。结果脑门吃了子弹，闹了个天大的笑话！还有小蚂炸、六指儿媳妇、静云寺的妙聪师父……“我”和“我们”又有一个总的命名。就是“诗人”。他们将历史演绎成了诗。在动**与莫测的世事中。许多正义的观念变得模棱两可，模糊着判断，然而在诗的境界中，边缘却明晰着。“诗”这一个华界，以一种说来虚无其实却肯定的标准鉴别着优劣是非，那就是美和高贵。小说里的“我”，这一个父亲，就这样从昏晦的经验中析出光明，企图开启儿子的知性，他几乎是以谦卑的目光，注视儿子，等待回应。

这是历史讲述中的个人性，不只是经验，还是情感。新时期文学逐渐拓进个人主义领域，白桦先生一代人可说是先行者。为争取个人在公共写作中的合法性，付出了代价。我们都是受益者，他们打开禁地。我们在其间嬉戏，不晓得底下藏着什么样的牺牲。所以我庆幸有白桦在我们的队伍中，他可时常提醒就像小说中提醒那儿子，我们究竟是什么人。

这样，我就要想到孙甘露。孙甘露大约正是与那儿子同龄，我方才称他作“后知青作家”，是指他的成长正处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末潮，而教育体制还未重新建立，因此，他的命运在另一部分与知青汇合，就是中学毕业即走上社会。其时，青年运动早已平定，日常生活也恢复秩序，所以，历史又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在变化的时日，相距五六年就可能划为另一代人。我想，孙甘露开始写作的时间，许多激烈的意识形态纷争基本经纬清浊，白桦们的遭遇倘要写入小说，就是归荒诞派一类。新时期文学已经进步到“先锋”的阶段，开始文本的实验，孙甘露就是在这一节上登场了。

对于先锋文学，我个人以为是一次输入的革命。在离群索居数十年之后，其时敞开了空间，八面来风。外面世界一百年里演变和积攒的思想一夜间涌进，那么多新鲜的概念。充满耳目，我们都来不及攫取。形势难免是混淆的，但是，就是这混淆。酝酿成了本土的又一次文学浪潮，它几乎全面性冲击着汉语言写作的成规。当然，在所难免地。泼洗澡水将澡盆里的婴儿一并泼了出去。在它们J企图突破限制的时候。将叙述艺术的形式也取消了，拆除了藩篱，同时失去了自己的领地，破除迷信，将“信”也破除了，这将使以后的进取陷入困境。但是在当下。它如此令人激动，号召着年轻的叛逆心。义无反顾地向前奔腾。屡次文学运动已为它铺平道路题材的禁区几呈全面性打开，文学有效地脱离意识形态，获有自主权。个人主义不仅合法，还是进步的表征……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由于这一切反传统的特征，先锋文学更像是一场青春文学。它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轻松上马。

孙甘露是先锋文学的一名翘楚虽然他写作量并不大，以短篇为主。说实在你很难想象如他这样，纯粹依赖语言文字自身的逻辑推动叙述，能够充实多少篇幅。孙甘露小说中的人物，面目往往是模糊的。社会身份不明，没有清晰的历史来源。行动也没有一定目的，总之是暖昧。这就是人和事完全脱去意识形态的结果。他将他的人物放在纯粹的语言环境中活动，这在理论上无疑是极有挑战的实验。但在事实上困难重重。尤其是孙甘露连语言，这人和事的寄存也要颠覆，他要以唯美的方式重新组织叙述。而语言其实是比任何存在都更社会化的物质。。它没有一刻能够脱离公共性的叙述活动，在约定俗成中规定和改变形状，不是孙甘露单枪匹马可以推倒重来的。所以，他在颠覆中不断需要作出妥协，就像一场拉锯战。在这拉锯战下。也确实生出一种别致的文体，语言从讲述的事实浮上最表层，你甚至可以放弃叙述的内容，单纯享用语言。这是危险的蛊惑，因为不知觉中。思想消失了。作为小说质地的生活状态也消失了。孙甘露又为什么要执迷于小说，而不是继续做一名诗人他曾经写过新诗，总归还是小说的某些特性吸引着他，让他舍弃不下，那是什么我想。还是人和生活。

