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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为抗战服务的文学艺术（第1页）

第一节　为抗战服务的文学艺术

“七七”事变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摆到了社会生活和时代意识最重要的位置上，面对这一剧变，中国文化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第一次真正统一起来。上海新闻界在“七七”事变之后立即创办了影响巨大的《救亡日报》，并迅速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前者为鼓舞全国军民坚持抗战作出了突出贡献，后者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雏形。

随着上海的沦陷，文化界人士多随政府迁往武汉，于1938年3月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誓“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群众，捍卫祖国，粉碎敌人，争取胜利。”在中华文协的组织下，广大作家、艺术家以“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相号召，相期许，决心在“在抗战中多尽斗争的责任”。他们不辞辛苦，不避危险，上前线，访战地，以笔为武器，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贡献自己的心智甚至生命。

抗战使文学艺术扩大了发展空间，同时也使文学艺术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获得了丰富的滋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造就了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第二个辉煌时期，成为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精神动力。

一　戏剧

话剧在抗战时期的文坛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抗战前期主要是一些迅速反映现实的街头剧、活报剧、独幕剧等，多幕剧只有集体创作的三幕剧《保卫卢沟桥》以及罗荪、锡金等创作的《台儿庄》、崔嵬与王震之等创作的《八百壮士》等。这些作品在艺术上还显得比较粗糙，其功能也如那些街头剧一样，及时反映最能激励中国人抗战精神的英勇事迹。到了抗战中后期，随着大后方局势的稳定，剧作家有条件观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题材的多幕剧在舞台上大放异彩，涌现出一批很有影响的作品。

抗战时期的剧作家，首推夏衍。他在短短的8年间独自创作了16部剧本，其中《心防》及《法西斯细菌》极富现实主义特征，影响最大。前者描写新闻记者刘浩如在日军围困的上海孤岛与汉奸特务进行斗争的故事，显示上海数百万中国人坚定的心理防线并不会被敌伪所突破；后者描写一个不问政治的细菌学家俞实夫在民族危难的关头不断觉醒并最终走上抗战激流的心路历程，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的历史时刻应该走的道路，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上极大的震撼，余味深长。

另一位享誉文坛的剧作家是曹禺。曹禺在抗战时期最有名的剧作是《蜕变》和《北京人》。四幕剧《蜕变》写于1938年，意在反映中华民族在民族战争中“蜕旧变新”的气象。该剧描写抗战初期某省立医院迁移到后方小城后，当领导的胡作非为，下面的人苟且偷安，整个医院变成一潭死水，后经公正无私的专员梁公仰的整顿，终于发生转变的过程。作品暴露了战时后方机构中贪污腐化、弄虚作假、发国难财的种种腐败现象。三幕剧《北京人》写于1940年，描写战前北平一个旧式大家庭的没落和崩溃，展开家庭中善良与丑恶、新生与腐朽、光明与黑暗的冲突、反映旧制度的社会基础已经随着社会进步在发生变化。曹禺在这些作品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特长，追求平淡深沉的美与戏剧性，显示了曹禺戏剧民族风格的进一步成熟与发展，是作者创作艺术在1940年代达到的新高度。

在大后方，话剧创作比较活跃的剧作家还有宋之的。他创作的多幕剧比较集中反映了抗战的现实，大多从一个侧面表现中国人在抗战特殊背景下的生活与心灵震**，其中《雾重庆》感人尤深。《雾重庆》描写一群北平青年学生流亡到雾气沉沉的重庆之后，由于政治腐败，他们报国无门，穷困潦倒，最终沉沦堕落。剧作以沉痛的情节、感人的形象揭露大后方黑暗社会对青年一代的腐蚀，也批评了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软弱性、妥协性。宋之的1943年创作的五幕话剧《祖国在呼唤》，以日本军队占领香港为背景，通过一对知识分子夫妇在革命者的影响下离开香港的过程，歌颂了革命者和知识青年献身抗战事业的可贵精神，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袁俊（张骏祥）的三个“小城故事”，即《小城故事》《边城故事》《山城故事》，名噪一时，其《万世师表》更是当时剧本创作中的佳作。《万世师表》没有设置曲折情节以及激烈的矛盾冲突，通过一系列感人的生活细节，着力塑造了大学教授林同可歌可泣、可亲可爱的艺术形象，展示中国知识分子清贫自守、坚贞不渝的道德力量。

陈白尘在抗战期间创作了《魔窟》《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等多幕剧以及总称为“后方小喜剧”的一组独幕剧，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大后方讽刺喜剧的发展，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好评。《乱世男女》描写抗战初期从南京逃亡到大后方的一群社会渣滓的丑恶形态，深刻暴露了社会黑暗与制度腐朽。《结婚进行曲》塑造的女知识青年黄瑛具有独立的人格，不愿做男人的附庸，执意走出家庭，自食其力，闯**社会，四处求职，然而处处碰壁，不得要领。万般无奈，她只好重回家庭，再做主妇，继续在苦难生活中煎熬。这部作品以喜剧的手法白描黄瑛的遭遇，语言机智，剧中种种荒唐现象在引起观众会心一笑的同时，也令人深思。

