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同志们,本评议会的所以召集,是因为要解决根本底的问题,就是,第一,×××的战术,即并不站在或一个特定的团体的见地上,而用一切方法,来援助×××团体或艺术家这一种用到此刻了的战术,究竟对不对。这是对的呢?还是非取“那巴斯图”的方针不可呢?据“那巴斯图”的人们的提案,是应该取杂志“那巴斯图”及其对于艺术家的态度,作为出发点的。他们又要求将文学上的“政权”付给“墨普”(墨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即非常幼小的,在艺术上,几乎并无表见的一个特定的团体。我可以完全冷静地说,而且也知道——同志瓦进,是不能清算现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站的立场的,为什么呢,因为惟这立场,是由生活本身所规定,而站在“那巴斯图”的立场上,则便是破坏一切工作的意思了。在这里还有应该记得的事,就是从亚历舍·托尔斯泰和“同路人”起,以至无产阶级作家的,真实的艺术家的最大多数,都在杂志《赤色新地》上做事,却没有和“那巴斯图”连合起来。这就因为杂志《那巴斯图》,连一个优良的“同路人”也引不进去的缘故,象那杂志所取那样的方针,是什么事也做不出来的。
再前进罢,这里有无产阶级青年在。我试问这些青年们罢:为什么四十人合成的这青年的团体,现在在“赤色新地”的周围组织起来的?为什么他们离开了“那巴斯图”的人们的?也许有人会说,瓦浪斯基**了他们了,使他们堕落了。现在姑且作为这样罢。但且看发生什么事,——就是,据“那巴斯图”派的人们的意见,则“锻冶厂”派的人们堕落了,一切“同路人”也堕落了,青年的大部分也堕落了,我国的所有作家都堕落了。如果几乎一切都已堕落,则剩下来的究竟是谁呢?是同志烈烈威支和罗陀夫,剩在文学里。但是,只这样,岂不是未免太少么?可惜我的时间已经过头了,我现在不能涉及此外的许多根本底问题了。
最后,还有应该在这评议会上声明的事——这就是我在这里当诸位之前所讲的话,并非作为一个瓦浪斯基,而是作为在“赤色新地”“克鲁格”“锻冶厂”和青年团体“沛来威尔”上做事的那文学的代表者,换一句话,则是凭了几乎一切活动着的青年的苏维埃文学之名,而说着话的。这文学,和我们同在。“那巴斯图”派的人们,是做不到的。如果本文学评议会对于这一节不加考虑,那就恐怕要犯大大的错误的罢。
瓦进(II。Vardin)的报告演说
本评议会,是在决定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方针的。同志瓦浪斯基努力要给人一个印象,仿佛对于文学一定的党的方针,已经存在着了的一般。然而假如党内已有着这样的方针,则主张相反的我们“那巴斯图者”便成了和党的方针反对。提出这样的问题来,于同志瓦浪斯基也许是有利的。然而这并不和实情适合。事实是这样的。在一九二一年,同志瓦浪斯基得到指令,是教他将或一种作家团体留在苏俄的方法……那时候,是不得不顾虑“毕力涅克”之类,逃到白军里去的。然而自此以来,已经经过了三年的年月了。在这期间,出了什么事了呢,在社会底政治底情势之中,有了怎样的变化了呢?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不同,究竟是什么呢?