阮海彪的《死是容易的》。写一个患血友病的孩子，就是小说中的“我”。也叫“弟弟”。身体对于弟弟，是个需要时刻警惕的存在，必须防止碰撞、创伤，甚至于少许的震动，因为一旦出血就很难止住。屡次为止血而做的治疗，已耗尽家中所有的财物，使这个温饱家庭陷入赤贫。因此，出血，发病，不仅给肉体带来苦痛和危险。还危及整个家庭的经济财政，增添了精神的压力。弟弟的身体不像罗克的，是一种附丽，而是巨大的现实，关于身体的疑问。

身体究竞是什么夕生存究竞是什么？如何维系？究竞又有什么必要维系？对于弟弟是具体的日常生活，对罗克，则是纯精神活动。在《死是容易的》里面，身体的戏剧就是那么残酷，它时时上演着生存和死亡的较量，这种较量又并不完全以力量的强弱优劣为胜败，似乎是有一个更加巨大的意志在操控局面。那相邻的于家伯伯。前一日夜里还推出黄鱼车，让弟弟去医院急诊，隔日晚上回来，他却上吊自尽，死亡如许不期然地降临了。再有那票悍的“外国人”，主张优胜劣汰，言称像弟弟这样的屏弱者，不值得怜恤，应统统消灭，可是，偏偏是他死于盛年。弟弟却活着。当然，更大量的死亡因循着普遍的规律发生，比如他的病友肖虎，死于酒后脑血管出血。所以说，对于生命。我们既不能放松责任，但也只能尽力而为，至于结果，就听凭上天的选择了。弟弟，以及弟弟的家人，就是在这未知中全力以赴。争取生存。父亲从劳改农场请假归来，将病危的弟弟连夜移出医院，决定自救的一幕。真是无限的惨烈，可说是全书的**，那是孤注一掷，背水一战。

编这套丛书的时候，我发觉在我们上海作家的写作中。常常有一个绰约的背景，就是市井。比如叶辛的《磋跄岁月》，在柯碧舟插队的那一个集体户，成员多来自上海中下层市民家庭，从某一方面来说，他们要比那两位主角更显其生动，表现出他们所来自的城市的价值观和性格陈村的《从前》，也有一个集体户，扁头，阿发，女生小风她考虑自己的归宿，是否要嫁给乡下人之前，她对上海的男生说“你们最凶的是张嘴，他最强的是一双手。”这种面对现实的态度，正是华丽的城市表面之下的芯子前面已经说过，《正常人》是正面表现市民阶层的生活陆星儿《痛》里的那个邱大风，更是真正出身市井的现代新贵王小鹰的《丹青引》则有着一条喧喧腾腾的天池街……若干年以后，我们或许会发现。这是与“寻根运动”某种方式的遭遇，又迎来关于上海写作的热潮。在当时却多出于不自觉。但这不自觉也是在新时期文学的开放思想中发生。上海的市井生活，最早多出现在民国小说“鸳鸯蝴蝶派”写作中。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就渐渐淡出，偶尔地。就像阴魂不散，突然在某一隅闪出。比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一部话剧改编的电影《小足球队》，里面有一个社会青年。浑号“爷叔”。这个形象何其有趣，都市浮华里的坊间人生他吸引了一帮小萝卜头在弄堂进出，当然，是作为颓废的代表而遭到社会的唾弃。凡这类人和事，在那时多是以负面的形象登场。胡万春先生的小说《家庭问题》，后来改为电影。其中那一个青工，穿毛料裤，买绸缎被面，受到父亲一个产业工人家庭的家长的严厉批评。这种日常生活的趣味。来自安居乐业的人生，其实是含有普遍性的人道价值。

