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人脱离中共队伍,甚至站到政府(国民党)一边去,就不足为怪了。
在曾扩情提到的那批到黄埔同学会报到“归队”的“共产党同学”中,最有名者当数余洒度。
余洒度是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在校时即是中共黄埔军校二期支部组织干事、周恩来领导的《血花剧社》主要演员、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主要成员。
南昌暴动时,余洒度是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一般简称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中校团附兼第一营营长,与团长卢德铭、政治指导员辛焕文等一起率部参加南昌起义。赴南昌途中,为防被总指挥张发奎派人拦截,弃船登岸步行(文强奉命去接他们因而没有接到)。
他们因步行耽误了时间,尚未到达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经弃城南下。经研究,卢德铭、辛焕文与韩浚(参谋长)三人离队去追赶起义部队(旋即接受湖北省委指示返回部队),余洒度任团长率部到江西修水地区休整,与平江、浏阳农民自卫军汇合,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余洒度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卢德铭归队后任总指挥。
1927年10月中旬,暴动部队中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派余洒度向两湖省委汇报工作,请示机宜。余洒度于10月19日给中共中央写了《警卫团与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刊于《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三期上,成为日后研究秋收暴动的重要文献资料。
此后,余洒度脱离了中共组织,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秘密反蒋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当时所谓“第三党”,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在上海法租界专门负责组建“黄埔革命同学会”,组织黄埔同学起来投入反对蒋介石的斗争。
1931年8月17日下午,邓演达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当晚,黄埔革命同学会被破获,负责人余洒度、陈烈等20余人全部被捕。
押解南京后,蒋介石采纳了戴季陶的建议:对邓演达处置从严,对黄埔同学处置从宽。于是,蒋介石派人向余洒度等提出,只要“归队”参加政府工作,即可恢复自由,既往不咎。
余洒度的“归队”,在黄埔同学中的影响自然非同一般。
三年后,余洒度于1934年在六十一军政训处少将处长任上,被北平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以“走私和贩卖吗啡”罪名逮捕,押到南昌,由蒋介石下令枪毙。此案真相如何?不得而知。
廖宗泽到设于南京三道高井一旧式院落里的“自新同学招待所”报到后,参加了在这院落后进房屋中举办的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
这个训练班因位于洪公祠旁边,又被称作洪公祠训练班或洪公祠特警班。第一期有30名学员,于1932年初夏开学,受训6个月。年底毕业后,廖宗泽被派往杭州,在浙江警官学校特警班任队长。
不过,在与文强的这次谈话中,廖宗泽并没有对他详细说明浙江警校的具体情况。他只是说起警校工作在当前如何重要,如何有前途。并建议说,如果愿意,他可以推荐文强到那里去任教。
廖宗泽在长沙期间,还介绍文强认识了主持黄埔同学会长沙通讯处的两个负责人,一个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的蒋肇周,此时在驻长沙某部队任政训处长;另一个是留美归来后曾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的何浩若,此时在长沙负责全省军事训练工作。
廖宗泽向他们透露了“文浮生”也是黄埔同学,真名文强。
随后,蒋肇周与何浩若曾多次来文氏世馆拜访文强,直呼“文强同学”,还请文强吃过饭,表示欢迎他回到黄埔同学岗位上来为国效力,不计前嫌,以救国为重;并要文强帮着多联络其他黄埔同学。
文强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已经暴露,在长沙打埋伏是打不下去了。“社论事件”又树敌招风,若再被人查出在四川的“共案”,更不堪设想。
尽管文强不大高兴廖宗泽把他的真实姓名透露给了蒋肇周和何浩若,但看来蒋、何二人对他并无恶意。何况廖宗泽是他共过患难的多年老友,仍然是信得过的。
为了免遭何键的毒手,他终于下定决心,远离长沙,借他那块黄埔同学的招牌,先到廖宗泽那里暂避一时。
他去信到廖宗泽处言明此意。
廖宗泽很快便发来电报,告之已在浙江警校为他联系好工作。
文强于是开始了他传奇人生的重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