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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入死斗敌伪（第2页）

“我不知道什么武先生文先生，是一个客人叫我来问的……”

对这件事，文强始终没有弄明白。如果是日伪间谍假冒陈恭澍给他打的电话，他们是怎么会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及双方代号（苏先生、武先生）的？如果是陈恭澍本人打的电话，那么，难道说陈恭澍在叛变投敌之前就已打算加害于他？而这又是为了什么？

这对他成了一个难解之谜。

1940年夏秋之际，“孤岛”形势越来越严峻。

6月23日，潜伏于上海“孤岛”进行抗日活动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负责人马元放等因内部叛徒出卖而被日伪会同租界巡捕房逮捕，7月15日移送南京关押。马元放被日伪关押了三年零两个月，拒不答应参加汪伪的所谓“和平运动”，最后脱险回到大后方，在重庆出版了记叙被捕以后经历的《归汉记》。在这部回忆录的第六章《雨花台畔吊忠魂》里，他含泪记述了几位被日伪杀害的国民党抗日地下工作者的英勇事迹。

陈三才，清华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抛弃了在上海当公司副经理的优越地位和即将研究完成的冷气装置新设计，毅然参加暗杀汪精卫行动，不幸于1940年7月9日被捕，被押赴南京后，从容留下遗嘱，于10月2日在雨花台就义。

这是第一个被汪伪当局公开杀害的国民党特工人员（在他之前都是秘密杀害）。

奉命打入汪伪中央任法制专门委员会委员的陆庆顒（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地下党部委员），打入汪伪南京市党部的陈觉吾（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地下党部书记长），于这年8月8日事泄被捕，于11月19日在雨花台从容就义。

1940年11月7日，军统局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在上海被捕，叛变投敌后，出卖了他下属数十位地下工作人员，并亲自带着汪伪特工前去逮捕了两位“要犯”邵明贤和黄逸光。

邵明贤，军统局南京区地下电台主任，打入汪伪政权任首都警察厅督察处长和中央组织部第四处处长；黄逸光，华侨，成都轰炸总队队员，曾因徒步环球旅行六年而闻名于世，为刺杀汪精卫而打入汪伪航空署。两人于这年11月9日前后被捕，12月17日在雨花台从容就义。

在黄逸光受审讯时，钱新民竟然还在隔壁房间里故作惨叫之声，诱逼黄逸光供出真实身份（但钱新民仍未得到汪伪方面信任，不久即被处决）。

黄逸光就义前，为与他同牢的马元放题词留念：

美丽的中华，我爱你，我为你而狂歌，我更愿为你而死。

这代表了烈士们的心声。

据马元放回忆：这些烈士就义时，“没有一位不是很从容的。这种壮烈的精神，就是一般汉奸也无不为之赞服……”

幸运的是，文强与钱新民不发生横的关系，因此钱新民的叛变没有对文强及其领导的策反委员会带来威胁。

钱新民叛变后，因汪伪方面将消息封锁得紧，文强只听说他是“失踪”了，但陆续传来的军统局南京区遭受破坏的消息，仍使他提高了警惕。

文强深知，自己已时时面临着被捕、“成仁”的危险。

他不得不经常变换住处，采取“狡兔三窟”的策略，在英租界跑马厅路、法租界拉都路、法租界霞飞路、英租界静安寺路一百弄及静安寺路统一里等地，均安排了秘密住处。

他从不进舞场，从不大宴宾客，以免引起注意。对身边工作人员，甚至临时雇佣来做家务的“娘姨”佣人，他都经常以先祖文天祥的《正气歌》《过零丁洋》等诗篇中的名句进行民族气节教育。

尽管形势如此险恶，他仍然千方百计开展了一系列的策反工作，先后对汪伪“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参军处参军长、和平建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唐蟒，汪伪军委会委员、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郁芬，汪伪武汉绥靖公署参谋长罗子实、驻苏州的伪军军长徐文达、驻无锡的伪军师长苏晋康、驻浦东的伪军师长丁锡山等进行了策反攻心，冒险同这些人物秘密约谈，晓以利害，申明大义。

就连那个曾在八一三抗战中与他在别动队共事，叛变投敌后当上了汪伪军委会委员、苏皖绥靖总司令和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杨仲华，也因伪军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又回头与文强建立了秘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