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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2页）

本来一明跟父亲吃得正香，一见孙团副上了饭桌，筷子便再不往肉上伸了。孙团副很自觉，也不吃包里的菜。父亲知道他馋，把包往他跟前推了推，又被他推回来。父亲说，你们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也不是针线。

孙团副想了想说也是，便不客气地夹了肉搁自己碗里了。

外面窑场炉火正旺，有火龙之地称谓的景德镇夜晚一片红光。在红光中孙团副正式提出让我父亲跟着他干，说队伍中特别需要我父亲这样的文化人；说红军的不少领导都是留学外洋的有识之士，不是反动派宣传的“乌合之众”，更不是土匪。

我问父亲当时是什么态度，父亲说他被一根鱼刺卡住喉咙，喀喀地说不出话，难受极了。我认为父亲绝对是装的，当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他袭来的时候，他的表现竟是“鱼鲠在喉”……父亲太软弱！

孙团副是聪明人，说我父亲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临时办个教写字的美术班，将来部队再写标语也不愁没人。父亲想起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事，都是教美术，教谁也是教，就答应了。孙团副很高兴，拉着父亲的手连声叫同志，说父亲以后就是革命队伍的一员了。我父亲很矜持，说临时帮帮忙罢了，他离革命还差得远。

父亲的美术班不像在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那样有教学计划，那样正规；依了孙团副的要求是实用性质的，学员从连队里挑选，全是文肓，大字不识一个。父亲教这些目不识丁的兵写美术字，也算开创了教学史上的先河。我想，景德镇地区是没有红军标语留下来，若有，一定是工整的柳体和精致的美术字，有别于其他任何苏区的标语。这当与父亲和他的美术班有关。

父亲回忆，三十年代初红军在这一地区待过大半年。大半年中，父亲为这支部队培养了不少美术骨干。可惜，到后来存活下来的竟无一人。这段历史除了小连以外几乎没人能给他证明，可就是小连也早对这件事“记不清”了，没能给我父亲写出一份完整的证明材料来。

红军的撤退是突然的。傍晚，吃过饭，镇上的人都聚集在昌江边的场子上看戏，是外地来的班子演的《窦娥冤》。正戏开演之前加了武打的《三岔口》，当地人看《三岔口》比看《窦娥冤》上劲，主要是欣赏那场精湛默契的打斗。我父亲和孙团副也坐在人群中看戏，台上穿白衣裳的武生任堂惠和穿黑衣的武丑刘利华凭借一张小桌打得出神人化，难解难分，博得众人一阵阵惊呼。

父亲对身边的孙团副说，你的仗要是打得这般天衣无缝就好了。

孙团副说，台上这场打，都是在下头比划好了的，一招一式都是固定的。现实的仗不是这种打法。

父亲说，打仗也有种艺术性在里边。

《三岔口》演到最后，开黑店的刘利华被任堂惠杀死。孙团副高兴地对父亲说，光明终归要战胜黑暗，革命终归要战胜反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我父亲说，这戏得改，谁光明谁黑暗不能从衣裳上分，刘利华未必是坏人。任堂惠是禀了杨延昭之命暗中保护发配的焦赞，在三岔口遇到刘利华，才有此一打。假如把戏改成刘利华也是杨家将这边的人，双方一场误会，最后握手言和岂不更绝妙！

孙团副说，打仗是你死我活的残酷事情，没有那么多的“假如”和“绝妙”。当然也有“绝妙”，那是把对方打死了，自己还活着……

孙团副有孙团副的战争逻辑，父亲有父亲的艺术规律。若干年后，京剧率先将《三岔口》中刘利华的身份改为了“自己人”，以皆大欢喜的结尾闭幕。孙团副的那场“战争”也与起始有了很大改变，让人感慨万千。

《三岔口》刚刚演完，江对面的旷野就响起了枪声，呼啦啦队伍就开始集合往东南撤了。小连匆匆跑来，帮着我父亲收拾行李。父亲说他不走，他还要喝一明和尚的粥。小连说部队转移是刻不容缓的事，没有喝粥的工夫。父亲说广智家窑里还在烧着他的粉彩花蝶八角薄胎碗，那碗是他倾了很大精力画的，烧成了将是件举世无双的艺术珍品……

父亲劝小连不要跟着瞎起哄，说红军是干正事的，是把打仗当职业的，小连裹在里头只能给人家添乱。小连说，我怎么是瞎起哄，我也是有理想，有抱负的。

父亲说，你那不是理想，是想法，你是想跟吴贞摞在一块儿，不分开。我告诉你，你要是像糊弄小瑛子一样糊弄吴贞，红军一准得把你毙了。

小连说，您在景德镇这些日子竟然没悟出些中国进步的大道理，亏了人家还管您叫同志呢！

父亲说，同志是什么，同志就是朋友。我跟孙团副是同志，跟一明也是同志，跟镇上的“珠山八友”还是同志，不跟着红军走就不是同志了？

小连说，不管您走不走，反正我要走。

父亲说，下月就回北平，你得跟我走，要不我回去没法跟你娘交代……

正说着，勾魂的吴贞来了，一把扯住小连就往外拽，小连说还得带上舅舅。吴贞说，革命的同路人好做，革命的分子难当。组织正在考验你，你不要让大家失望！

父亲才知道他的外甥加入了“组织”，他真后悔净顾着画画，对小连疏于管理了。

小连被吴贞拉走了，父亲追出庙门，任是怎么喊，小连也没有回头。父亲急得直跺脚说，这孩子……这孩子……不听话！

一明在父亲身后念了句：阿弥陀佛。

父亲急赤白脸地说，你说，广智没走，李居士没走，你没走，我没走，偏偏地他走！

一明说，这就是缘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