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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帮会人员组建别动队（第2页）

在当时战事紧急情况下，别动队限一月成军，并要配合正规军与强敌作战，弄得不好就会成为拼凑乌合之众，参战等于驱羊群入虎口。

为此，戴笠向文强交代，一定要充分运用上海社会上的帮会关系，将三山五岳的帮会头面人物团结起来，通过他们去组织好人马。

戴笠又吩咐文强，速电南京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黄雍，要求输送军校毕业同学中尉、校级资历者600名来沪报到，并注意考核，宁缺毋滥，按资历分批安置为别动队各级干部；

又电南京中央警官学校选派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受过警官正科训练的学员100人来沪报到，安排到各中队作政治指导员；

又电南京特务处本部人事科长李肖白，抽调200名以上中高级干部来沪，听候分配工作；

班长一级干部，非久战之兵不能胜任，临时培训又来不及。戴笠叫文强亲到浦东南桥总部向第八集团军总指挥张发奎求援，请张将军从该部队商调600名具有班长、副班长能力的军士级人才到别动队服务……

这些事情，文强都在一周内完成了。

在南市白云观上海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楼上，还专门安排了两个房间解决报到干部进入租界的问题。

当时帮会在上海社会上的势力是很大的，老报人徐铸成举过一个生动的事例：1936年《大公报》增设上海版时，因未与帮会拉上关系，竟一份也卖不出去。由此可见一斑。

那个时代，一般市民和底层劳动者，为了家庭安全和职业、生计，都不得不参加帮会组织。八一三抗战爆发后，闸北、杨树浦、沪西南一带的工厂、商店纷纷停业，青年工人、店员、学生踊跃参加抗战，加上帮会组织的发动，别动队很快就拉起了队伍。

杜月笙是上海青帮大头领。青帮，又称清帮、安清帮，原为清代民间以封建迷信为纽带、以家长制为组织形式的秘密结社，起初是组织南北运河的船夫为清政府承办漕运（主要是将政府所征粮食运往京师及其他地点），长期在运河漕运中保持封建行帮的地位。后因漕粮改为海轮运输，河运完全停止，青帮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其徒众散向上海、天津和长江下游其他通商口岸，流为游民组织。有的日益演变为结交官府，坐地分赃的流氓恶霸组织。

到了清末，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和掠夺，迫使中国自然经济迅速解体，造成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和流氓无产者人数剧增，这些人就成了青帮与另一民间秘密结社“洪帮”（又称红帮、洪门）的主要成分。

他们是人类生活中的最不安定者，既能勇敢斗争，但又有很大破坏性。

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就曾注意到民间帮会的力量，他领导发动的多次反清武装起义，就主要是依靠当时称为“会党”的帮会力量。

后来，青帮在上海设立中华共进会，红帮也与之合流。袁世凯利用这一组织，刺杀了民主革命家宋教仁。1927年上海帮会又为蒋介石所用，参与了四一二“清党”时的大屠杀。

蒋介石在八一三抗战中下令利用帮会力量组建别动队，显然是国民党缺乏共产党那样深入群众进行宣传鼓动的能力，也因为在当时战事紧急情况下，通过现成的帮会来组织发动群众不失为一条捷径。

这一次，帮会中的广大群众又跟辛亥革命时期参加反清武装起义一样，怀着满腔爱国热情，投入到了真正为正义事业献身的斗争中。他们为早已失去存在价值的原始、落后的封建帮会最后阶段的历史，写下了最有光彩的一页。

据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委员的张执一回忆，中国共产党也在别动队中组建了一个大队：

经军委同意，由我通过当时在上海很有名望的洪帮头子向松坡（号海潜）的关系进行军事方面的活动，弄到国民政府军委会苏浙行动委员会游击总指挥部委任的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的一个名义。第一支队长何行健（号天风），是一个旧军人，洪帮，他当时因要取得我方的信任以便进而取得向海潜的信任，表示愿意听我方的话（我是中共方面的人，何是知道的。何后来成为戴笠的人，旋又投降日、汪，被戴笠派人打死在法租界）当时何某曾委任我为该支队部的上尉书记官，余纪一（当时名俞华）同志为中尉书记官，皆因病早离开。这时经组织允许，便以洪帮名义组成第三大队，人数约五百多人，领到长短枪各二百五十支，每人还发了四个手榴弹。游击总指挥部派了一个黄埔四期生任中校大队长（我们不让他取得实权），（中共）党员王际光（任铁峰）任少校副大队长。中队长、区队长、小队长等，均由秘密党员或进步分子充任。可惜领导人员工作不得力，加上反动派的破坏，不久王际光擅自带同十多个干部离队潜逃，以致工作遭到失败。

尽管张执一这段回忆不够详细，但也可以从中了解到，当时中共也派了人员参加别动队。

在著名作家、编辑韦君宜所写的《思痛录》一书中，提到延安一个青年记者，原是上海绸缎庄伙计，因抗战爆发后参加过别动队而在延安整风中被打成了“特务”。显然，当时参加别动队的爱国进步青年也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