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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与马克斯1（第2页）

一切文明的本体，在壮丽的旅馆中，在模范庄园中，或则在大产业经营的建筑物中，在大有产阶级的大商店中。瑞士的一个钟表匠，费一生于书记或别的半从仆的生活，脱巡警的拘捕，而寻求着亡命的天地的小有产阶级直系出身的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是毕生没有出这阶级的圈外的，然而标举了圣书底豫言者的别派，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是撒但的作为，这是凯因的规定。”而且你们的富，你们的名誉，你们的文明，你们的艺术，你们的学问——这些一切，都不是必要的东西，所必要者，只有地上惟一的真理。那么，所谓真理者，究竟是指什么呢？依他的回答，便是平等。是造立经济底平等。由平等的经济个体，结起相互契约来，以创成国家底组织，国家尊重各人的平等，这么一来，则少数者的一单位，岂不成了对于大多数者，更无抗辩的权利了么？然而承认大多数者的原则底的支配权，平等人的支配权的这组织，依卢梭的意见，是真正的地上的极乐。这里有装入他的理想底内容的理由，他主张人们应该依照自然受教育，应该复归到自然所生照样的圆满无双的人——以前是文明使他堕落了的——去，并且从此又生出更新的女性的模范来，生出作为母性，是单纯而宽大，并且对于自己所受的任务，是用鲜花似的典丽——那时的有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上层的文明底女性，是没有灵魂的偶人——加以处理的作为朋友的女性来。卢梭将他自己的神的本相，分明地这样说，“有谁在我的心里说，人们应该平等，我们由活泼的劳动，由和自然的融合，而享受大的慰安，这是神的声音，是在不需什么教会的各人心里的神的声音。如果人们中止了榨取邻人，而成了在地土上作工的劳动者，则他在自己的心里，听到神的声音的罢。”

这回，来讲一个英吉利的例子罢。

还没有到制品时代，商业资本时代，只是铁的前进时代，即机械产业，工场产业勃兴未久的时候，在铁的堆积之下，被挤出了仓舍去的农夫，手工业被夺了的小手工业者们，便叫出怨嗟之声来。当这时，奋然而起的，是英吉利的豫言者嘉勒尔（ThomasCarlyle）。然而他的话，和卢梭的话是一样的。他向机械产业者说，“你们对着地主，城主，或则封建底的羁绊，扬着反抗的声音。但在封建时代，地主之不得不扶养农夫者，乃是和父对于子的一样的关系，而农夫是几与家畜相等，愈怠于饲育，即愈不利于饲主的。然而你们现在的态度，却过于不仁。你们以这不仁的态度，只在暂时之间，便榨取完穷人，或则吸尽了你们榨取过的地主的全身的汁水，要将这改铸为金币。你们胡乱搜集小孩，将他们的生命抛在机器里，要造出贱价的薄洋布来。你们有什么权利，能说你们是自由主义者，是求自由的人呢？和‘旧’相斗争的你们的根据，是什么呢？‘旧’者，比‘现在’还要好些，因为那时人们是神一般过活。但是，神是什么呢？神的规定是什么呢？那就是邻人爱。在已有定规的世界上，无需叫作竞争这一种不仁的关系。也无需叫作簿记、减法、利益之类的东西，以及强凌弱，和令人以为这是当然似的优胜劣败的争斗。应该回到人类关系的原始组织去。应该回到有机底存在，相互爱去。”

据嘉勒尔说，则这些一切，都以宗教底精神为前提，然而，无论什么，凡一切，都应该从被机器声，放汽声，数钱声弄得耳聋了的人们的内底感情，誊写出来。

四作为社会底理论的托尔斯泰主义

我还可以无限量地引用这样的许多例，然而诸君也知道着，当文化的黎明期将要过去的时候，或者那历程将要急激地到来的时候，旧时代是总从那中心里，生出时代的天才儿来的。他们站在旧传统中，以反抗旧世界，但对于旧传统，则在离开事实的看法上，以最理想化了的形式来眺望。

倘从这观点，来略略观察作为社会底理论的托尔斯泰主义，我们便即刻发见这样的事，就是，纵使托尔斯泰主义是取缔反动的护民官，对于反动的革命家，即揭起反抗资本主义的革命旗子的，但倘将不用未来而用过去的名义，或者用了称为未来而不过是变形底过去的名义，来挑发反资本主义的一揆的人们，都大抵归在豫言者的范畴里，则要而言之，可以说，托尔斯泰主义在那观物的方法上，是豫言者底的。

