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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第2页）

王国甫看看表说时候不早了。七舅爷让舅舅到屋里催，舅舅进屋，看母亲还是蓬头垢面，连新媳妇必走的仪式“开脸”也没做。按规矩，姑娘上轿前要用蘸湿的丝线将脸上的汗毛、额前的碎发绞去，以一张光鲜明亮的脸应对众人，表明此女子已经是妇人不是姑娘了。母亲站在炕上正和来帮忙的女人们对峙，开脸的婆子拿着一根线哪里逮得着躁动的母亲，任谁劝也不行，母亲说她不嫁了！

舅舅窝囊地站在炕沿下头，一句话说不出，一切全是他的错，此时此刻他哪里抬得起头。母亲问他不在外头跟金家论理，跑进来干什么，他说人家在催。母亲呸了一口，抄起上轿要抱的瓶儿朝他砸过去，舅舅一闪，瓶子摔在墙上，碎了，五色粮食流了一地。

上轿的新娘怀里要抱个装了五色粮食的瓷瓶，以示平安富裕，这是北京的习俗。母亲的瓶子被她自己摔了，让众人很抓瞎，就有了后来老纪包了一包开花豆塞进轿子的插曲，有些驴唇不对马嘴。

见屋里的“戏”愈演愈烈，老纪赶紧将屋门关了，让院里的吹鼓手们演奏《炒麻豆腐——大咕嘟》，立刻唢呐笙笛停止，只剩下鼓、镲的声响。鼓不是在敲，是在揉，镲不是在击，是在磨，咕嘟咕嘟，真如同锅里咕嘟的麻豆腐。这一手吹鼓手们都会，他们知道这是在给新媳妇拖延时间，主家为这个是要给赏的，“麻豆腐”炒得时候越长，赏钱越多。

一个《炒麻豆腐》把王国甫炒得心烦意乱，坐立不安，急不得，恼不得，只得随着《炒麻豆腐》的节奏在院里踱步，一步一步正好踏在鼓点上，鼓点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竟让他着了魔一般，停不下来了。这是吹鼓手们故意戏弄迎亲的老爷，如果给赏钱便罢了，不给就没完没了地“咕嘟”着。吹鼓手们两头拿钱。王国甫哪儿知道这个，在中国，在外洋，纵横南北东西，任何场面他没有打理不下来的，却栽在朝阳门外南营房一帮人的手里，其窝囊程度不亚于我舅舅。

好不容易“麻豆腐咕嘟”完了，老纪又提出演奏《屎壳郎爬竹竿——节节高》。王国甫不知“屎壳郎”还会玩出什么花样，站起身高声说道，该走了！

这时门帘一挑，大秀走出来。大秀冷冷地说，有件事情得让金家说清楚，提亲的时候媒人说姑爷是“山林之兔”，怎么放定的时候竟然成了“蟾宫之兔”，这不明摆着坑我们吗？

七舅爷说，有这样的事？

大秀拿出庚帖说，上头写得明明白白。

王国甫冷笑一声说，帖上写得明明白白就是明明白白，既然都明白了，怎能说坑？

大秀说，媒人说的可不是这样，明明说的是“山林之兔”，我们有人为证。大秀说着将我舅舅推过来说，你告诉他们，刘春霖是怎么说的。

舅舅的见不得世面就在这个时候充分表现出来了，他紧张得浑身哆嗦。他的这个毛病也遗传到我身上，我紧张了也爱哆嗦，止也止不住。舅舅不惟身上哆嗦，嘴也哆嗦，只说，林子的兔……兔……吃草……

老纪着急地喊，天上的兔子也未必不吃草！

王国甫说，一切以帖子为准，不是我们骗婚，是你们愿意，昨天连嫁妆都送过去了。现在轿子到了门口，岂有变卦的道理。

大秀一时语塞，将目光转向她的爸爸。七舅爷说这事他来处理，说着进了屋。舅爷对母亲和大秀说，他也忽略了两只兔子的差异，光想着外甥女一生的荣华富贵，想着姑爷的品位学识，没承想闹出了这么件事。掰开了说是咱们理亏，谁让咱们当时没仔细看帖就把礼收了呢？母亲抽泣着说，我不识字，锡元他干什么去了？