以创作小说为主的老舍也在抗战时期致力于话剧创作，先后创作有《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作）《张自忠》《面子问题》《大地龙蛇》《归去来兮》及《桃李春风》等。《归去来兮》可以视为老舍在抗战时期戏剧创作的代表作。剧本以讽刺幽默的笔调描写50多岁的知识分子乔绅国难当头却见利忘义，不要朋友，不顾家人，只知捞钱，成就自己的所谓事业，结果上了流氓丁影秋的当。

大后方话剧舞台最有成就的要数以郭沫若、欧阳予倩、阳翰笙等为代表所创作的历史剧。他们借历史人物之口喊出人民的心声，抗议当局的文化高压政策。尤以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最为突出，最为大胆。这些作品以古鉴今，表达中国人民反侵略，反投降，反专制，团结御侮，争取民主、自由、民权的心声。特别是他于“皖南事变”之后创作的《屈原》，实际上是借助于屈原这一艺术形象，表达作者对这一“千古奇冤”的愤怒与抗议。

欧阳予倩1942年创作的五幕剧《忠王李秀成》，以宏大的场景展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内讧，突出忠与奸的矛盾斗争，揭露“那班奸臣”的卖国行径，指责他们“宁愿把江山让给敌人，也不放过自己的弟兄”。只要稍微熟悉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摩擦与冲突的历史，都不难看出这部历史剧借古讽今的政治功能，其实是批评国民党高层的妥协派与投降派。

阳翰笙创作的历史剧有《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草莽英雄》等。《李秀成之死》与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取材相似。《天国春秋》完稿于皖南事变后，也是描写太平天国最高领导层不顾大局，相互倾轧、自相残杀的惨痛教训，并借剧中洪宣娇之口高呼“大敌在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以此影射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皖南事变”的事实。

在延安和各根据地，话剧创作也取得不小的成绩，尤其是在贴近生活、汲取民间艺术元素、促进话剧大众化方面，格外突出。由冀中火线剧社1942年集体创作、胡丹沸执笔的独幕剧《把眼光放远一点》，描写在反扫**斗争中一家农民兄弟的矛盾冲突，批判小私有者自私自利的短视行为，张扬广大农民目光远大、重义明理的崇高思想。

被迫留在上海的文艺工作者坚守在各国租界，和汉奸们肉搏，在敌伪的压制恫吓下继续奋斗。戏剧界以各种名义复排或上演了一系列反映抗战或激励人民坚持抗战的话剧和历史剧，如于伶的《女子公寓》《夜上海》《长夜行》《花溅泪》《心狱》《大明英烈传》，阿英的《明末遗恨》（后更名为《碧血花》，又名《葛嫩娘》）《海国英雄》（又名《郑成功》）《杨娥传》《洪宣娇》，李健吾的《爱与死之搏斗》《贩马记》等。

于伶的剧作大都以上海的现实生活为题材，在反映下层民众苦难生活和反抗意识的同时，着力揭露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们迫害人民的罪行。他的《夜上海》和《长夜行》都是其抗战时期的代表作。前者以开明士绅梅岭春一家在上海“孤岛”时期屡遭打击的悲惨命运为线索，较为恢宏地展示了孤岛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反映了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是上海变成孤岛之后最能够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长夜行》通过上海沦陷前后一群小学教师与敌伪斗争的故事，展现主人公俞味辛夫妇在贫病交迫与威胁利诱面前坚守民族大义，恪守人生节操，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爱国精神。

二　小说

作为文学艺术最便捷的形式，短篇小说在抗战期间获得了骄人的成就。像萧乾的《刘粹刚之死》、荒煤的《支那傻子》、艾芜的《两个伤兵》、罗烽的《横渡》、雷加的《一支三八式》等，都从不同的战斗场面刻画了广大军民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拼杀的壮烈场面。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语言通俗，内涵深刻，表现了在战火中锻造国人灵魂和民族新性格的主题。尤其是其对抗战时期中国新农民的刻画，更是继阿Q之后的新典型，显示抗战小说在思想境界上的深化。

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以辛辣的讽刺手法塑造了一位国民党文化官僚华威先生，他天真、可爱、糊涂，整日里为抗战奔忙，其实他每天忙的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别人吃饭。《华威先生》具有极强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它所讽刺的是有缺陷的人，这对于教育人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沙汀的短篇小说《在其香居茶馆里》，通过对川北回龙镇因兵役问题而引起的一场闹剧的描写，形象地再现了国统区乡村社会的阴暗和生活实际，暴露了国民党兵役制度腐败的本质。作品以茶馆为特定场所展开，富有生活气息和乡土色彩，在对假、丑、恶的冷峻描写中透出辛辣的讽刺力量。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迁徙到大后方的作家生活环境渐趋稳定，他们在继续短篇小说创作的同时，也开始用中长篇巨制反映丰富的抗战生活。比较有影响的中篇小说有姚雪垠的《牛全德与红萝菠》，作品塑造了两个不同社会出身和不同思想性格的农民，一个跻身行伍，英勇义气，但带有浓厚的“兵油子”习气；一个性格爽朗，胆小怯懦，具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他们二人平时常因小事争吵不休且结下私怨，但在一次激烈战斗的生死关头，前者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后者，伟大的同志之爱终于泯没了个人恩仇。