同志瓦浪斯基用尽一切方法,试来分析现实,要从这现实出发。他通论文学,然而开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党的评议会,是只有从政治的见地看来的文学的问题,这才可以作为问题的事,他却不能理解。
同志瓦浪斯基的These(提要,)是“现下的情势和在文艺上的俄国共产党的问题。”然而他关于现下的情势,一句也不说,关于在文学的分野上的党的课题,也几乎没有说,比起一九二一年,比起那时所给与的方针来,他一步也没有前进。
想一想罢。人们到了党的中央委员会的评议会,来讨论关于文学的分野上的党的课题,而在会上,却绝不说起我们所生活着的社会底政治底情势;也绝不说起怎样提出现在所设的问题;“那巴斯图”的人们早就施行了的那剧烈的斗争,是因为什么而起的呢,也不给取说明之劳。而这剧烈的斗争之所以惹起,却正因为我们的眼前竖着重要的政治底问题;在我们的眼前,文学已在渐渐变了有产阶级的,有产阶级观念形态的手段;同志瓦浪斯基所立的立场,是使我们的敌人的政治底课题不费力,因此也就为一切反苏维埃政党及倾向所迎迓了。
根本的问题就在此。倘若我们不说这些事,倘若我们不从这里出发,倘若我们忘却了问题的本质,是在怎样地使文学成为我们本身的手段,倘使,再说一回罢,并不理解这个,不从这里出发,则我们就毫没有聚在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里的必要的。
请许我说一说同志瓦浪斯基应该做什么罢。现下的情势的特殊性,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试拿最近的党的文件——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采用的同志穆罗妥夫的提要来看罢。那文件里,记载着农村中的富农的成长,都市中的个人资本的成长。在这有产阶级的再荣的地盘之上,自然就有那观念形态的再荣,而且也自然底地,有了为巩固自己的立场计,利用一切可能的反无产阶级层的尝试,首先是钻进文学里,于是竭力将这利用于自己的政治底目的上的尝试,这是可以观察出来的。
现下的情势的别的性格底的特性,是在我们国里,正在感到或一种的退潮,正在出现着社会底反动的征候。这反动的气分,非但在非无产阶级层——智识阶级,市民之类里,这退潮,疲劳,悲观的气分,便是我党里面,也都侵入,感到了。如果拿那登在杂志《波雪维克》第二号上的同志布哈林的论文来一看,诸位便会知道我所说的并非空想底的危险,而在我们之前的危险,乃是全然现实底的罢。这时候,关于文艺的问题,岂不明明白白,有着最重要的意义么?
而在这事实的面前,同志瓦浪斯基说着些什么呢?他是从事于文学者的登记了;他以怎样的文学者存在,报告我们,排列了他们的姓氏了;他也编成了他们的履历了罢。这为党的评议会计,也许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诸位:这些履历——是完全的空事情。全部问题,是在这些履历里面,隐藏着怎样的社会底要素,怎样的倾向,怎样的观念形态的萌芽;这些人们,对于四近正在发生的政治斗争,做着怎样的职务,以及可有做出来的危险。这些一切问题,都不惹同志瓦浪斯基的兴味。他的立场的最大的错处,是在,在他那里,阶级斗争是不存在的,革命的事是不存在的。他就大体判断,他拿出对于艺术,不可有什么整顿,什么政治底干涉这一种新发见来。同志瓦浪斯基是在生活和政治斗争之外的。威吓着我们的危险,他是不看的。
诸位同志们,在现在的党的评议会上,必须顾及的现下的第三的政治底特性,乃是一切反苏维埃政党,对于现下的情势,是将那重要的希望,都放在包围共产党,党的解体和变质之上的,应该从这观点,将这问题,又从这观点,将同志瓦浪斯基的政策和实际,都加以批判。倘若,诸位,我们忘却了现下的情势,我们是不能解决面前的问题的。再说一遍——倘若我们之前,没有政治上的问题,我们是并无聚到这里来的必要的。