托尔斯泰比较了都会和农村，将理想底价值放在农村上，是事实。这大地主——托尔斯泰是大地主——对于有产者的一切东西，都抱着彻底底的反感；在他，凡是产业，商业，有产者底的学问，以及有产者底的艺术，无不嫌憎。他从小市民阶级，小官僚阶级——他由大地主的感情，最侮蔑这阶级——起，直到大肚子的商人，学术中毒的医学博士，技师，丰姿楚楚的贵妇人，以行政底手段自豪的大臣们止，都一样地怀着反感，他们是和他所希望的完全的融和的世界，相距很远的人们。

托尔斯泰的社会否定说，可以说是原始底的；还有，他自己的个性否定说，这在结果上，是带社会底性质的，但这在他的哲学观之中，已经讲过——到后来，要讲到的罢，他的社会否定说，是对于无为徒食者，放肆的资本家，智识阶级而放肆的官吏的一种地主底抗议，这位伟大的地主的“老爷”，是在寻求可以过显辛[192]那样生活法的理论的。显辛呢，作为诗人斐德是做脚韵诗，作为显辛，是农奴制主张者。斐德·显辛和托尔斯泰，都不避忌和站在反动底见地的别的地主老爷们相交游。对于这些地主老爷们，即使怎样地说教，也是徒劳，而且不能给与一点什么内底的满足，是连托尔斯泰自己，也由那伟大的聪明性，自己明白的。关于这内底满足，在今天的演讲上，我还想略略讲一讲。

他，赞美农村，同时也认识了农村的两个极端的对照的存在。这就是地主和农夫。

赞美地主，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因为这成了赞美寄生虫——掠夺者。地主是贪着别人的劳力而生活的。一面高扬着地主主义，老爷主义，又怎能讲平等主义呢，惟这老爷主义，乃是掠夺底，榨取底的色彩浓厚的东西，在托尔斯泰，惟这老爷主义，是他的憎恶的有产阶级的主要的标记，根本底的咒诅的对象。然而农夫却和这相反的。农夫对于坐在土堤上，和自己们讲闲话的善良忠厚的老爷们，全然很亲密；他们懂得老爷们也在一样地想，年成要好，银行是重利盘剥的店，是吸血机器；又在道德底的以及经济底的方面，只要没有直接接触到地主和农夫这种阶级差别底之处，是也能够大家懂得互相的调和点的。

作为那理想论，托尔斯泰使之和有产者底的都会相对峙者，是小家族的集合体这农民阶级。在这里，各人是和那家族一同，仗着自己的劳力过活，也不欺侮谁，从生到死，种白菜，吃白菜，又种白菜，而尽他直接的义务。

这有益的纯农民底生活法，还由了内底光明和内底充实而得丰裕。我们知道，惟有这样的人，是并不欺侮谁，送平和于这地上，而且同时履行着神的使命，即要表现那平和，爱，和睦的共存生活的伟大真理的使命的。他将平和实现了，而他的灵魂，是充满着大安定——就是神的安定——的意识。他已经不畏死，为什么呢，因为在他那里，已经没有了叫作自己，叫作自己的个性这东西，所以他既非个人主义者，也不是掠夺者。他植物一般过活，而在那完全的伟大的自然的怀抱里，静静地开花。他是生于“万有神”，而入于“万有神”的怀里的。惟有这个，是真的幸福；惟有这个，是可以称颂的社会组织。

托尔斯泰描写乌托邦时，是作为艺术家而用隐喻的，他用了伟大的那天禀，描写了将来的革命。这就表现在《呆子伊凡的故事》中。呆子伊凡说，“我无论如何，不愿意争斗。”虽是别国人侵入了呆子伊凡的国度里，来征服它，他们也不想反抗。他们说，“请，打罢，征服罢，将我们当作奴隶罢，我们是不见得反抗的，胜负不是已经定了么？”

