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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投入国防教育（第2页）

苏联竟在此时将当年沙俄为侵略目的而在中国东北修建的中东铁路非法卖给了日本；

按照国民党当局代表何应钦与日军代表梅津美治郎为调解华北冲突而达成的《何梅协定》，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均被迫撤离北平、天津，平、津等地国民党党部及复兴社等组织被迫宣布“撤销”，转入地下；

以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内蒙德王为首的伪军政府，伪满军李守信部的张北“临时军政府”等傀儡政权，相继在日军刺刀下成立……

在这样的“危急存亡之秋”，参加军训的青年学生和教官们无不抱着待命出征、抗日雪耻的信念，异常热情投入。

军训结束后，邻近几省参加军训的学生还集中到南京，接受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检阅。

军训检阅归来，复兴社在浙江警校、笕桥航校和省保安司令部的政治指导员们又奉命到浙江各地为中华复兴作国防教育的巡回视察、宣传。

文强到了浙西桐庐、淳安、遂安等地，向各县教育界人士宣传国防教育的重要意义，并从国际形势讲到历史上甲午战争及两次日俄战争的教训，号召人们勿忘越王兴国、卧薪尝胆的启示……

在这期间，文强突然接到家乡的胞弟文健来电，他们的父亲不幸患水肿病去世。

在这样的形势下，国防教育任务很重，不能请假，上司只同意文强预支了三月薪俸寄回家中作丧葬费用，他和周敦琬在杭州为父亲举行了遥祭仪式。

在警校不到一年，文强就以他认真勤勉的工作获得了一致的好评，戴笠的特派员办公室还评定他是最出色的政治教官。

文强这时对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抱有信心。他认为在左倾路线反复折腾下，中国共产党已经元气大损，不能再有什么作为。官方新闻及民间传闻中，有关中共的消息也越来越少。国民党政府这时已开始对抗日进行准备。“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已经改变为安内（稳定国内政局）与攘外（抵御外来侵略）并重。1935年底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国防建设”概念，国民党政策的重心逐渐由对内转向对外，由“剿共”转向抗日。

当时国民党的力量，在毛泽东写于1936年底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概括：国民党“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

毛泽东对国民党力量作出这样的总结，是为了更好地与之展开革命战争。

而对这时已站在政府立场上的文强来说，从同样的事实出发，则只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战胜日本侵略者，复兴中华民族，只能依靠执政的国民党。

同时，文强在他工作和生活的警校内，接触到的是一批年轻有为、一心报国的少壮派国民党人，大家都全力在为对日作战、复兴民族摩拳擦掌进行准备。此时的国民党在文强眼里是一个处于上升时期，励精图治、发愤图强的形象。

以往他曾坚信，要使中国人民得到自由和幸福，必须以暴力推翻现存政权。而现在他却坚信，只有维护和巩固现存政权，保持国内政局的稳定，才能确保救亡图存和复兴民族的目标。

他这时已心无旁骛地跟定了国民党。

在警校期间，文强得知，他父亲的好友程潜将军，已于1935年底被任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总长，便去信祝贺。

程潜听说文强在浙江警校后，多次来函要调文强去参谋本部工作。戴笠闻讯后竭力挽留。并因文强与程潜这样的“党国元老”的特殊关系而对他倍加青睐。

于是，文强便得到了比同时进校工作的其他黄埔同学更快的升迁。

而这又自然使他对戴笠怀有了更深的知遇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