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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与新文艺 俄国 Lvov–Rogachevski（第1页）

契诃夫与新文艺俄国　Lvachevski

迦尔洵（Garshin）临死的几星期之前，读完了登在杂志“RusskaiaMysl”上的契呵夫的短篇“Stepi”（草原），欢喜雀跃，为新出现的天才的文藻之力，鲜活，新颖所蛊惑了。

他带着这短篇到处走，庆贺俄国文学界生了新作家，说道“觉得我心中的疡肿，好象破掉了。”

契呵夫的笔力，和那文体和手法的新颖，是杰出到这样，但那手法，却于亘契呵夫以前的文学上的两期，已加准备，在都介涅夫（Turgeniev）的“散文诗”里，在迦尔洵的作品里，在凯拉连珂（Korolenko）的作品里，都显现着的。

然而，都人士契呵夫，是最近俄国文学的富于才能的表白者。普式庚（Pushkin）专服事艺术，乌司班斯基（Uspenski）专服事真理，契诃夫则能使真理和艺术，融合起来。而政治底倦怠的氛围气和都会生活的新倾向，都在他的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上，刻了深的阴影。

真理与艺术的融合，是最近俄国文学的特色。

我大讽刺家而且是果戈理（Gogol）的继承者的萨尔替珂夫（Saltikov即Sh），做完《斑斓的信札》，于一八八九年瞑目了，而契呵夫的《斑斓的故事》，则以一八八六年出世，分明地表示了是果戈理和萨尔替珂夫的继承者。

关于一八八九年萨尔替珂夫之死，他寄信给普列锡且耶夫云，“我哀悼萨尔替珂夫之死。他是强固而有威权的人物。精神底奴隶而卑劣的中性的智识者们，由他之死而失掉顽强执拗的敌手了。谁也能摘发他们的罪过。但会公然侮蔑他们者，只有萨尔替珂夫而已。”

契呵夫自己，对于带着奴隶性和诈伪底精神的中性的智识者的丑污的行为，也曾加以抗争。但契呵夫的态度，并非雪且特林的“侮蔑之力”，也非果戈理的“苦笑”，是将哀愁和对于西欧的文化生活的憧憬之念，作为要素的。而在他的哀愁的底里，则有优婉的玩笑，燃着对于疲备而苦恼的人们和尽力于社会底事业的优秀的智识者，例如乡下医生和村校教员等的柔和的同情之念。

最初，他是写着没有把握的短篇的，但在一八八七年，作“Panihida”，印许多小篇，名曰《黄昏》，在一八八八年，著戏曲“Ivanov”，一八九○年，《忧郁的人们》这创作集出版了。在这些作品中，他所比较对照了的人物，是疲于生活，陷于神经过敏，被无路可走的黑暗的时代所抓住了的人们，以及自以为是的半通，装着安闲的假人和空想天雨粟式幸福的市人等。

如《或人的话》里的恐怖主义者，精神上负了伤，为非文化底俄国生活所苦恼的亚斯德罗夫和伊凡诺夫式人物的描写，是契呵夫得意的胜场。

契呵夫虽轻视了自己的处女作，以为恰如“蜻蜒”的生活上，缺少不得的“苍蝇和蚊子”似的东西，但渐渐也觉到自己的特色，一八八五年寄给朋友拉扎来克·格鲁辛斯基的一封信里，写道，“我迄今所写的东西，经过五年至十年，便被忘却的罢，但我所开拓了的路，却怕要完全遗留的。这一点，是我的惟一的功绩。”

将在俄国社会的黄昏时，静静地扬了声音的这诗人，俄国自然是决不忘记的。他特记了自己所开拓的路，也是至当之事，是俄国的生活，引他到这新路上去的。

到一八八○年为止，自由人文士的作品，为时代思潮所拘，作品的内容，带着一定的党派的倾向，大抵中间是填凑，而装饰外面的体裁，作家所首先焦虑者，只在所将表现的问题，而不在将内容怎样地表现。

然而契呵夫，据戈理基之说，则是内面底自由的文士，既注意于表现法，那内容也并不单纯，且有意义。他在所作的《半楼人家》里，笑那显有偏倚底倾向丽达（小说的女主角），又在《鸥》里，描写颓废派的德烈普莱夫和民众主义者的德里戈林，而对比了各自不同的倾向和特色。

契呵夫自己虽然是医生，是科学者，但以可惊的自由，讲了圣夜的美观，且述圣语之美。

“我怕那些在我所写的辞句之间，寻特殊的倾向，而定我为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的人们。我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保守主义者，也不是渐进论者，也不是教士，也不是不问世事者，我只想做一个自由作家，但所恨是没有做那样作家的才能。”

这是他自己的话，但他却比谁都积极地主张了内面底自由。

倘若以格来勃·乌司班斯基（GlebUspenski）为对于美景，闭了眼睛，以抑制自己的文艺欲，将自己的情操，表现于窘促的形式，如密哈罗夫斯基之言，不衣合于艺术家的华美的色彩之衣，仅以粗服自足，则契呵夫是将马毛织成之衣和铁锁解除脱卸，而热爱了色彩鲜秾音声嘹亮的艺术的。

在六十年代的作品中，留在“事业”的痕迹，他们的艺术、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表现的样式，则是达到目的的工具，但契呵夫的作品中，却有思索的痕迹。他所要的，不是艺术的分离主义（Separatism），即从实生活的分离，而只在脱掉了一定的束缚的艺术的自由独立。他以为文艺的要素，是在“个人的自由观念”的。

对于艺术的这新的态度，和无路可走的八十年代的氛围气，是有密接的关系的，当时的社会解体，人们个个分立，敦厚的人情，是扫地一空的状态了。

契呵夫式观念，即酿成于这样的氛围气里，他是脱掉一切思想底倾向的束缚，解放了自己的才能的作家。

对于这新艺术观，旧时代的评论家一齐攻击契呵夫了。受这攻击之间，都人契呵夫便极猛烈地痛击都会的恶习，以白眼来看世事的他，却觉醒了冷淡于社会现象者的眼，切望美和光明的生活的到来，不带什么一定的倾向的他，又将俄国实社会的倾向，比谁都说明得更锋利，暴露出国家的基础的丑态和空虚，描写了外省的都市中，所以连两个正直的人也没有之故。“俄罗斯的国基，是纪元八六二年奠定了的，但真的文化底生活，却还未曾开始”者，是从契呵夫的一切作品中所发的声音。

契呵夫决不为要动读者之心，故意写些异常的事。托尔斯泰批评安特来夫（LeonidAndreev）道，“他想吓我，然而并不怕”，但关于契诃夫，我们却想说，“他不吓我们，然而很怕人。”

为探求创作上的新路径，契呵夫所作为参考资料者，是摩泊桑（Maupassant）的作品。“摩泊桑早说过，旧式的写法已经不行了。只要试去读我古典文学家中的毕闪斯基（Pisemski）或阿思德罗夫斯基（Ostrovski）的作品就好。一读，那就会知道只是多么陈腐而常套的文句的罢。”这是契呵夫常常对人说起的。

都介涅夫、凯拉连珂、迦尔洵，都时时写了散文诗似的最小短篇，至于契诃夫，却以那短篇为主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