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主任厉先生五十来岁,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子挽到小臂,露出块上海牌手表,表蒙子有些划痕。
他讲课不爱照本宣科,粉笔灰扑簌簌扬起,在从窗户斜射进来的阳光里打着旋儿。
“年光久的‘傻子瓜子’,到底有没有问题?”
厉先生把课本往讲桌上一搁,发出“啪”的一声轻响,“这算不算……尾巴?”
他故意在“尾巴”两个字上顿了顿,目光扫过台下。
这年月,能公开议论这种登上各大报纸的话题,学生们只觉得血管里的血都热了几度。
前排几个男生脖子都涨红了,交头接耳,声音一个比一个高。
“我觉得是。。。。”
世经班的班长陈启航腾地站起来。
他是干部子弟,说话带着一股子不容置疑的劲儿,右手在空中一挥,充满气势。
“马克思的。。。告诉我们,超过八人,就属于……生产关系,就是不对!”
“在理!”有人应和。
陈启航嘴角瘪了瘪,有些不屑。
他们哪里懂得下面人心中的迫切?
黄宗坐在张东健旁边,用胳膊肘碰了碰他,压低声音道:
“瞧见没?又来了,属他最闹腾。”
他和陈启航有些不对付,瞧不上对方用鼻子看人的劲,所以语气里满是讥诮。
张东健没接话,只从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
他盯着自己笔记本上画的一个瓜子图案,旁边潦草地写着“十二人”、“八人”几个数字。
凭什么?就凭多几个人就是……尾巴?
黄宗靠近张东健,问道:“你怎么看?”
台上,厉先生依旧在微笑,端起桌上的茶缸抿了一口,目光巡视下方,像是在期待着什么。
他知道这些年轻头脑里的火花,有时候比课本上的铅字更珍贵。
“我在想,”张东健的声音不高,但清晰,
“为啥七个人就是劳动互助,八个人以上就是兔子尾巴?这线是谁画的?拿什么尺子量的?”
黄宗眼睛一亮,猛地一拍大腿:“说得在理啊!”
他蹭地站起来,嗓门亮堂得全教室都听得见:“厉先生,我们认为这说法不对!”
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投过来。
陈启航转过头,眉毛挑得老高,那神情分明在说:你黄宗又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黄宗不怵,他清了清嗓子:
“年光久的瓜子解决了当地十几口人的饭碗,老百姓排队买他的瓜子,是因为他炒得香,货真价实。这怎么就成了兔子尾巴?
照这么说,咱现在到处新起的三产服务社,街道办的小工厂,算怎么个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