这思想的过于乌托邦底，是谁也立刻知道的。而且在那里面，藏着什么内底的，根本底的谬误，根本底的矛盾，也全然明白。关于这事，大概后来还要讲到的。所谓谬误者，是因为人类之中，也有贪婪者，也有吝啬者，所以戒吝啬的说教和无抵抗主义的说教，为贪婪的人们，倒反而成了机会很好的说教了。来侵略呆子伊凡的国度的别国人，会非常高兴，这样说的罢——

“好，我要骑在你颈子上叫你当马，并且榨取你和你的孩子们。”

那个甘地，在印度作反不列颠政府的说教，是非常之好的事情，但他所说的反抗的形式却很拙，他向民众说，“你们曾经受教，以为一说到抵抗，便是手里拿起武器来，然而你们是应该用‘忍耐’这一种武器来抵抗的。”于是甘地便解除了印度的“呆子伊凡”的武装，将他们做成真的呆子了。甘地的宣传不买不列颠的绸纱和原料，不列颠政府是愤怒了的，然而时时等着利用甘地的机会，所以不买绸纱和别的一切苦痛，是都含忍着的，因为这在不列颠政府，倒成了将一切苦痛，转嫁于印度的“呆子伊凡”之上的好口实。

然而托尔斯泰是没有想到那无抵抗主义，会造出这样的结果来的，他相信很好的乌托邦，由此能够实现。

我在这里来讲一个明显的例子罢。

在托尔斯泰，是有内底焦躁和分裂的。因为他是伟大的艺术家，又非欺瞒自己，妄信别人的话那样的凡庸的评论家，所以他是知道得太知道了地，知道他作为未来的理想，所描写的社会底画面的内容，是已经过去的事，他在那有名的小说《鸡蛋般大的麦子的故事》中，就将这事分明地告白着。

人们发见了鸡蛋一般大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的故事，诸君是记得的罢。人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去请老人来，羸弱的跛脚的老人来到了，从他的身上，索索地掉下着泥沙。

问他这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他回答说，“但父亲还康健，叫他来罢，会知道也说不定的。”人们又迎父亲去。他是一个开初谁也不相信他是跛脚老人的父亲那样，又壮健又活泼的农夫。他进来了，而且看了，说，“这不知道呀，但问我的父亲去试试罢，他是还康健的。”将他的父亲叫来了。这是很少壮的汉子，无论怎么看，总是一个青年，要到阴间去，似乎距离还很远。他将这拿在手里，看了，于是讷讷地说，“是的，这是麦子，这样的麦，古时候是有过的。”

“但是，怎么会有那样出奇的麦子的呢？”

“古时候没有什么天文学者，也不弄叫作学问这个玩意儿，可是种田人的日子是过得好的，土地也很肥的。”

托尔斯泰就这样地暗示着空想底的，这世上未曾存在过的黄金时代，然而这是空想，他自己却分明知道的。托尔斯泰又描写着一种社会底幻想，以为呆子伊凡有一天总能够将那征服者、掠夺者弄得无可奈何。其实，呆子伊凡的神经，是见得好象比征服者的神经还要强韧似的。譬如基督的教训里，也有“他们打你左边的脸，便送过右边的脸去，打了右脸，又送过左脸去，打了左脸，又送过右脸去”这些话。这样地打着之间，打者的手就总会痛得发木，并且说的罢——“这畜生，是多么坚忍的小子呀，全没有用——”

于是打者的心里终于发生疑惑，搔着头皮，说——

“莫非倒是我错么？岂不是挨打的小子，倒是有着支配力的么？要不然，从那里来的那坚忍呢？”

在托尔斯泰，也有和这相似之处。他相信能够仗这样的无抵抗主义，叫醒使用暴力的人们的良心，用了由忍从的行为所生的好话，在恶人的心里，呼起真的神的萌芽的。

符拉迪弥尔·梭乐斐雅夫（VladimirSoloviev）——是伟大的神秘哲学者，几乎是正教信者，从这个关系说起来，和我们是比托尔斯泰距离更远的右倾底人物——曾和托尔斯泰会见，有过一场剧论。

对于托尔斯泰的主张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容许暴力，他反问道——

“好，假如你看见一个毒打婴儿的凶人，你怎么办呢？”

“去开导他。”这是托尔斯泰的回答。

“假如开导了也不听呢？”

“再开导他。”

“那汉子是在你的面前，给婴儿受着苦的呵。”

“那是，神的意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