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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华北华中地方傀儡政权的建立（第2页）

3月28日，“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原国民政府大礼堂宣告成立。“维新政府”在其成立宣言中指责中国人民的抗战是“自戕”；称其唯一使命“在使领土主权，复现战前状态，与邻邦尊俎折冲，归于敦睦，使国人免锋镝之苦”。维新政府宣布其统治区域为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及上海、南京两个特别市，并声称将来还要包括其他华中和华南地区。维新政府的口气虽然很大，但在成立后最初几个月里却只能在日军保护下的上海虹口新亚饭店设所办公，被人笑称为“饭店政府”。6月下旬，各组织机构才陆续迁往南京。10月1日起，维新政府正式在南京开张。

维新政府虽已定位为地方性政权，但其组织机构的设置却采用了中央政府的构架，分设行政院、立法院和司法院。梁鸿志任行政院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院长。由于预定为司法院长的章士钊拒绝出任该职，一时又无适当人选，只得将司法院院长一职空缺。行政院下设外交部、内政部、财政部、绥靖部、教育部、实业部、交通部及代管的司法行政部。以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等三人为首组成的议政委员会，为最高议政机关。

维新政府成立后，华中各地的伪政权也陆续成立。1938年4月，南京市政督办公署成立，原“自治委员会”取消；9月，南京市政公署改为南京特别市政府，高冠吾任市长。4月，上海“大道市政府”改为上海市政督办公署；10月，上海市政督办公署又改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傅宗耀任市长。5月，伪江苏省政府成立，陈则民任省长。6月，伪浙江省政府成立，汪瑞闿任省长。10月，伪安徽省政府成立，倪道烺任省长。

与华北的临时政府一样，维新政府同样为日本顾问所操纵。1938年8月上旬，日本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部长原田熊吉与梁鸿志以交换函件的方式订立了一份关于派遣顾问问题的《约定》，其内容与临时政府所签《约定》并无两样，同样规定日本顾问由日军司令官派遣，无须征求维新政府方面的意见；未经日本顾问协议，维新政府不得施行其政务等。12月，华中派遣军取消特务部，原田熊吉专任维新政府最高顾问。到1939年7月，在维新政府各部门任职的日本顾问有27人之多。维新政府在各方面都处于日方的完全控制之下。

三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出笼

在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陆续建立从属于自己的傀儡政权之时，另一支从东北入关的具有丰富的扶植伪政权经验的日本关东军也在不断上演其操纵傀儡的拿手好戏。1937年8月27日，日军占领张家口后，即于9月4日成立了下辖10县的“察南自治政府”。“自治政府”设政务委员若干，以于品卿、杜运宇二人为最高政务委员，负责主持行政。下设总务处、民生厅、财政厅、保安厅及民政厅。日人竹内元平担任“自治政府”的最高顾问，各处、厅也都设有日本顾问，操纵着“自治政府”的一切政务。

10月15日，日军又在山西大同扶植成立了辖有晋北13县的“晋北自治政府”。伪政府设民生厅、教育厅及财政厅。清末举人夏恭出任伪政府主席，日人前岛升任最高顾问。

10月14日，日军占领归绥（今呼和浩特）。10月18日，“第二次蒙古大会”召开，决定将此前已成立的“蒙古自治军政府”改建为正式政府。28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归绥宣告成立，并将归绥改名为“厚和”。原军政府主席云端旺楚克（云王）任新政府主席，原军政府总裁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任副主席。“自治政府”设有政务院、参议会和政务委员会。德王兼任政务院院长。政务院下设政务部、财政部和保安部。“自治政府”下辖五个盟和两个特别市。1938年4月，云王病逝，德王继任主席，并仍兼政务院院长，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任副主席。“蒙古自治政府”同样被日本顾问所控制，日人宇山兵士为伪政府的最高顾问。

为便于加强控制和统一指挥，关东军策划将察南、晋北及内蒙这三个伪政权联合起来。11月22日，在日人金井章次的召集下，这三个伪政权的首脑人物在张家口召开会议，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联合委员”会下设总务、交通、金融、产业委员会。从组织建制上看，“联合委员会”此时尚未成为统管所有重要事务的政府机构，而只是一个协调性机构。

联合委员会在其成立的当天便致函关东军，请关东军对联合委员会给予指导。该函称：委员会的政务须适应占领地的军事要求，因此，“请求贵军给以大力协助，并特请贵司令官在幕后指导方面给予深切的关怀”。该函请关东军司令官推荐“日满两国人员”担任顾问、参议及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并表示“本委员会所管理及统辖的重要交通和重要产业，根据需要，可委托贵司令官指定日满各机关分别经营，或合并经营”。25日，关东军复函，表示将“尽力予以协助”。联合委员会设日籍最高顾问一名、日籍参议及顾问若干名，并规定：“联合委员会的决议，必须通过有关委员、最高顾问及有关顾问的协议”。日人金井章次任联合委员会最高顾问，并代行总务委员长职。

