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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第1页）

第三节　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

就在中共中央秘密联合张学良，准备发动抗日反蒋的西北大联合之际，国共两党其实也在秘密地进行接触，寻求妥协之道。而蒋介石找共产党人秘密接触和谈判，其目的同张学良如出一辙，也是为了解决联苏的问题。只不过张学良想要联苏联共，而蒋介石想要的只是联苏而已。对共产党问题，他坚持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解决，或者是军事的，或者是政治的。总之，蒋介石要把共产党和红军纳入到南京政府的政治架构之下，而绝不允许它们重新对中央政权构成任何威胁。

蒋介石是主动找共产党进行接触和谈判的。最初的尝试发生在1935年底，当时红军已经被迫放弃了南方的根据地，退入边远的西南和西北地区，随着中央军也乘势进入西南和西北地区，南京政府已经成功地统一了大半个中国。正是在南京政府统一事业顺利进行之际，日本发动了华北事变，明显地想要染指华北各省，像制造“满洲国”那样，在华北制造新的傀儡政权。随着日本开始公开在察哈尔、绥远和平津地区以武力扶植自己的傀儡，并且更多地威胁到外蒙古的边境安全时，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他必须设法打出苏联这张牌，促使苏联与自己签订一项军事互助条约，以牵制日本。

1935年10月，即华北事变发生之际，蒋介石正式向苏联驻华大使提出了这一建议。由于苏联这时对日本由东北而华北，沿着外蒙古边界不断扩张的意图深为疑虑，因此，它很快就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再加上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于10月间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方针，号召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蒋介石很自然地认为苏联正在促使中共改变反对南京政府的政策。鉴于这种情况，蒋介石不失时机地向苏联大使表明，在对苏谈判军事结盟的同时，他希望苏联政府能够在国共之间充当调解人，一面派人秘密寻找共产党的关系，准备直接与共产党谈判，双管齐下，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为此，蒋介石先是派回国述职的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赶回莫斯科，去找中共代表团进行接触，随后又派陈立夫（化名李融清）偕同张冲（化名江淮南）一同乘船转赴柏林，准备等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的谈判稍有成就时即展开与苏联政府的军事谈判。

邓文仪根据蒋介石的指令，在1936年1月13日至23日，先是与潘汉年，然后与代表团团长王明，进行了4次秘密商谈。邓文仪转达的意见很清楚，即中华苏维埃政府改制，红军改编，共同抗日。具体地说就是：（1）取消苏维埃政府，所有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2）取消红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互相交换政工人员；（3）党公开，或者重新恢复1924-1927年党内合作形式，或者共产党独立存在。

国共双方的商谈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双方一度约定中共代表团派代表与邓文仪的助手返回南京，找到中共中央的代表，具体讨论妥协的条件。但是，1936年1月22日，苏联驻华大使向蒋介石转达了苏联政府的意见。苏联政府明确表示，它赞同南京政府政治解决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但是它拒绝在国共之间充当调解人。莫斯科的这种态度让蒋介石十分失望。他随即中断了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之间的谈判，自然也将与苏联的军事谈判拖了下来。在他看来，“俄非不可联，但须我们清共后”；否则，在苏联继续暗中支持中共的情况下，一旦中苏缔结互助条约，苏军依照约定进入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直接受益者必定是中共无疑。

蒋介石中断了国共之间在莫斯科进行的接触，并非放弃了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想法。他之所以不让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到南京来，只是担心莫斯科的态度会影响到中共代表团的代表，反而会使国共之间的这种接触和谈判变得复杂化。他中断了与莫斯科的接触，却开始推动国共两党在国内的接触与商谈。

就在邓文仪在莫斯科与中共代表团秘密接触之际，陈立夫手下的曾养甫已通过谌小岑与中共北方局的代表周小舟、吕振羽接上了关系，并转述了国民党方面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基本条件。由于这时北方局代表谈判的依据只是《八一宣言》，核心条件不出于要求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而国民党方面则强调红军改编，苏维埃政府改制，先统一，后抗日，并要求中共协助联苏，因而双方间的距离还相当远。

但是，南京方面这时用来接通国共两党关系的渠道远不止这一条。在1936年初，宋子文经过宋庆龄找到原属中共特科系统的董健吾，陈果夫等通过覃振找到刚从狱中出来的中共党员张子华，先后将两人派往西安，经过东北军防地转入陕北苏区，接通了与中共中央的关系。但中共中央这时对南京方面提出的条件同样不离《八一宣言》的基本精神。其基本条件是：（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2）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3）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于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4）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5）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之改革。不仅如此，基于《八一宣言》确定的抗日反蒋的策略方针，中共中央并且决定要首先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即首先由全国各党派推举代表组成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成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而这一代表大会的召开，还必须首先实行取消一党专政，容许一切党派自由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取消一切禁止抗日反卖国贼运动的禁令，保障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这里所说的卖国贼，指的就是蒋介石。在坚持反蒋前提下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自然不会有任何结果。

国共之间的接触开始取得某种进展，是在1936年5月。当时，国民党方面代表在与北方局代表的商谈中，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提出了四项条件作为双方进一步谈判的基础。这四项条件是：

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由国民革命军改编。

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

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

四、希望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的责任，并促进联俄。

从国民党关于苏维埃政府改制、红军改编的中心要求来看，这四项条件可以说是它此前此后所提各种条件中在统一军队和政权的形式上让步最多的条件了。虽然并没有放弃苏维埃政府改制、红军改编的中心要求，但至少是同意可以把时间向后推延到对日宣战以后。只是中共中央并不领情。因为中共中央了解到国民党方面的这四项条件时，恰好是在两广事变发生之后的6月中旬，西北大联合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之中，它自然对此不感兴趣。毛泽东一言以蔽之：其“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

然而，刘少奇领导下的中共北方局与国民党的谈判却明显更为重视和灵活。7月初，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一个相当全面的谈判方案。这一方案明确提出：在国民党承认并实行发动抗日战争、联合各抗日党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废除不平等条约、停止“剿共”和封锁苏区等政策时，共产党即放弃敌对国民党的行动，并赞成国民党在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中占有指导地位；共产党今天固无意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但将来依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共产党愿意赞助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

这一方案无疑为此后中共的谈判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它提出可以通过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及人民团体代表会议，讨论抗日联合战线的一切问题，包括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名称问题。这表明中共完全可以放弃他们一直以来所要求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外在形式。它提出共产党今天无意取消苏维埃和红军，但将来依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它愿意赞助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同样显示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放弃苏维埃和红军的外在形式。不仅如此，这一方案还第一次明确表示共产党可以同意由国民党在未来的抗日联合统一战线组织当中占据指导的地位，而不坚持两党必须平等地实现它们之间的合作的想法。所有这一切，都为国共两党的进一步商谈，开辟了道路。

当然，国民党方面不可能真的接受由共产党人提出来的这一解决方案。7月4日，经过陈立夫修改后，国民党方面在中共北方局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新的谈判条件。这就是：

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上述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政治军事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

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应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予以其他国军同等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