七舅爷说，你指望那位爷替你把关？姥姥！他连自个儿的关全把不了。这回还不是托刘状元的关系，在巡警上给他找了个事由，好让他自食其力。你不嫁，他永远长不大。

母亲低了头不说话了，开脸婆子借机将线在母亲脸上拉过。七舅爷捡起地上的衣裳往母亲身上一扔，转身出去，对院里的吹鼓手吩咐，《百鸟朝凤》！

《百鸟朝凤》是新娘上轿的信号，院里的人都松了一口气。七舅爷像完成了一件什么大事，美美地喝了一碗茶。

母亲在轿子里哇哇地哭，从吉市口哭进了朝阳门；大秀在轿外头抹眼泪，不像送亲像送殡。

起轿时老纪包了五斤炸开花豆放在母亲脚下，给她压轿。之后老纪跟着轿子走了一程，走到市场北口，停住了，眼巴巴地看着花轿往西拐了。

我的舅舅陈锡元把着轿杆，压着步子，努力使轿子走得平稳，这本应该是新娘兄长所为，母亲没有兄长，只好让小兄弟代劳了。没有人把轿杆，轿夫们会将轿子弄得上下颠簸，左右摇晃，因为这是轿夫们卖弄和露一手的时刻。这不光是为自己的铺子争光，创牌子，也是向本家讨赏的条件。

双方都没有老家儿，父亲母亲的婚礼就在“六国饭店”举行。我舅舅提出要“西式”，所以作为新郎的我的父亲和伴郎王国甫便分别穿上了黑色燕尾大礼服，雪白衬衣，硬领，系黑领花，戴白手套，把高礼帽在手里托着，不戴。两个人在人众中如同傀儡，彼此看着都想乐，只是忍着。

媒人的身份太显赫，装扮却很普通，仍旧是那身春绸大褂。众人都称赞刘状元这个媒做得好，才子配佳人，天造地设的一双。媒人说，“权当作氤氳使巧撮合”罢了，是四爷走了桃花运……

好一个“巧撮合”，母亲不知道，更巧的还在后面。

母亲那天实在称不上“佳人”，红肿的眼泡，褶皱的衣裙，冷漠的面容，让所有的来宾大跌眼镜。母亲看着应酬中的“蟾宫之兔”，恨不得变成猎狗，扑过去咬一口。回身再寻找“巧撮合”的媒人，早早地不见了踪影，撤了。

回到戏楼胡同的婆家，已经到了下午。父亲让前房的子女们出来跟新母亲见了，儿子女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那长子，年龄已近乎和母亲相当。母亲糊涂了，自己不认字却是识数的，怎的呼呼啦啦出来一群？

母亲对她的洞房花烛夜是这样描述的，她张嘴咬了父亲，因为父亲告诉母亲，偏院还住着一位夫人，母亲几乎要晕过去了。此时的母亲已经手脚冰凉，欲哭无泪，她只是要求见见刘春霖，要当面问个清楚，这媒是怎么保的。父亲说刘春霖的话没错，他头房的夫人瓜尔佳氏的确过世十几年了，留下四个子女；偏院的张氏妻子也有几个孩子……

母亲照着父亲的胳膊就是一口，那一口咬得确实狠，没有夹袄隔着，得掉下一块肉。母亲在新婚之夜的闹腾使得夫妇合卺的仪式无法进行到底。南营房出来的女子，骨子里的刚烈在此时迸发出来，让我的父亲无法招架，连夜逃窜。

母亲最终还是认可了这桩婚事，要不也不会有我的两个姐姐和我。刘春霖以后再也没进过我们家的门，舅舅说他是躲了。

刘春霖确实是躲了，日本人来了以后他的同科进士王揖唐邀他出来一块儿做事，他不干，一直躲在天津。王揖唐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是给日本人干事的汉奸。堂堂状元岂能同他共事！

刘春霖之后中国再无状元，我父母的“状元媒”姻缘便成了千古绝世的佳话。

数九寒天，舅舅陈锡元在母亲的注视下吃了三杯插着德国国旗的冰激凌，拿着菜单还要往下点。

母亲说，你算了吧，脸都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