在民族化和大众化方面，赵树理以新颖独创的风格确立了其人民艺术家的地位。他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和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等，融合五四以来新小说的长处，将五四文学精神与新时代乡村文化结合在一起，以现代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性意识和忧患意识描绘中国农民在现代革命中痛苦、艰辛并充满欢乐与期待的心灵史。在艺术上，赵树理的作品充分吸取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说唱艺术中有生命力的因素，确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和“评书体”的小说样式，简约干练，不枝不蔓，语言诙谐通俗，质朴明快，幽默风趣，多为北方农民平常实在的口语，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看似浅近却耐人寻味，奠定了“山药蛋派”的基础，成为解放区文学的一面旗帜。

孙犁的作品格调清新，语言细腻，富有诗情画意，以谈笑从容的态度描摹时代风云变幻，风趣而不轻佻，开“荷花淀派”之先河。孙犁的作品有《荷花淀》《芦花**》等，均为反映冀中地区军民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生活记录，描绘出解放区人民在艰苦环境中坚挺不屈、乐观向上、健康纯洁的人情美、心灵美、人性美。

“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烙印”的女作家丁玲是20世纪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先驱，她在延安创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短篇小说，都是那一时代的代表作。前者通过年轻女性贞贞的不幸遭遇，以鲜明的笔调深刻批判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抑；后者通过女知识青年陆萍在根据地医院工作的经历，揭示先进与落后、科学与愚昧、改革与反改革的复杂性。这两个短篇延续作者长于心理透视的艺术手法，并明显增强了社会批判意识。

在长篇小说的写作和出版方面，首推茅盾1938年发表的《第一阶段的故事》。这部作品描写“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各阶层在民族危难时刻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心理状态和政治态度。皖南事变发生后，茅盾在第一时间以第一人称的日记体撰写了长篇小说《腐蚀》，作品以1940-1941年的重庆为背景，通过失足落水的女特务赵惠明的生活经历和复杂的心灵历程及痛苦反省，揭露顽固派破坏抗日、精心策划皖南事变的罪恶阴谋。

沙汀创作的《淘金记》《困兽记》等勾画出抗战时期的“风俗史”，被卞之琳誉为抗战以来最好的长篇小说。《淘金记》以战时四川农村为背景，描写在争夺开采金矿事件中，地主劣绅为发国难财而相互倾轧的故事，精心刻画和展示了性格各异的群丑图，那里有无耻的地痞流氓、凶残的帮会、奸诈的商人、阴险的地主婆等。作品虽然没有直接表现抗战，但通过对国统区一个阴暗小镇的揭露，和对一群底层民众生活状态的描绘，批判了与抗战格格不入的恶势力和腐朽的政治制度。《困兽记》描写四川一小城镇中一群知识分子在抗战初期的热情消退之后陷入无法自拔境地的心灵苦闷和抑郁生活，揭示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原因，真实反映知识分子共同的苦闷、抑郁、愤怒、期待和追求。

在抗战文学中最具有艺术成就的无疑是老舍的长篇巨制《四世同堂》，这部被誉为“民族抗战悲壮史诗”的长篇小说，以独特的语言功力刻画了古都北平西城一条普普通通的“小羊圈”胡同的底层民众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由忍辱偷生到醒悟反抗的历史过程。小说以旧式商人祁天佑一家四代的境遇为中心，展示了恢宏的历史画面和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作者以辛辣的语言文字讥讽市民阶层封闭守旧、苟且敷衍、惶惑偷生、麻木落后的“民族遗传病”，写出了被征服者的屈辱、痛苦、愤怒、仇恨与期待，弥补了抗战文学反映市民生活的不足。作者期待通过民族战争的洗礼清算历史遗传病，是继鲁迅之后以文化批判意识坚持不懈反思民族传统的重要作品。

巴金的《寒夜》也是抗战文学中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小说描写小公务员汪文宣一家在抗战时期的生离死别、家破人亡的悲剧，细腻刻画了汪文宣的卑琐、委屈、孤独、忍辱负重的屈辱心理，展示了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病态灵魂，揭示旧中国正直善良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及其社会成因。

三　诗歌和散文

抗战八年间，中国文学艺术界另外一项值得称道的成就在诗歌和散文方面。

愤怒出诗人。民族战争初期，街头诗、朗诵诗兴起，尤其是1938年前后，武汉、重庆等地兴起了朗诵诗运动的**。高兰的《我的家在黑龙江》等，采用自由体形式，融入戏剧中抒情独白的某些元素。

继郭沫若的《女神》之后，艾青在现代自由体新诗的创作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他的长篇抒情诗《向太阳》扎根于现实生活土壤，洋溢着欢呼光明、礼赞太阳的浪漫主义色彩。诗中写道：

太阳

它使我想起法兰西美利坚的革命

想起博爱平等自由

想起德谟克拉西

想起《马赛曲》《国际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