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南京及我班学员,群情激愤,南京学生及市民组织示威游行,一致声讨张、杨。我当时也是同市民和班中学员一条心。国亡无日,为什么会发生如兵谏之事?后来不料很快就解决僵持局面,张学良护送蒋归来,南京又举行一次大规模似庆典又非庆典的大示威游行。民气之旺,我生平是第一次感受到。”
文强当时的这种认识并不是个别的,也不仅仅是站在国民党当局立场上的人才有的。
民营的《大公报》在蒋介石返回南京的次日发表社评《国民良知的大胜利》,说:
这一胜利,使得全世界知道中国确是统一的国民,确有领导全国的领袖,使得我全体国民无论文武,无论何种职业者,今后更坚强了爱国卫国的自信,因而精神上事实上更增进了团结。
《大公报》的这些话,是可以代表当时相当一部分民众的认识的。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文强在此前后也经历了自己人生道路的转折:
他离自己曾为之奋斗的共产党更远,离自己曾与之斗争的政府和执政的国民党更近了。
1936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若国民党能实行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改善人民生活等国策,集中国力一致抗日,中共中央愿作出四项保证:一、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二、苏区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指导;三、特区实行普选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相应通过将武装“剿共”方针改变为“和平统一”方针的决议。
与此同时,国、共两党代表开始进行秘密接触和谈判。
1937年5月,周敦琬在南京生下了儿子文致中。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开始进入全面抗战时期。
因为战事紧急,所有正在乙种参谋业务训练班受训的现役谍报参谋人员奉命回原保送部队服务。文强也摩拳擦掌准备上前线参加对日作战,以尽匹夫之责。他曾有一首诗记录当时的心情:
卢沟夜月夜乌鸣,绕树三巡落又惊。
隐隐枪声萦雉堞,堂堂国士誉干城。
戍楼南望烟尘暗,海盗东侵气焰横。
抚剑吟诗难入梦,沧桑故国几时平。
他和周敦琬商定,要她携未满三月的新生儿回长沙乡下,远避战火,他好轻装上阵。
他们刚作好安排,上海八一三抗战就爆发了。
8月15日,日本飞机对中国首都南京进行了第一次空袭。
第二天,文强接到参谋本部命令,派他到上海任战地联络参谋,限克日到前线向张治中将军报到。
郑介民又转给文强一封戴笠自上海发来的电报,调派文强为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所长,限即日动身前往上海报到视事。
文强当天即满怀抗战豪情,与爱妻幼子壮别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