此后，关东军逐渐强化“蒙疆联合委员会”。1938年8月1日，联合委员会改组，原有的三个委员会改为部，并增设新部。改组后的联合委员会下设总务委员会和总务部、产业部、交通部、民生部和治安部等五个部。德王任联合委员会委员长，金井章次仍任最高顾问并代总务委员长。联合委员会由三个伪政权的协调机关逐步强化为领导机关。

1939年8月，日本驻蒙兵团决定进一步推进伪政权的统一，将“联合委员会”正名为“联合自治政府”。9月1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在张家口宣布成立。与“联合委员会”比较起来，“联合自治政府”拥有了更大的权力。原来一直存在的三个“自治政府”至此取消，“察南自治政府”改为“察南政厅”，“晋北自治政府”改为“晋北政厅”，“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所属各盟则直属“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管辖。新政权并规定了统一的旗帜和年号，以“黄蓝白赤白蓝黄”旗为旗帜，以“成吉思汗”纪元为年号，以公元1939年为成吉思汗734年。

“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德王为主席，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下设政务院、参议府、最高法院等。政务院下设总务、民政、保安、财政、产业、交通、司法七部及牧业总局。金井章次任伪政府的最高顾问。与华北和华中的傀儡政权不同的是，日本人除了担任自治政府的顾问外，还可直接出任各级政府的官吏。这与伪满洲国更为接近。而其独特的年号和旗帜的使用，也显示了日本企图使蒙疆地区脱离中国版图从而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意图。

四　傀儡政权的合流计划

当华中政权尚在策划成立中时，日本政府便已开始考虑促成华中和华北政权的合流，在此基础上再组建新的中央政府。在1938年1月11日的御前会议上，日本政府便作出决定：如果国民政府不接受此前日方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提出的强硬的议和条件，“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国政权。”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方面便展开了建立所谓“新的中央政府”的有关活动。

这一活动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促成占领区现有的傀儡政权的合流，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央政府；二是促成国民政府的分化瓦解，建立包括国民政府要员在内的中央政府。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着互相牵制的关系。日本政府很长时间内在这一问题上游移不决，无法作出以何者为先的决断，因此南北伪政权的合并一事虽有所行动，但进展很慢。

1938年4月，“维新政府”首脑梁鸿志等人及政府顾问原田熊吉曾北上北平，与“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等及其顾问喜多诚一人就合并问题举行会谈。但双方在若干问题上分歧很大，会谈未能取得进展。

为推动建立新的中央政府的工作，日本政府于1938年6月设立“对华特别委员会”，展开所谓“对华政治谋略”工作。这一工作既包括对国民政府中一部分人的诱降，也包括策动沦陷区的更重要人物出马，以组建中央级的傀儡政权。为保证陆军、海军和外务省之间的协调，该委员会由三方各出一人组成，分别为陆军中将土肥原贤二、海军中将津田静枝及外务省顾问坂西利八郎。该委员会设在上海，对外称“土肥原机关”。

7月8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了《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时的对策》和《中国现中央政府不屈服时的对策》两个文件。其方针是：如果国民政府对日投降，日本将把它作为政权的一部分合并于新的中央政权之中；如果国民政府不投降，则集中国力，尽一切努力将其击溃，或使其屈服。

7月15日，日本五相会议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该指导方针提出的步骤是：“尽快先使临时及维新两政府合作，建立联合委员会。其次，使蒙疆联合委员会与之联合。以后上述各个政权，逐渐吸收各种势力，或与他们合作，使之形成真正的中央政府。”对于联合委员会的机构组织及其权限，《指导方针》规定：（一）联合委员会应以临时、维新政府及蒙疆联合委员会三方代表组成，采取委员制，地点设在北平；（二）各地方政权的境界，仍维持现状；（三）各地方政权实行广泛的自治；（四）交通、通信、邮政、金融、海关、统税、盐税、文教及思想政策等共同事项，在联合委员会的统制下，由地方政权负责；（五）关于维持地方，在联合委员会统制下，由地方政权负责；（六）关于外交，其共同外交事项，是联合委员会的权限，与地方有关事项则由各地方政权处理。可以看出，各地方傀儡政权仍可拥有相当的权力。

8月下旬，华北与华中日军有关人员拟出联合委员会的成立方案。9月9日，日本五相会议据此确定了《联合委员会树立要纲》。同日，土肥原将华北、华中及蒙疆政权的首脑及三方的日军代表召集到大连，商讨合流问题。但是，日本关东军强调蒙疆的特殊地位，坚持必须保持蒙疆的独立系统，不许德王参加新政权。于是，土肥原只好首先考虑华北、华中两政权的合并。

9月20日，华北和华中两政权的首脑在北平举行会议，决定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22日，联合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正式成立。联合委员会设委员6人，王克敏为主席，朱深、温宗尧为常务委员，王揖唐、梁鸿志、陈群为委员。联合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该会主要协议关于交通、电信、邮务、金融、海关、统税、盐务、文教及思想等需要统制之事项。但由于南北两个伪政权及其背后的日军彼此间的争权夺利，联合委员会实际上就连这些方面的权力也未能行使，只是个空架子，不能处理任何实际事务。及至汪精卫集团投敌后，日本对联合委员会逐渐失去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