小说中那个英国人戈尔门先生，是父亲做杂役的爱文义路救火会的职员。应属上层社会。可事实上，却也为生计困扰。他甚至娶不起本国的女人做妻子。也娶不起会说英语的中国妻子，只能娶不会说英语的中国女人。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我们常能见到这些帝国公民，多是落寞的表情，他们是殖民地占领者。同时呢。也是寄人篱下。身份颇为尴尬。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有一日，振保和娇蕊一同上街。遇到艾许太太，张爱玲写道“艾许太太是英国人，嫁了个杂种人，因此处处留心，英国得格外道地。”还有《桂花蒸阿小悲秋》里那个住公寓的单身外国人，铿吝又落魄。还**。当然，戈尔门先生是个好人，是父亲的知交，可自身难保，援助也有限。上海市井的戚色里，也有着异族人的面容。还有那些连环画家们，作坊样的生产方式，小说写到“我”去拜师傅学手艺，来到沪上著名的大师府上，境况竟十分窘迫，不只是贫寒。而且潦倒。作者写道“他们夫妻俩年纪都不大，只能算作年轻人吧！可我却感到他们都很老了。”就是这样黯淡的营生，却发源成日后绘画的一个重要门类，多少可见出海派文化形成过程现象之一斑。我们可以在《苦海小舟》中找到《过年》和《骨肉》的故事轮廓，就像是这两篇小说的素材。显露出感性的面目。过去的生活这一回以私人经验的性质进入胡万春先生的写作，不期然地，展现出更为宽广的社会场景。

这群女生使我想起蒋丽萍《女生妇人》里的“四公子”。“四公子”是她们的先驱。她们显然要轻松得多，没有“四公子”的思想的重任。她们生活在“五四”新思想运动发生的二十年之后，又是在新开埠的上海，领风气之先。对异性的态度相当开放，甚至有几分桃挞。小说里也写了一堂课，题目是“小儿疾病预防”，老师就是那位没落世家的大少爷封静肖，身材顾长，穿一身白夏克斯西装，谈吐活泼，引得她们都不安分了。他在上面讲课，女生在下面传字条。内容关于这一位是不是理想中的“黑漆板凳”。沪语“黑漆板凳”与英语“HUSBAND”谐音，然后就有人在字条上写“这不是只黑漆板凳，是张沙发。起码要替这张沙发做一套沙发套，还要配上靠垫……太奢侈了。”联想《女生妇人》里，李大钊给女生们上的“伦理课”，上海和北京多么不同，上海的女生和北京的女生又多么不同。它是现实的人生，缺少庄严感，甚至带几分粗侄，可也是积极的。

本人写于一九九五年的长篇《长恨歌》，可说迎头赶上风潮，但又带来另一种不幸，它被安在潮流的规限里，完全离开小说的本意。在此，趁作序近水楼台，当为自己辩解几句。我想说的是，小说的第一部应是不尽如人意，小说家陈村曾批评过这一部里尽是想当然。片厂试镜想当然。“沪上淑媛”想当然，选美胜出想当然，上海小姐当然要被金屋藏娇，藏娇人当然要遇不测……但恰是这一部最为看好，因最合乎大众的上海想象，而这一部我又跨越不过去，大量的交代任务要在这里完成，否则便无法开展故事。重要的情节是发生在第三部。王琦瑶和她的下一辈人邂逅。就如苏青说的。在人家的时代里，就好比寄人篱下。第二部是一个过渡，可是我却自觉得这一部写的最称心，这就和感性有关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我是知觉初醒。人和事渐渐浮向水面，轮廓绰约，气息悠然弥散。无处不至。这一部，一旦开头便从容而下，就像自己会生长一样，枝叶藤蔓盘错。这是写作中最好的状态，所有的人物都在自由活动，主动走向命运。我被自己所感动，在程先生身体落地后的那一节。我至今能背诵出来“你有没有看见过卸去一面墙的房屋，所有的房间都**，人都走了，那房间成了一行行的空格子。”故事到这里似已倾向终止，事实上，我的目标还未抵达，于是，重振旗鼓，再向第三部进发，是第三部里的情节决定我写这个小说。女主角的结局十分不堪，损害了她的优雅，也损害了上海的优雅，可是倘没有这结局，故事就将落入伤感主义，要靠结局来拯救。却又力量单薄，所以，略一偏，就偏入浪漫爱情小说。与时尚合流。我选它入丛书，期待的是新一轮的阅读，能归回我的初衷。