我们之间,也有爱发些艺术是艺术,关于趣味,是不能争的之类的议论的人。然而这样的想法,是不可容许的。同志瓦浪斯基说过,同志什诺维夫称赞了亚历舍·托尔斯泰的《亚蔼黎多》:我也从同志什诺维夫亲口听到过。同志加美纳夫(Kamenev)呢,曾对我说,他读爱伦堡,是觉得满足的。同志布哈林是写了爱伦堡的《茀里阿·茀来尼德》的序。
然而问题并不在同志加美纳夫或别的同志,读了爱伦堡,觉得满足或不觉得。问题是在这些文学,政治底地,于我们有危险呢还是没有危险。问题的本质,是在这些文学,对于大众给与怎样的影响。必须从这里出发的。近时,《共产主义者》志上,载着克拉拉·札德庚(KlaraZetkin)的回忆,那里面,记有关于文学的职分的,文学应该怎样走,向着那里走的列宁的最有兴味的注意。从这注意,我领悟了一件事——同志加美纳夫要读什么,是可以随便的,我们聚在这里的一切人,几乎都看着白系的文学,这是因为我们都已有了和这相当的免疫性的,然而我们不将这些一切文学,散布于广大的大众的罢。如果不如此,我国里就也不妨有出版的自由了。为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利益,也无赔偿,而征服火星的《亚蔼黎多》的那主人公,对于同志什诺维夫,也许给以艺术底欢喜的,但在广大的劳农大众,这些一切的文学,乃是最有害的毒物。倘使我在斯惠耳陀罗夫大学的列宁主义研究会里,看见拿着爱伦堡的女子大学生,我就这样说,“同志加美纳夫读爱伦堡,是一件事,然而斯惠耳陀罗夫的女子大学生,加以在现今的疲劳和悲观的状态上,来读这文学——那是全然,全然是另一件事。”再复述一回罢——对于文学的问题,我们所必要的,是从那及于大众的影响的见地来观察,别的一切见地,在我们,是绝不会有什么决定底意义的。
那么,党的文学政策,应该是怎样的呢?这政策,应该向着三个方向走。第一,我们有竭力妨害资产阶级将文学利用于那政治的目的的必要。第二,我们应该利用旧文学中的一切有用的东西,招引能够将利益送给我们的那一切文学者。第三,我们应该更进一步,为革命必须有自己的文学起见,讲究一定的具体底对策。
这些一切的问题,同志瓦浪斯基怎地解决着呢?他大抵非常满足。他能够给我们作“同路人”的长长的表,而这些人们,在他,是文学上的基础底势力,他依据了这些人们,以这些人们的名,在这里讲得很可以,而且惟有这些人们,据他所说,是倾听这里所讲的事情的。这些“同路人”者,究竟是怎样的人们呢?看一看同志瓦浪斯基的论文罢。这么一来,诸位便从中可以看出这“同路人”的致命底的特色了。同志瓦浪斯基瞒不住这是不可靠的人们这一个事实,革命不能和这样的人们始终相关的这一个事实。然而同志瓦浪斯基对于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文学,来替代这些的事,却一句话也不说。
再拿别的文件来看。此刻我的手头有着出版所“克鲁格”所印行的叫作《作家关于艺术和自己》的书。在这里面,他们将自己,将自己对于文学的见解,非常自由地叙述着。现在请容许我对于毕力涅克,唤起诸位的注意来。毕力涅克所说的话,比别的“同路人”更其显露着那性格。毕力涅克写着——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所以我不觉得我应该是共产主义者,我应该共产主义者底地来著作……对于共产主义者的俄罗斯的关系,是我的对于他们的关系……我要说明,俄国共产党的运命,只给与我比俄国本身的运命更少的兴味。在我,俄国共产党不过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环。”诸位同志们,你们知道么,那保威尔·尼古拉微支·密柳珂夫,对于这事,是也怀着和这恰恰相同的见解的。请再听下文罢。毕力涅克写着。“除了现在所写着的之外,在我是不会写的,也未必写罢——假使要强制我,则世间虽有文学的法则,但这并无强制文学底才力的可能。”这是又坦白,又正直的。还有,“右翼的布宁(出色的作家)和梅垒什珂夫斯基,左翼的绥拉斐摩微支——是旧的作家,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写,即使写了,也很不行,这就因为他们以艺术来替代了政治的缘故,以政治之名来写作的缘故,他们的艺术不再是艺术,停止了发响了。”诸君看见没有,将绥拉斐摩微支和梅垒什珂夫斯基,革命家共产主义者和反动家白军士,毕力涅克置之同列,说是都为政治所妨害了。我们知道,政治并没有妨害了绥拉斐摩微支的写出好作品《铁之流》来。
