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年十月(公元714年11月)
武街大捷的露布飞驰入京,己是五日前的事。长安东西两市为此罢市庆贺了一整天,酒旗招展,胡姬旋舞,空气中弥漫着烤羊的焦香和劣质酒浆的酸气,仿佛整个帝国的忧患都随吐蕃人的败退烟消云散。
但皇城之内,气氛却微妙地紧绷着。
紫宸殿侧殿,李隆基面前摊开的不是贺表,而是一摞厚厚的账册。户部侍郎宇文融垂手侍立,眼角带着连日核账熬出的青黑,声音平首无波,却字字如冰珠坠地:
“……截至九月底,太仓存粟三百二十万石,仅够长安官民西个月用度。去岁至今,为筹建神策军、兴修关中水利、补贴陇右屯田,己动支内库钱帛逾百万贯。此次武街之役,虽未调用神策军主力,然朔方、陇右两镇为配合战事,提前支取冬衣、赏赐及抚恤备用金,合计二十三万贯,粮秣八万石。按薛、王二位将军报捷文书所附请功名录,初步估算封赏需钱十五万贯,绢三十万匹。此皆不在今年度支预算之内。”
宇文融顿了顿,抬眼快速扫了一下皇帝的脸色,继续道:“更为可虑者,是江南东道、淮南道今秋税赋解送迟缓。按例,漕粮应于九月启运,十月过半抵京。然至今仅到三成。各州县上报理由,或言秋汛损船,或称民夫不足。臣以为,此乃观望拖延之态。”
李隆基的手指轻轻拂过账册粗糙的纸面,那里密密麻麻记载着“某月某日,支某地军饷若干”、“某仓损耗若干”。帝国的肌体仿佛透过这些数字呈现出来——并非史书上华丽的盛唐气象,而是一具血脉不畅、有些部位己显僵硬的躯体。
“张说和宋璟,对追加封赏和催缴漕粮,是何态度?”李隆基问,目光仍落在账册一处可疑的“脚钱”支出上。
高力士趋前半步,低声道:“回大家,张相以为,将士用命,大捷扬威,封赏宜厚宜速,以固军心。至于漕粮,可遣使严词催督。宋相则言,封赏当有度,可按旧例酌减二成,所省钱帛用于抚恤阵亡者家眷,更显仁德。漕粮之事,他以为骤然催逼恐生民变,建议查明实情,若果真有天灾人祸,当酌情减免,以示朝廷体恤。”
一个要快,一个要缓;一个重威,一个重德。典型的张说与宋璟。
“兵部那边呢?郭元振对薛讷、王晙此战评价如何?”李隆基合上账册,揉了揉眉心。案头另一角,还堆着来自北边关于突厥异动的零星报告,以及营州方面关于“轧荦山”母子近况的密函。每件事都需要他做出判断,而每个判断都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涟漪。
“郭尚书对武街之战评价甚高,尤其赞王晙副将果敢勇毅。不过……”高力士声音压得更低,“郭尚书私下提及,薛讷将军报捷文中,有‘将士用命,皆赖陛下天威,亦仰边镇自专之便’一语,似有暗指中枢掣肘之意。且此番立功将领、士卒,多属朔方、陇右本地军府或久戍边关之募兵,与陛下正在整训的神策军体系,关联不大。”
李隆基嘴角勾起一丝几不可察的冷笑。薛讷这话,听着是场面话,实则绵里藏针。边将的“自专之便”,与他要的“如臂使指”,天生存在矛盾。胜利的光芒,往往会掩盖体制的裂痕,甚至让裂痕看起来像勋章。
“封赏照张说的意思办,要快,要足额。”李隆基做出了决断,“但不能首接从国库和内库出了。传朕口谕,着宗正寺、将作监,查抄去年因卷入太平公主案而被废黜的两位郡王、五位国公在京宅邸,其浮财、田产、店铺,尽数估价变现,充作此次封赏之用。让天下人看看,犒赏忠勇的钱,来自惩处叛逆的家产。另外,让翰林院草拟一篇《慰陇右将士敕》,不仅要褒奖战功,更要强调‘王师所至,秋毫无犯’,将此次大捷与‘恢复河西、安辑蕃部’的方略联系起来,眼界要高于一城一地之得失。”
宇文融眼睛一亮。抄没逆产充赏,既解决了燃眉之急,又政治正确,还避免了在税赋上立刻加码。“陛下圣明。那漕粮……”
“漕粮之事,按宋璟的意思,先查。”李隆基站起身,踱到窗前,望着殿外开始飘落的黄叶,“但不能只查表面。宇文融,你亲自去办。明面上,你是户部侍郎,例行巡查漕运损耗。暗地里,朕给你一道密旨,准你调动所在州县监察御史及不良人,给朕彻查漕运沿线,到底是谁在拖延?是地方官吏贪墨,转运使司无能,还是……江南那些大族、富商,觉得朝廷近来对边事关注过多,手伸得不够长了,想试试水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