孙树菜先生的长篇小说《末路贵族》，大约可称作海派写作的实至名归，它有着奇峻的人物和情节，以及社会风俗风貌。小说所写的是“二战”时期，上海这远东城市。有些像北非的卡萨布兰卡，各国各系的政治军事的力量在此侵入，然后交织。英国、美国、日本的谍报人员，以各种身份为掩饰，围绕着流亡上海的白俄姑娘娜塔莎，演绎出爱恨情仇的戏剧。这多少令人联想起上世纪四十年代徐纤先生的《风萧萧》。记得里面有一个化装舞会的场景，各路间谍在此汇合，面具底下的人究竟是谁？真好比《红楼梦》的玄机“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这场面实是华丽，流光溢彩，又扑朔迷离。我想孙树菜先生就是看《风萧萧》长大的一代人，新小说对于他一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同时，我又觉得他接受了批判现实主义思想，那应当来自于俄国文学，这也是孙树菜们的时代声音。就在这本《末路贵族》小说中，奇情异志之间，不时浮现起日常景象，透露出了生活的严峻。那位“萨巴罗夫上校”。在犹太人开的酒吧做门童，住就住在弄堂房子中的一间。过着寂寞的生活。他让我想起小时候，与我们家相距一百米的弄堂口，住着的一位白俄。以教授英语为生。父母亲曾经带我们去过他家谈话。想把我和姐姐交给他。他那房间是处于房屋的末端，正是一个尖角，于是。便呈斗状，是真正的“斗室”。屋内家具简陋，临时居住的样子。他站在我们跟前。内心却不知在什么遥远的我们完全不了解的地方。小说详细地描绘着这些被祖国放逐的人。如何谋生计，如何在异国建立起社会关系网络，彼此依赖生存。那个“卡特琳娜康斯坦诺维奇伯爵夫人”有些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里的交际花，她年老色衰，流亡异乡，如《末路贵族》里写道“在市区北部租下了一幢房子，又搜罗了几个白军军官和士兵的女儿，在那里开设了一家妓院，当起了鸭母来。”由于和萨巴罗夫上校特别的乡谊。她将他的女儿娜塔莎，安排在办公室工作。不让她涉入风尘。为了取得保护，伯爵夫人不得不为日本人提供情报，故事就这样从日常的图景走向传奇，可是依然没有放弃生活的严肃性。日本特务蒙索洛夫真正的俄国贵族，而不是像“上校”和“伯爵夫人”，这些头衔都是杜撰出来唬人的，命运难料，这位真正的贵族沦落到给日本人当差。他向日本人去领旨。态度卑微，内心想的是“当你们还在吃奶的时候。老子已经在马背上冲锋陷阵了……”娜塔莎与英国军官劳伦斯的邂逅是好莱坞电影的套路。灰姑娘遇见王子，但其间纠葛着的种种细节。却不再是童话的性质。而是艰难人世的意味。娜塔莎和劳伦斯最终走出危境，所受援助多来自她那个白俄侨民社会鲍德罗斯基叔叔，马思罗夫先生他们从各自的经历走来，汇集在这个城市，这也就是上海这个国际化都市隐匿着的世界史。

2007年9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