再听毕力涅克的话罢——“在新的文学上,什么是必要的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必要的是好作品,另外的事,将由此偿还的罢。”这是同志瓦浪斯基的见地。他也是一个不管那才能向着怎样的方向,而只要是“好作品,”“有才能的作品”的帮手。毕力涅克还称赞着出版所“克鲁格”和杂志《赤色新地》。毕力涅克想着——惟有这个,是健康的文学。同志瓦浪斯基挑选着好作家,挑选着“好作品。”而且对于这些好作品,“不用纸币而付现钱,”也是很好的事。
是这样的“同路人。”要他们更拿出所能给与的东西以上的东西来,他们是不能的。这一事必须理解。但许多人们没有理解。于是对于“同路人”的非批判底态度,便弥漫了。在这意义上,揭在《真理报》上的同志渥辛斯基的今天的论文,是有趣的。他就卢那卡尔斯基的最近的戏曲而言。他用了很柔软的句子,表示着这作品是怎样地不满足。后来,同志渥辛斯基是这样说——“即使说是或种文学,有向着神秘底反动底的形态观念这方面的隐约的倾向,但和从事于将没有党员证的文学,积极底地狩猎出来的乱暴的同志们(杂志《那巴斯图》)异其意见,也不妨事的。”
这意思,就是说,因为“那巴斯图”的人们注视着他们的向神秘主义和反动的隐约的倾向,所以不好。同志渥辛斯基呀,当革命第七年,在苏维埃共和国,公然宣传神秘底反动底形态观念的人,是一个也没有的呵。
假使“那巴斯图”派之罪,是在曝露“同路人”的“隐约的倾向,”那么我的意思,是以为这决不是他们之罪,而是他们之功。本党不能不说“那巴斯图”的人们,是尽着党的义务的罢。即使这是极隐约的现象,但在资产阶级底神秘底反动底形态观念之前,闭了眼睛者,即此便犯着罪的。
再前进罢。我们的出版所,大杂志的政策,是怎么样的呢?很多很多的大半是敌对我们的文学,由我们的苏维埃的机关传播开去。因为这些文学,是从国立出版所及别的党苏维埃的出版所所印行,并且先是《赤色新地》,印刷在我党的杂志的页上,大众便以为这才是真实的革命底文学,容受了。在我们的高等教育机关,在我们的劳动大学,青年们以为这文学是革命的文学,容受着。我们的年青的后进,是从毕力涅克,尼启丁,爱伦堡,开手文学底地研究着革命。我们的高等教育机关和劳动大学的文学教授——大多数是旧的教授。他们依据了同志瓦浪斯基及别的批评底评价,将这些文学,当作真是革命的文学,教授着学生。
这样的状态,我们还能够忍耐下去么?还没有从我们的文学里除去其实并非革命底的一切商标的必要么?
我们的出版所和编辑局的这样的政策,靠着苏维埃共产主义底招牌的一切毕力涅克主义的遮蔽,有必须永久完结的必要的。
在这里,我们于是到了别的重要的问题——我们的文学批评的问题了。
我国的重要的批评家,谁也知道——是同志瓦浪斯基。但我要决定底地说——瓦浪斯基不是波雪维克的批评家。在他那里,并没有对于所批评的文学的马克斯主义者底态度。在他那里,是已经有着从培林斯基时候以来所承继的传统底智识阶级的批评的。(席上之声,“这不是坏事情!”“他是依据着旧有的遗产的!”)诸位同志们,这旧来的遗产,应该知道利用。但是,同志台尔,你不是曾经揭发过,旧来的遗产,例如,即使是蒲力汗诺夫,也不能利用么?于此我要说,瓦浪斯基没有对于文学的波雪维克底,马克斯主义者底态度。而别的批评家,是跟着他的方针的。
例如,有一个叫作普拉苻陀辛的人,他是先前的S。R。(社会革命党员,)其实呢,现在也还是S。R。。由同志卢那卡尔斯基和斯台克罗夫所编辑的杂志“KrasnajaNieva”的批评栏,实际上是这普拉苻陀辛指导着的。这杂志的五月一日号上,普拉苻陀辛登载了关于凯进的批评论文,普拉苻陀辛是大赏识了凯进的诗了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其中并无宣传,宣言,战斗底阶级底忠义主义,抽象底市民底调子存在,而惟这调子,是内面底地,非音乐底,非第一义底的,但凯进的各诗——常是真实的人间底体验的断片,是谐音。”